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们都被怀疑是特务”

    更加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后来在整风和“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高潮中，我也挨整了，他们说“四川地下党”是“红旗党”①。我们从四川来延安的革命青年，都成了“国民党特务”，被集中在一起，接受审查。20个人住一个窑洞，我还带着刚刚半岁的小提，大家一起发扬阶级友爱精神，都很关心、照顾小提。

    郑律成在去了太行山前线之后，“鲁艺”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还在大会上公开宣布他是“特务”！

    当时鲁艺的“抢救运动”搞得非常过火，把许多好同志，如向偶、杜矢甲、李丽莲、程云、刘炽等等都打成了“特务”，时乐濛几乎被打成“反革命”。这些，我是在前些时候采访了时乐濛、刘炽等同志之后才知道的。比如，时乐濛同志对我说：“鲁艺整风审干中，吕骥差点把我打成反革命。他和我谈话的时候，问我：‘你在国统区时进步不进步？’我说‘进步。’他说：‘进步你怎么没有被捕？’我说‘不进步。’他说：‘既然不进步，你到延安来干什么？’他分析的结果，你只能是国民党派进来的特务。当时我是延安市音乐工作委员会主席，吕骥说：‘延安市音乐工作委员会是特务组织，它的上级是向偶。’我说：‘我这个主席是你让我去干的呀。’他说：‘啊，你的组织关系太复杂了，我给你分析吧。’他分析的结果我只能是河南派到延安来的特务。在鲁艺全院宣布：由于时乐濛交待得很沏底，所以从宽处理。”

    刘炽同志对我说：“抢救运动中，鲁艺将我整成特务了，吕骥、麦新帮我分析的，分析来分析去，我成了特务。我说：‘我到延安的时候才15岁，还是小孩，国民党怎么会派一个小孩来当特务呢？’他们说：‘国民党是有长远眼光的，看到你长大之后可以成为特务。’他们说：是程云咬我和时乐濛，说我们是程云亲自领导的下级。”刘炽同志还说：“我还看到‘抢救大会’上批判李丽莲，批得她一会儿休克，一会儿休克。当然李丽莲的情况要比我和时乐濛复杂多了。”

    到1944年初，又要我出来工作，当安寨调查组的组长，宣传、实行“耕三余一”的政策，就是号召农民努力生产，多打粮食，耕种三年，要有一年的余粮。这时还没给我做政治结论。我的生活能力差，带着小提实在没法工作。于是我就想将小提送给老乡或者请人代我看管。

    正在我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1944年初春，郑律成突然从前方回到延安来了。他在前方一年半，回来时，小提快一岁了，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女儿。

    这次郑律成是随“华北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许多朝鲜同志一起撤回延安的，武亭就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党中央让他们在延安的罗家坪继续办学，培养革命力量。郑律成的身体也好了，他身着军装，挎着手枪，非常神气。

    我就把女儿小提交给了他。他的生活能力比我强得多。那时他还有一个勤务员，养了两只母羊，挤羊奶给小提吃。家门口还种了许多西红柿、西瓜和各种蔬菜。他管孩子不像我那么费劲。

    我又回到安塞去搞调查。过了不久，我接到郑律成的信，说是小提生病了，连续发高烧，都快活不成了，把我叫回来再看看孩子。阴历八月十五前后，夜里月亮很圆。我骑马飞奔110里，从安塞赶回来，看到小提真的是奄奄一息了。郑律成自己给小提打退烧针，针和药都是他从前方带回来的。小提的烧还真的退了，他把女儿又给救活了。

    延安开展“抢救运动”的时候，因为郑律成正在前方，他完全不知道延安的情况。回到延安之后，他听说了：周扬在鲁艺的大会上曾公开宣布“郑律成是特务”的事情。气急之下，郑律成带着枪去质问周扬。他对周扬说：“你说我是特务，你拿出证明来！”周扬说：“你不是特务，你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严重点。”郑律成说：“我既然不是特务，你得把我档案中的关于特务的材料给我抽出来！”周扬说：“这得等上级统一安排。”

