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1981年7月16日、7月24日，1981年9月4日，1996年7月12日、7月24日
    采访地点：台基厂大街一号丁雪松家
    采访记录整理：梁茂春

    一、郑律成首先是革命者

    郑律成首先是革命者。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在抗日战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都是坚定的革命者。其次才是音乐家。

    郑律成出生在朝鲜全罗南道光州的一个贫困家庭里，但是满门英烈！他的父亲是一位爱国者，1932年就病故了。郑律成有三位哥哥、一位姐姐，都是革命者，他们都从朝鲜到中国来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斗争，他的姐夫也是朝鲜抗日团体的领导人，叫朴健雄。

    郑律成的的舅舅崔兴琮也是很有名的爱国者，是朝鲜“三•一运动”①的热心参加者，对郑律成的影响也很大。

    郑律成一生所走的道路非常曲折，但他一直很乐观地对待曲折、艰难，并一直坚持音乐创作。

    他的音乐创作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自己出题目、构思，然后请人写歌词，他的《延安颂》、《八路军大合唱》、《望夫云》……都是这样产生的。二是他自己能够唱歌，他懂声乐，所以他作的曲调，歌唱家、群众都爱唱。

    1933年郑律成来到中国，在南京接受了朝鲜在华革命团体办的训练班，之后“义烈团”派他去秘密偷听日本人的电话。这是和国民党联合办的工作——偷听到的日本人的机密消息提供给国民党。他认为这也是他的抗日光荣历史的一部分。

    最了解郑律成这一段经历的人是杜君慧（杜君慧的爱人是朝鲜革命同志金奎光），可惜杜君慧在几个月前去世了。

    偷听日本人的电话需要有很好的日语能力，郑律成的日语好极了！有一次郭沫若和日本夫人生的儿子在天桥剧场见到郑律成，他们就一起讲日语。郭沫若的儿子惊讶地说：“你的日本话说得真流利！”除了日语，他还能听英语。

    二、我们在延安相识

    我们是1938年春在延安认识的。认识郑律成的时候，我是抗大第四期女生队队长。我们先是住在延安城内，后来搬到小贬沟。郑律成是抗大政治部的音乐指导。我是在重庆参加革命工作的，在重庆时我也搞过歌咏活动，喜欢唱歌，后来到了延安。所以和郑律成有很多共同的语言。他经常来我们抗大女生队辅导唱歌，我们就经常有接触。每当抗大开会时，整个抗大好几千人一起唱歌，就由郑律成在台上指挥，这时他就更加显得英姿勃发。

    他的声音特别宏亮，但是他唱中国歌曲时咬字不太清楚。他爱唱外文歌——意大利文、文的歌，他都唱。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自己谱写的《延安颂》，他经常在各种场合弹着曼陀铃演唱这首歌曲。《延安颂》这首颂歌把我们革命青年对延安、对革命的热情充分地表达出来了。

    他那宏亮的抒情男高音太有魅力了！可惜那个时候没有条件留下录音或唱片。他去世之后，我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一盘录音带，是他演唱的一首韩文歌曲，情绪非常的悲凉，内容是歌唱家乡和童年的。声音也非常的动人。

    抗大政治部在延安南门外的山上，郑律成和欧阳山尊等人住在一起，那里离小贬沟不太远。当时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经常和大家一起参加文艺晚会，有一次郑律成就坐在毛主席的附近。毛主席还问他：“你是韩国人吗？”可见毛主席是知道郑律成这个人的。

    大约是1938年的秋天，他开始向我表白他的心情，他叫我“小鬼女军官”，主动借给我《茶花女》等文艺书籍，我们一起交流读书的心得。他说我的声音不错，属于女中音，他要教我唱歌。除了教我唱许多革命歌曲之外，还教我唱朝鲜民歌，后来我也能够用朝鲜语唱《阿里郎》等民歌。

    他告诉了我他的家庭的情况，讲他离开朝鲜到中国南京参加革命工作的经过等等。他告诉我，他在南京从事抗日秘密活动的时候，还不断到上海随俄籍教授克利洛娃②学习唱歌。克利洛娃教授非常欣赏郑律成的声音，愿意免费给他上课。

    我是1937年在重庆入党之后到延安的。郑律成于1939年1月在延安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入党时很高兴。这样，我们的心就靠得更近了。

