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乃由来已久的节日，不仅是一笔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一支点染浓墨的画笔：这支大笔，只要去拿便能轻松拿起，两千多年来它所以传承不息，正因为它在努力勾勒出一个民族魂灵的特质：厚重，而不失灵动。

    清明在人们的心目中大概是两个景象：上坟和踏青。我的祖父和外祖父早在文革时期都被迫害致死，那时候我的先人连个像样的坟茔都没有。我心目中祖父的形象，只是过年的时候才拿出来的一张老照片。因此，我小时候并不懂得为什么要上坟，只知道大人会谈一些过去的事情，谈着谈着会掉下眼泪，在一片田野之间，我们要估摸着坟头的位置跪下磕头。而后，便可以和表兄弟们在原野中奔跑、嬉闹。长大之后，随着阅历渐长，才悟到了清明传统中寄寓的人生哲理：死生之际，生生不息。

    清明，是祭奠逝者的日子。我们这代人，没有赶上“破四旧”、“文化大革命”那个举国若狂的年代，但恰恰赶上了四旧破除、文化革命后中国文化与观念的支离破碎、满地狼藉。曾几何时，一说祭奠便是封建迷信，是我们这代人从小被灌输的思想。于是在父辈们上坟的忙碌中，看不见他们对亲人的虔诚与追思，躲在一旁以“文化人”的眼光窃笑。今人常说的“移风易俗”，本身便是从儒家谈论礼乐的经典中照搬出来的词汇，是我国一项悠久的政治传统，虽然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内容。但看似寻常的社会风俗、民间习惯，实际上便是国民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有本有源，是个庞大、复杂而渊深的文化系统。譬如源远流长的清明风俗，有其内在的精神及其外在的形式，并非一纸政令或一纸文告，把中国式的祭品改成欧洲式的花篮那么简单。移风易俗绝非乱名改作，是一个民族精神面貌的塑造。历史的惨痛教训表明，即便拥有一时的强权，或一时的政治思潮，也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历史文化根基，能够天马行空、可长可久。

    祭奠，无非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荀子讲：“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生与死无疑是人生的重大命题。人类无力改变自然的规律，但能够“始终具善”，做到“人道毕矣”，也就可以没有缺憾了。为此，《大戴礼记》云：“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通过“春秋祭祀不绝”，是为了向死者“致思慕之心也”。至于准备祭品，把逝者当做生者供奉，则是向社会表明：“死且思慕馈养，况于生而存乎？”可见，在我国的文化系统中，通过清明和十月一春秋两季的扫墓习俗，以非常人性化的手段 ，在无形中弘扬着“孝”的核心道德观念。祭祀是生者的精神活动，在生命的传承中，通过对祭祀节奏与仪节形式的巧妙安排，让生者在习俗中不忘逝者，让逝者在生者的思念中永生。用当代的话讲，清明的习俗培养着人们感恩与敬畏之心，让在世路中疲于奔波竞逐的生者，多一点宁静，少一点焦躁。逝者已矣，清明的祭坛上，供奉的乃是生者的魂灵。

    但这一切不是在教堂神秘的灵魂救赎之中，却是在生者的踏青之旅，对逝者的追思交融于明媚的春光，这正是清明文化独特的魅力。这让人想起《礼记》上孔子师徒一段年终参加“腊”祭的对话。师徒回来后，孔子问子贡：“高不高兴啊？”子贡回答：“全国人都和疯了一样，有什么好高兴的呢？”孔子的回答却揭示了一个非常朴实的人生哲理：“大家辛苦了一年，才有今天的放松，人总得有张有弛啊！”这里的“腊”祭，是不是中国古典式的狂欢节呢？走出了自己的文化系统，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已经非常隔膜，甚至是怀着蒙昧的鄙夷，也就会对新鲜的洋玩意儿倍加追捧。但回到清明的习俗，仍然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原来它是如此的渊深、平易与灵动。

    作者胡春雨，济南民革文史研究会理事，山东鹊华律师事务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