    六、“我们一起去朝鲜”

    1944年我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研究室任研究员，郑律成还在罗家坪的“华北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工作，他还负责带孩子。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批准我和郑律成一起去朝鲜。

    去朝鲜之前，我去找李维汉给我写政治结论，他去找周扬写政治结论，给我们两人做的政治结论都很好。

    组织上分给我们一匹马，我们自己买了一头毛驴。这时小提刚两岁。郑律成准备了两个木头箱子，放在驴背上，一边箱子里装着小提，另一边装着她的生活必用品——挂面、尿盆之类。

    9月我和郑律成与许多朝鲜同志一起离开延安上路。我骑着马，郑律成当马夫，牵着马拉着驴。我们结婚四年多了，这才一路有机会总在一起。我们步行过张家口、沈阳……一路的艰辛就别提了。过了安东，一直走回朝鲜。到达平壤的时间是1945年底。

    在回朝鲜的路上，我就听他一直在哼《“三•一”进行曲》的旋律，回到朝鲜之后，这首歌曲就创作完成了。
这四个来月的旅程历尽艰辛。我记得在路上小提还长了个子，因为在延安给她准备的木箱子她躺不下了，脚伸不直，于是只好在半道上给她换了一个大一点的木箱子。

    七、“我曾参加了朝鲜劳动党”

    我们到朝鲜后，1946年安排他在黄海道党委任宣传部长。由于我不懂朝语，只能帮他搞点宣传材料。我加入了朝鲜劳动党，还当过金日成的代表到东北去谈判商业事务。我来来去去都住在金日成的家里，与他原来的夫人很熟悉。当时朝鲜就像是东北解放区的后方，陈云的家属都长期住在平壤。我还担任过朝鲜劳动党中央侨务委员会秘书长和朝鲜华侨联合会总会委员长。

    后来，1947年的春天，郑律成被调到平壤任朝鲜人民军俱乐部部长，组织朝鲜人民军协奏团，他兼任团长。乐器是我拿着介绍信到旅顺去买来的。郑律成用的钢琴，是东北在朝鲜的商务代表处送的。

    不久后又让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担任了中国新华社驻平壤分社社长。这样一来，牵涉到两个党的关系了，影响到郑律成在朝鲜的工作了，他在那里就不能做重要的、机密性的工作了。金一④找他谈话，说：“你不能在军事机密部门工作了。”于是调他到音乐大学当作曲部长。

    他在朝鲜时创作了《朝鲜人民军进行曲》，这是朝鲜人民军的军歌。所以，中、朝两国的军歌都是郑律成一个人创作的。他还谱写了《东海渔夫》和《图们江》等大合唱作品。在朝鲜时还谱写了《平壤之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开始后，朝方表现非常乐观，他们计划“一个月打到汉城；三个月打到釜山，半年解决全国。”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建立后，中国方面要我去当外交官。我当时身体不好，晚上摸黑发新闻稿，白天上山睡觉，因为要躲轰炸。因此我睡不好觉。我给周总理写信，要求回国，并希望和郑律成一起回中国。很快就被同意了，9月我先奉调回到北京，住进了医院。而郑律成他想要“打完仗再回中国。”他被放在平壤的郊区，这样一来没有人管他了。后来是中国大使馆参赞柴成文同志拿了周总理的信去与金日成交涉，金日成一口答应说：“中国给我们培养了那么多干部，郑律成要去中国，可以。”周总理的信郑律成看到了，信很短，是与金日成商调郑律成回中国的意思。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一片混乱，中国驻朝使馆派吉普车接郑律成和他母亲回到了中国。

    回国之后，郑律成告诉我：他在朝鲜时已经缝好了一个干粮袋，还带了盐、火柴等，准备背着妈妈一起走。他的妈妈当时已经70多岁了，来中国后，一直活到90多岁去世的。

    八、在建国初期

    郑律成来中国后，转为中国籍和中国共产党党籍。同年年底，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创作组去朝鲜前线体验生活，创作歌曲。他在朝鲜又创作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等歌曲。

