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文革”中的郑律成

    “文革”开始时郑律成被打成“黑帮”隔离过。他和金帆⑻一起被关在中央乐团的一间小屋里，这间屋在厕所的下面，有臭水往下流。当时他还有一点自由，比放平好一些，星期六可以回家。关了一阵子，干的是打扫厕所、拔草、写检查。

    造反派要把用厕所纸篓做成的高帽子扣在他头上时，他愤怒地将纸篓摘下扔在地上。

    当造反派让“黑帮分子”排队唱《牛鬼蛇神嚎歌》时，他不服气，原来的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而他则唱成：“我不是牛鬼蛇神，我不是牛鬼蛇神，我没罪，我没罪。”

    造反派整他，就说他是“大特嫌”，是“朝修特务”，造反派扬言要抓出中央乐团的“大鲨鱼”，“大鲨鱼”就是指郑律成。造反派说：“抓出‘大鲨鱼’来，你们要吓死人。”但是郑律成无所谓，他说：“你们光说不抓，有‘大鲨鱼’就抓出来嘛！”因为他心里没事，所以一点也不怕。

    他当时没任何职务，什么官也不是，所以不是“当权派”。红卫兵打他们“黑帮”时，有同情郑律成的人先告诉他了，所以他没怎么挨打。

    这时有一位李序⑼同志出来偷偷地搞“反调查”，就是想把那些诬陷郑律成的材料都调查清楚，全部推翻。这个情况很特别，因为在那个时候搞“反调查”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李序同志也是中央乐团创作组的作曲家，他和郑律成在一个创作小组，是好朋友，两人无话不谈。李序非常尊重和信任郑律成。李序的基本观点是：像郑律成这样的革命音乐家，绝对不可能是特务。因此，他决心冒着危险去做调查工作。他曾经访问过郑律成的许多老朋友、老战友，如杜君慧同志、贺敬之同志、朱理治同志，所有同志都异口同声地说：郑律成的历史清白，没有任何问题。

    李序同志之所以敢于冒着风险搞“反调查”，他也是得到了当时中央乐团军代表的默许的，调查收集到的材料，也给军代表看过。但是，不久后江青突然骂乐团军代表是“坏蛋”，是“杨成武的人”、是“五一六分子”，并将他关进了秦城监狱。这就给了李序同志更大的思想压力。

    郑律成本人对“文化大革命”在开始时也看不清楚。他也糊涂，还以为江青这人不错呢。戚本禹1967年4月到中央乐团来讲话，说：“你们乐团有很多人才，欢迎李德伦、瞿希贤、郑律成、梁美珍等人出来亮相……。”戚本禹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红人呀，他这么一说，等于解放了郑律成，有人就建议郑律成给戚本禹写封信，表一下态。他说：“给戚本禹写什么信？我不认识他，要写信我给江青写，在延安我认识江青。”这说明一方面他对“文革”红人戚本禹不屑一顾，同时也说明在“文革”开始时，他对江青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

    但是他对毛主席的那条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在“文革”中到处被引用很反感，并对批斗当权派的时候采用暴力手段，也认为完全不对。他说：“这是什么时候的语录？当时是斗地主，反封建。现在是人民自己的政权，这样又批又斗，不是自己把自己搞乱了？”我当时是完全相信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路线的，说：“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这样搞是不行的。”他说：“即使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也不应这么搞。国家应该有法律，应该依法惩处、制裁。”我们的思想不一致了，我说他右，他说我是奴隶主义，没独立思考能力。他还说：“中国社会封建残余太厉害，没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封建主义思想都保留下来了。”

    他始终抱有一条信念，他说：“事情会变化的。别看现在乌云满天，将来也会变的，不会永久这样下去的。”

    从1967年5月开始，他又开始参加中央乐团的一些创作活动，如曾经根据上级的指示，为了写交响音乐《海港》，让他随创作组到上海港去体验过生活。后来又参加过毛主席诗词歌曲的创作。但是他的创作始终没有受到过重视。

    1969年国庆二十周年的时候，郑律成计划谱写《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九个乐章的大合唱。留下来的有部分乐谱，有作品提纲和创作计划。这些都是在挨整时写的。

    1968、1969年，他自己开始整理谱写过的毛主席诗词作品了，到1970年整理出20多首。其中有些诗词是“文革”前就谱写了，又在“文革”中修改、定稿的。他说：为了写《沁园春•雪》，他曾先后五次去八达岭看雪景。他往往是先酝酿出一个音乐主题，搁在那儿，过很长时间之后再拿过来看，觉得行就留下，觉得不行就废掉。他说：“谱好之后不要马上拿出来，不要急着就用。这就像做钢琴的木材一样，把木材伐下来之后，要放在深山老林经风吹雨打多少年，完全风干之后，等它不会变形了，再拿来做钢琴。音乐创作也是一样的。”

