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强大，不仅决定于它的综合国力，更在于它的文化软实力ㅡㅡ社风民俗。良好持久的社风民俗乃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象征，是国家民族真正强大和长治久安的重要体现。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壮大、发展至今，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她的勤劳勇敢精神、高尚的社会风气及淳厚朴实的习俗所然。

     (北宋)苏辙在《论台谏封事留中不行状》中说：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其意思是说：如果社会风气好了，习俗正了，中等道德觉悟以下的人就会自我勉励去做好事；如果社会风气不好，习俗歪了，中等道德以上的人也会自暴自弃而去做坏事。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曾说，周代论富强不如秦，论广大不如汉，却能绵延八百多年，这正是它醇美的风俗使然。可见一个好的社风民俗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是多么的重要。

    社风民俗是映射社会和民心的一面镜子。一个朝代，如果政治清明、风清气正、以民为本、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就会产生好的社风民俗，国家就一定能强大和长治久安。否则，利益的不一致性，就会使整个社会失去凝聚力，国家与老百姓之间、老百姓与老百姓之间就会出现信任危机，人人都想着自己，互不信任，相互拆台，就会为个人或者局部利益而陷入无休止的内耗和争夺之中，加剧社会矛盾和阶层的分化，老百姓失去了对国家的认同感，整个社会就会世风日下，道德滑坡，重功利而轻道义，离心离德，一盘散沙，从而变得软弱可欺，长此以往，不仅有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甚至还会引得外敌的虎视眈眈，增加国家的战争风险，也会给外部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这已经是被无情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一个事实，我们必须对此提高警惕。

    在封建社会里，大多数的当政者为了他们自己及少数人的利益，他们除了用铁腕手段来维持对广大老百姓的统治之外，还用忠、孝、仁、义等封建礼教来教育人民，给他们描绘出一副在保存阶级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其结果不仅是越治越乱，社风民俗更是每况于下，混乱不堪，使国家和社会始终处在兴盛衰亡的周期律之中。毛泽东精通中国历史，总结了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对其赋予了新的解释：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做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对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从而使我们共产党人跳出了历史的周期律，解决了中国历史上治理国家的难题。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国家与老百姓的利益是一致的，一切政府部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始终遵循这个宗旨，所制定的一切政策法规是符合并顺应民意，代表了人民利益的，所以我们的社会始终蓬勃向上，且和谐稳定，有凝聚力，政府和人民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老百姓也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做，这是我们国家之所以变得强大和长治久安的根本。

    近代以来，正是由于国家软弱，社风民俗日下，才使我们遭受到了列强的欺侮。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不管人民的死活，不仅苛捐杂税繁多，还搜刮民脂民膏，更是丧权辱国，致使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官府与老百姓之间的对立，外国列强们了如指掌，他们看到了我们的软肋并利用了这一点，从此找到了对我们下手的契机，达到了他们想要达到的罪恶目的。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海棠血泪”至今仍在我们国人的心中隐隐作痛。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当英国侵略者在广州一带登陆的时候，当地的民众不但在远处观战，有的还主动向侵略军出售蔬菜牲畜粮食等，许多民众认为，他们是在跟皇帝打仗，与我无关。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当地部分民众也加入到了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动之中。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仅一万多人便在十天之内就攻陷了北京，而城内十多万中国守军及群众却未做大的反抗阻止侵略者，使其轻易得手。侵略者由于人手不够，便花钱雇佣老百姓，帮他们推小车拉货，解决自己的后勤保障问题。当他们攻到了北京城下，因城高池厚，而攻不进去之时，就有民众告诉侵略者，广渠门的下水道未曾设防，于是，他们便从广渠门下水道鱼贯而入，顺利地进了城。在进攻皇宫时，许多民众还帮着填壕沟，扶梯子，有的坐在墙头上帮着联军瞭望，更有甚者，还帮联军绑架中国人，砍中国人的脑袋，真是不堪回首的一幕。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蒋介石的真投降假抗日，社风民俗每况愈下，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政府和军队腐败成风，正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军队斗志低落，军纪废弛，他们不去抗日，却祸害百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总司令的陈诚，在其《陈诚回忆录》中说：“军纪废弛已极，河南民间早就有‘宁愿敌军烧杀，不愿国军驻扎’的口号，虽不免过甚其词，但军队纪律的败坏，实在也是无容为讳的事实……军民之间俨如仇敌，战事进行中，军队不能获得民众协助，自属当然。”足见老百姓对国民党军队的憎恶到了什么程度。正如美国作家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所说的那样：“1942年，日军打到豫北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农民配合民族敌人攻击汤恩伯的军队。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这么干呢，难道日军会比蒋军更坏吗？”

    与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了民族和百姓，深入敌后团结人民全力抗战，并努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得到了老百姓的大力支持，所以才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抗战。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的那样：“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经过了十四年抗战，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在解放战争中，为了吸引住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毛泽东带领中央前委与敌人周旋，在转载陕北一年多时间里，有时与胡宗南的部队擦肩而过，有时就相隔一个山头，此时只要有一个人给敌人通风报信，二十多万兵马的胡宗南必会猛扑过来，而两万多人的西北野战军又远离前委，仅有几百人的前委的命运就可想而知。因为毛泽东已经与陕北人民融为了一体，才使得他有了如此的胆略。鱼在水中焉有不能敖翔之理。

    解放战争中，人民群众大力支援解放军，送军粮抬担架，终于使我们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正如陈毅元帅所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道出了兵民一家是胜利之本的真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是在经过了百年战争创伤的基础上搞建设的，在党的领导下，白手起家，因为党和政府都是在为人民服务，所以人民建设国家的热情很高涨，全国开展了学雷锋、焦裕禄等活动，社会风清气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们仅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拥有了两弹一星的国家，第一次使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了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没有丝毫自己的私利，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是共产党人永远遵循的准则，正因此，即使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还始终受到了人民的拥戴，这是任何一个政党都做不到的。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就是因为顺应了时代潮流和民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一心一意为老百姓服务才走到了今天。这种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决定了我们共产党人只要能够和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站在大多数人民的一面，就能塑造出一个国泰民安的社会大环境，只要我们始终不脱离群众，能够团结依靠群众，良好的社风民俗就能够持续下去，我们的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一举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也得到了极大地提升。但我们在过于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与民对立和争利的情况，致使我们在精神层面出现了道德滑坡、社风民俗变坏的情况，这些无疑是与我们共产党人的宗旨背道而驰的。我们党也正在加大力气纠正和克服这些错误。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晚年晚年曾说过两句话，至今读来都令人肃然起敬。他说：“一个国家的经济落后了，并不可怕，我们可以用十几年赶上去，如果风气坏了就是几代人也难恢复。社会风气坏了是用钱买不来的。如果一切都靠金钱来衡量，那么这个社会还能有什么发展呢？我看是不会有太大进步的”。他还说：“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钱老的话语重心长，振聋发聩。他道出了一位科学家不是对国防建设而是对社会风气不正的担忧。他不仅是一位受人敬仰的科学家，更是一位高瞻远瞩、纯粹无私、关心百姓的社会科学家，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