    回国之初，他先后在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歌舞团等单位工作。1951年到1952年，参加柏林世界青年联欢节，联欢节之后又在东欧数国巡回演出，前后将近有一年时间。参加联欢节出国期间，国家发给他的所有外汇，除买了一个照相机之外，其余的钱全都用来买票观摩欧洲的古典歌剧了。可见他对外国歌剧艺术的喜爱。

    1952年下半年，周巍峙交给郑律成、放平⑤一个创作任务，要他们两人一起到四川川江、嘉陵江一带体验生活。他们在那里学习、收集了大量的船工号子。放平同志告诉我：“我们在岷江的时候，正值过年，我们住在一个客栈里，这个客栈还住了二、三十位船工。郑律成买了花生、瓜子、酒，与船工们联欢，请他们唱船工号子。郑律成带头先唱，于是船工们就争着唱，唱了整整一个通宵。后来，我们从宜宾坐一位歌手的船到重庆，船走了八天八夜，我们听他们唱了八天船工歌。”通过这次生活，他创作了大合唱《江上的歌声》。

    1953—54年，郑律成担任音协创作组组长，带领一个创作小组到东北兴安岭地区半年多时间。他去农村后写了组歌《幸福的农庄》。郑律成经常背着猎枪到山里去打猎，一直打到晚上11点才回住地，身上挂满了灰鼠。一进门就告诉别人：“我有了一个好旋律！”马上记下来，这就是后来的《兴安岭上雪花飘》。他一边打猎，一边在寻找旋律呢。

    1954年他又随音协创作组到舟山群岛体验生活，在那里认识了李志明，李志明是东海舰队政委，又能写诗，他们两人合作创作了歌曲《强大的舰队在海上行进》。他们先商量好了构思，然后就根据共同的构思各写各的，郑律成写旋律，李志明写歌词。等写完了，往一块一合，旋律和歌词竟不谋而合！郑律成自己写过文章谈这次合作，他对这次创作非常满意。他说“写《强大的舰队在海上行进》时，我正在海军体验生活，我很长时间一直在想：这首歌应该用什么节奏，有一天我坐在军舰上，看着军舰行进，突然间想起了这种节奏。”

    1954年，言慧珠演京剧《春香》，请他搞音乐和指导，他参加了这部京剧的音乐工作，这在他的笔记本上有记录。

    郑律成回到中国之后，和音协的领导总搞不好关系。长期以来，他连音协理事都不是。还经常听到批判他的声音：说他要篡夺音协主席吕骥的职位。他感到冤枉，说“我要想当官来中国干什么？！我到中国来就是想搞搞创作。”

    回国不久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丁玲上台发言说：我们作协在编作家有300人，每年要让一半的人（150人）下去熟悉生活，收集素材，另150人写作，坚持多出一些作品。吕骥接着上去发言说：我们音乐界人太少，不像作协那样人才雄厚。我们才几个人。郑律成和刘炽同志听了，觉得不对呀！音乐界怎么才几个人？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决定找吕骥谈话。他们一共去了四位作曲家，到南小街吕骥的家里和他谈，意思主要是说：咱们音乐界的人才也不少呀，怎么才几个人，我们替你算一算，北京就有多少多少音乐家。他们总的意图是要吕骥把眼界放宽一点，不要只看到几个人。这次谈话他们谈嘣了，吕骥说：你们是宗派主义。他们也生气地说：“你才是真正的宗派主义！”这之后，郑律成、刘炽和吕骥的关系就更僵了。

    陈毅领导文艺的时候，思想比较活跃。这时郑律成建议搞一个“作曲家协会”，请吕骥来领导。他的这个建议，竟被说成他要“分裂音协”。批判会、斗争会开了多少次，前后有八个月。要他承认“分裂音协”的错误。他拒不承认。

    1955年中央歌舞团分成两个团——一个中央乐团，一个中央歌舞团，郑律成调到了中央乐团搞创作。

    他希望中央乐团要有自己的风格，要唱中国歌，演奏中国作品。

    1956年去湖南深入生活，到韶山时，接待人员不相信他们是从北京来的，把介绍信颠过来倒过去地看，盘问了半天。还问“你们是坐什么车来的？”郑律成回答说：“是坐公共汽车来的”，这就更不相信了。最后，勉强同意他们住了一夜，安排在最差的地方，原来房间里摆着的脸盆也收去了。