    郑律成将这20多首毛主席诗词歌曲的谱子抄写得整整齐齐的，还专门请乔羽同志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上了毛主席诗词。做这事情时我在干校劳动，是李序帮他们做饭。最后，郑律成将这些作品装钉成精美的一册，送到了中南海，想交给毛主席。他寄希望于毛主席能够看到他的歌曲，能够让他的歌曲有演唱的机会。

    这之后，江青曾经让有关合唱团试唱郑律成的毛主席诗词歌曲，说是要听听反映。是严良坤指挥中央广播合唱团试唱的。但是，试唱完了，于会泳却要批判郑律成的诗词歌曲，乐团还专门组织了一批人来批判，把郑律成的毛主席诗词歌曲批得一塌糊涂。

    郑律成对此事非常恼火，他很痛苦，很焦急地说过：“只要让我的作品与群众见面，让群众听到，让群众来鉴别，我就满意了。”

    “文革”中有一段时间他是很悲观的，他经常对人说：“中国人把我当朝鲜人，朝鲜人把我当中国人。我怎么办也是不行。将来我到大兴安岭去开荒、种地算了。”他说这话时，情绪是非常苦脑的。

    郑律成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作品，应该是他创作的又一个高峰。他写得非常的认真，例如合唱《忆秦娥•娄山关》（他有两首《娄山关》，一首是合唱，一首是群众歌曲，我说的是合唱的那首）有悲壮色彩，很特别。他的合唱《十六字令三首》，音乐真是排山倒海，非常有气势。

    他的一个笔记本上写着：1973年2月7日去北京电影制片厂上班。那时北影要重拍电影《南征北战》，导演提出要请郑律成来写电影音乐。但是后来于会泳说：“郑律成不是我们的人。”就没有让他写。

    于会泳还想批判郑律成的《延安颂》，说“郑律成在延安时期就应当批判，他的《延安颂》完全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感情的。”听到这个批判，郑律成非常生气，他说：“于会泳懂什么艺术？他分得清楚延安和西安吗？我在延安写《延安颂》的时候，他恐怕还在西安穿开裆裤呢！”

    1973年夏天，郑律成随文化组的一个观摩小组去四川成都，后来又去重庆看了话剧《针锋相对》。郑律成对这个话剧很欣赏，想把它推荐到文化部，调到北京来演出。这个话剧是写重庆谈判的，人物中有周恩来。后来，郑律成亲自将话剧送给了胡耀邦，胡耀邦也很赞成。那时邓小平在工作，邓小平报告给了毛主席。据说毛主席也同意了，说：“可以演。”但是《针锋相对》在“文革”期间还是没能到在北京上演。“文革”结束后不久，话剧《针锋相对》就到北京来上演了。他们还要让郑律成谱写音乐。

    1974年，他带队到北京维尼纶厂深入生活。当时创作了《维尼纶工人之歌》。从维尼纶厂回来后，他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歌曲创作班讲怎样创作歌曲。这个讲话是有录音留下来的，讲话时间是1974年8月15日。

    “文革”后期他去了大庆，想创作表现大庆的音乐作品。可是重点节目又不让他写。他的日记上写着：“王铁人是歌剧主人翁”。他又想写大庆题材的歌剧了。他给组织上写了好几次信，都不理他。写歌剧的事情也没有下文了。

    他又提出想写《大庆组歌》。可是这个题目又被创作组抓去了，也不让他参加创作。

    到“批林批孔”的阶段，郑律成看出了“四人帮”是想通过“批林批孔”来整周总理。他这点对毛主席非常有意见。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说：“把林彪写上宪法，写进党章，都是太封建了。”他认为毛主席周围的一帮人不怎么样。他说：“毛主席糊涂了。”

    “文革”后期，有一段时间让郑律成出来工作，还列席过中央乐团的党委会议。他和李德伦、严良坤、殷承宗一起接见过日本中央合唱团指挥田中先生。

    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不同意，他认为邓小平同志抓生产是对的。他还称赞陈云同志“头脑冷静。”这时，上级布置要创作批判邓小平的歌曲，他非常明确：“不批邓，不写批邓的歌曲。”他坚定地说：“我不为他们写一个音符，决不为他们歌功颂德。”为了躲避，他请病假，离开了北京。1976年年中，他和乔羽同志一起躲到下边去了。他们去的是山东的微山湖地区，他们一起为电影《锁龙湖》谱写音乐。住在一个大湖的边上，每天都在湖里抓鱼。电影《锁龙湖》拍摄完成了，但是没有怎么放映，是反映那个时代的作品。