    离开长沙后到了桂林、阳朔，写了《美丽的漓江》、《鸬鹚》（这首儿童歌曲是先写的曲，后由放平填的词）。然后到了昆明，在昆明与徐嘉瑞同志见了面（时间是1956年底到1957年初），他们一起构思了歌剧《望夫云》。

    1957年反右运动时，郑律成在昆明，因此躲过了“反右派运动”这一劫。

    到1958年，郑律成开始集中精力谱写毛主席诗词歌曲了。他说：“写什么也不合适，现在只有毛主席诗词可搞了。”为了谱写好毛主席诗词，1958年他还到云南、贵州红军长征走过的路上走了走。除此之外，解放军、革命历史题材他也没放下，他计划写秋收起义、井冈山、遵义、延安、北京，想写几部大合唱。前三部歌词已经有了。解放军海陆空军他都有代表作。

    1958年10月，郑律成参加“文艺界赴福建前线慰问演出团”，在福建前线创作了《空军战歌》、《闽江颂》等作品。一起去的有许多作曲家、歌唱家和演奏家。

    他特别想写歌剧、器乐曲和大合唱，他说：“光搞群众歌曲不够，我想搞器乐曲和大合唱。”因为大合唱中有交响乐的成分，所以他一直在构思写大合唱。他认为中国歌剧都是“话剧加唱”的形式，虽然也受到群众的欢迎，但只是一种形式，还应该有其他的形式。他认为中国应该有真正西洋形式的、从头唱到底的歌剧。有人反对，他也不管。他谱写歌剧《望夫云》，就要求从头唱到底。他不管任何人的议论，他说：“这是歌剧的新的形式。”我找出了他的一个硬皮笔记本，上面记载着：1957年3月开始写歌剧《望夫云》，9月写《望夫云》的第二、第三幕。由于有人反对，这部歌剧完成之后在当时没有能够上演。后来得到陈毅同志的的关心，才在1962年得到公演。

    九、1959年被打成“严重右倾、反党”

    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算是躲过去了，但是1959年的反右倾却没能躲过。

    他这个人是挺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在这方面他比我更有头脑。

    例如，他曾说过：从抗日战争到1956年，他对毛主席崇拜得五体投地。他认为朝鲜革命应该学毛主席的路线。他对“三面红旗”有看法。因为他经常在下面体验生活，每年总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下头跑，所以他对农村的情况很了解。他说：“大跃进是瞎吹牛皮，大炼钢铁把人家的锅碗瓢盆都打了，炼出来的是一堆废铁。”他还说：“大炼钢铁时把长了几十年的树全砍了，这样搞法不行。”他认为：“吃饭不要钱，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他说：“毛主席领导革命有热情，但是没有科学性。”他的这些意见比我尖锐，虽然我也有看法。我有一次从柬埔寨访问回来，路过广西，我在柳州看到那里的人把樟树都砍了，用它来炼钢。

    他对金日成的政策也有不满，所以他同意离开朝鲜来中国。他和别人说过：朝鲜音乐界派别比较严重，当地派和苏联派联合起来，挤兑延安派。所以他在朝鲜的处境也很困难。另外，武亭⑥是他的好朋友，朴建雄是他的亲姐夫，他们两人回到朝鲜之后，都因为是“亲华派”而被清除掉了。郑律成对此是非常有意见的。

    郑律成还表示过：“我们办高级社时的形势多好。一办人民公社就坏了。”他对我们党内生活也有意见，认为没有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说：“说得挺好听的，没有实行呀！”他还为彭德怀鸣冤，他认为彭德怀不是搞阴谋，他对毛主席提意见，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