    郑律成非常喜欢微山湖的自然环境，他甚至想在那里盖几间房子，每年都到那里去住些日子，到那里去打鱼、写东西。那里的人们都很豪放，说：“你想在哪里盖，我们就给你在哪里盖。”一个院子只要500元。事情还没有做成，“文革”就结束了，不久郑律成就去世了。

    十一、郑律成的去世

    “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这使郑律成太高兴了！他立即奋发精神，准备谱写《周总理组歌》，想用作品来表达对周总理的崇拜和纪念。歌词已经请人写好了。他对我说：“写这部作品不能老是哭哭啼啼的，应该是歌颂、怀念。这是一个组歌。”

    他参与了中央乐团党委会对揭批“四人帮”斗争的领导工作。

    这时张家口京剧团要演出京剧《八一风暴》，戏中有周总理的形象出现，他马上赶到张家口去观摩京剧《八一风暴》。是乔羽同志约他们几个人去的。他看到周总理的形象在舞台上出现，非常激动。张家口方面招待得非常热情。平时他不喝酒、不抽烟，在张家口却打破了一切禁忌。但是他总觉得在京剧舞台上出现周总理，不是太合适。所以他更加想写好纪念周总理的组歌。

    从张家口回来是1976年12月6日，一辆吉普车把他们一路颠簸送回来了。半路经过昌平时，他看到路边有一段河正在放水，他一看，就知道这是个打鱼的好地方。一问当地老乡，老乡说河里鱼很多。

    第二天张家口的吉普要往回开，他想搭这辆车到昌平去打鱼。他对我说：“头有点疼，想到郊区去走走。”

    因为他有高血压病已经多年，平时一遇到不舒服，他就用他的“户外疗法”——到野外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或者打鱼，或者打猎，一出去就好了。所以这次我也没有很在意，只是告诉他：“我明天一早要上机场。”那次我是要带领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姬鹏飞是团长，我是副团长。他回答得很坚决：“我会尽快回来，明天我到机场送你。”谁知道此去他就没能再回来。

    他是带着两个小孩走的——十几岁的侄孙女和刚几岁的外孙。他们坐着吉普车走了。车到昌平后，他们三人就下车在河边打鱼。没有多久他就躺在河边上了，等侄孙女把他叫醒之后，他问：“我的左手在哪里？”他的左边已失去知觉，不能动了，原来是突患脑溢血了。

    有农民的拖拉机把他送到昌平医院时，他已经不醒人事。我立即从北京请了著名的医生赶到昌平医院，也没有能够将他抢救过来。

    这一天是1976年12月7日。北京天寒地冻，温度降到了零下十度。

    郑律成去世十二年之后，1988 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将《八路军进行曲》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这是件大事，你一定要记下来。

    ① 朝鲜的“三•一运动”是朝鲜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爆发于1919年的3月1日
    ②克利洛娃(M. Krilova, 1893—1937年)，原为苏联莫斯科大剧院演员，1927年到上海，曾参加当地的俄国歌剧团演出，也在音乐会上演唱，并开设了“克利洛娃声乐馆”，招收声乐学生，教学成绩非常突出，因而曾被上海国立音专聘为代课教员，周小燕、蔡绍序、唐荣枚、洪达琦等都曾受教于她的门下。
    ③“红旗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组织”的简称。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红旗党”是“特务”的代名词。
    ④ 金一 （1910—1984），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1949年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
    ⑤ 放平（1920—2008年），歌词作家，原名许文，湖南永兴人。曾任职于中央乐团创作组。与郑律成合作的作品有大合唱《江上的歌声》和《秋收起义》等。
    ⑥武亭在回到朝鲜之后，担任朝鲜人民军的高级将领。1950年12月，因为平壤失守而被罢免，之后，其他“延安派”也相继被贬和被捕。
    ⑦“三大革命运动”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的革命口号，指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
    ⑧金帆（1916--2006），歌词作家、诗人。广东兴宁人。曾创作歌词《祖国大合唱》、《春天大合唱》、《淮河大合唱》（均马思聪曲）、《红军根据地大合唱》（瞿希贤曲）。和郑律成合作的歌曲《我们多么幸福》曾广泛流传。
    ⑨李序（1932--2007），作曲家，满族人，出生于吉林浑江。1956年任总政军乐团管弦乐队副队长。1964年入中央乐团。作品有交响曲《英雄篇》、《忠魂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