    他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上面这些言论，都在公开场合讲过。

    这就难逃“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恶运了，这次郑律成被打成“严重右倾、反党”，除了上面提到的对“吃饭不要钱”，对“大炼钢铁”不满等根据之外，还有他对中央乐团党委选举表示过不满；还有说他“要另立音协”；以及所谓的“北辛堡别墅”等原因。

    中央乐团给郑律成的结论是：“严重右倾、反党”。甚至有人要他“自动退党”。让他签字同意时，他拒绝签字，并拒绝下农村劳改，他提出的要求是去湖南深入生活，创作“秋收起义”题材的大合唱。到1962年，中央乐团领导代表组织就此事向郑律成道了歉，给予甄别平反。

    上面批判郑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所有理由都无须解释，唯独批判他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所谓“北辛堡别墅”要说几句：北辛堡在河北省怀来县的山区，是一个小小的山村，离官厅水库不远。由于郑律成平时喜爱打猎、捕鱼，喜欢交农民朋友，他就自己出钱，在那里盖了两间简易的平房，平时可以到那里去接触农民生活，也可以到安静的农村去创作。这是根据党要求艺术家下乡“安家落户”的指示而做出的具体行动。这儿成了他的一个生活据点，村里的社员都是他的农村朋友。但是却被错误地批判成了“北辛堡别墅”。

    郑律成虽然又一次在政治上遭到了打击，但是他没有消沉，他还要坚持搞音乐创作。他心里坦荡，很清楚。他说：“事情会过去的。”他以坚强的毅力，坚不可摧的信念，继续他的音乐创作。

    1960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郑律成又和放平一起到湖南去体验生活。他们在浏阳县过浏阳河，那时胡耀邦同志是团中央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陪了他们一天。在湖南时，郑律成还在说：“如果我们的农村在高级社多停留一段时间，中国就会发展很快。”这次下去生活，他带回了大合唱《秋收起义》，是为1961年建党四十周年而写的。当时他的“严重右倾、反党”的政治问题还没有甄别平反。

    六十年代郑律成对创作歌剧充满了热情。他还有个特点——他写歌剧，连剧本构思、创作他都要亲自参与。1963年春，他想写一个反映“三大革命运动”⑦的歌剧。他说过：“不搞生产不行。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建设，怎么得了？没有科学生产，社会怎么能发展？”他找到了江苏省的白得易同志，一起商量创作歌剧剧本，为此他们一起到南通去了几次，还到江南去采集民间音乐。他又把白得易同志请到我家住（当时我们住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他们还一起到北辛堡去写作，搞了好长时间。郑律成都开始写音乐了。这就是歌剧《太湖之歌》（又名《雪兰》），是一部五幕歌剧，内容是写1962年的事情：高中学生下乡，到太湖边上安家，发展、建设家乡，试种双季稻，搞多种经营，引进外国什么良种，非常艰苦。老农支持她，中间有阶级斗争，有个坏分子破坏，最后取得了胜利。《太湖之歌》的剧本现在还留着呢。前四幕的音乐主旋律都已经写出来了。

    郑律成还想搞国际主义题材的歌剧《卢蒙巴》，内容是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反对美国殖民统治的。剧本也是和白得易同志合作写的，1964年6月就完稿了。剧本交到外交部征求意见，由于剧本没有能够通过，所以作品没有完成。

    他还想搞歌剧《白求恩》，想写歌剧《多沙阿波》。但是他最想写的是歌剧《武装宣传队》，他曾说过：“我很注意地看过电影、戏剧，其中没有一部是反映敌后‘武装宣传队’内容的。这在我们抗日战争中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他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左权县亲身参加过武装宣传队的战斗活动，所以他对创作这个题材的热情特别高。

    六十年代他谱写的毛主席诗词歌曲，艺术性较高，也是他创作中的重要部分。

    1964年他下去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到河南许昌，当时那里农村非常艰苦，他在吃红薯秧后眼睛坏了。他搞了八个月“四清”后回来的。

    “文革”之前，有人说：“郑律成的革命意志衰退了。”不是的，不是他的革命意志衰退了，不是他没创作，也不是他的创作不行了。而是写了总也不给试唱的机会，他对此很灰心，精神上感到非常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