    1939年抗大总校到前方去了，我从抗大调到女子大学。抗大、女大，只隔一条河。我们还能经常见面，一起在延河边散步、谈心。

    这段时间是郑律成心情最舒畅的时候，也是他的音乐创作最活跃的时候。除了《延安颂》之外，还谱写了《延水谣》、《肉弹勇士》、《寄语阿郎》、《新山歌》、《生产谣》等歌曲。

    三、苦恼和忧郁

    但是好景不长，我们的恋爱中间经历过很大的曲折和苦恼。大约是1939年夏天，他痛苦地告诉我：他在政治上受到了怀疑，被停止参加党的活动了，甚至还要停止他的党籍！只是由于他写了《延安颂》，有影响了，才免强保留了党籍，组织上只能个别单线联系。

    他是在窑洞中跟我说这个事情的，说的时候垂头丧气。以后我们见面就困难了，谈话内容也都受到限制，很多事情都不能说了。

    原来，他是被怀疑为“日本特务”了。原因是：大概是1939年下半年，康生从莫斯科回来，这时苏联搞“肃反”扩大化，把苏联自己的将军都整死了。据说：在苏联的朝鲜人中的“老布尔什维克”都有问题。苏联整了在西伯利亚从事革命工作的朝鲜革命者。这个消息传到延安，就影响到了中国。苏联到处抓特务，我们也跟着到处抓特务。朝鲜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苏联怀疑在苏联参加革命的朝鲜人都是日本特务。我们也同样怀疑来中国参加革命的朝鲜青年。所以，在延安的朝鲜人、台湾人都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凡已经入了党的，通通停止活动，没有入党的，一律不再发展。郑律成还算是好的，还保留了他的党籍。

    我非常痛苦，像郑律成这样热情参加中国革命的青年，又创作了这么好歌子的青年，怎么会是特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特务？绝对不可能。

    我怎么也觉得他不像特务，他能写出《延安颂》，我们都唱过，不用教也传唱，一个特务能写出这样东西吗？真是不可理解。天下有这样歌颂革命的特务？

    此事对我的压力当然很大。但是，对他还仅仅是怀疑，不是定性。只是怀疑，就有可能弄清楚。我决心等待。

    柯庆施等党的领导反复找我谈话：“你是女同志中我们要重点培养的，你的能力很强。为什么要和一个‘特嫌’好呢？这可会葬送你自己的光明前途的。”

    领导一而再地来找我谈话：“你这么好的条件，和朝鲜人谈恋爱，可惜了！朝鲜人的政治历史复杂，而且无法调查清楚。”他们都不说郑律成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在极度的痛苦、矛盾中，就去找武亭商量。武亭也是从朝鲜来中国参加革命的同志，是经历过长征的唯一一个朝鲜人，又是郑律成的好朋友，当时任八路军炮兵团团长。武亭听我讲了之后给我打保票说：“郑律成一家我都了解，他哥哥是牺牲在中国的，我和他哥哥都认识，他绝对不会是特务。”

    武亭想拉我们两人在一起照相，可是我的思想负担还是没有完全解除，所以没有同意照相。这样，在延安竟然没有留下一张我们两人合影的照片。前面说的那张1939年初郑律成指挥唱歌的照片，我是一个完全的背影。
郑律成虽然在政治上受到怀疑，但是他一如既往地热情为革命创作，他的《八路军大合唱》，就是在已经停止了他党的活动的情况下，在怀疑他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

    1939年8月，鲁艺搬到了延安的桥儿沟。到1939年底，郑律成又离开抗大，调到鲁艺任声乐教员，一直教到1942年8月他离开延安。当时鲁艺的声乐教员有杜矢甲、李丽莲、唐荣玫、潘奇，加上郑律成，一共五个声乐教员。

    在强大的压力下，我们只能暂时分开了。1940年我担任陕甘宁边区绥德米脂选举工作团的副团长，去绥德搞选举，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但是又断不了，因为我实在割舍不下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音乐家。

    一年多之后我从绥德回到延安，看到我的同学们都已经结婚了。我是共产党员，我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包括我的婚姻问题在内。于是我就去找了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他正在睡午觉，起来与我谈话。我问他：“审查了这几年，郑律成到底是不是特务？”他说：“我们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他是特务。但是，也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他不是特务。”我问他：“我们要结婚，行不行？”他回答说：“结婚是你们自己的事，你们自己拿主意。组织上不予干涉。”

    我马上跑到郑律成那里，说：“我们结婚！”

    四、我们的婚礼

    1941年年底，正是冬天，我们终于结婚了。

    我们的婚礼是在桥儿沟的“鲁艺”进行的，因为当时郑律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周扬是我们的证婚人，武亭、罗瑞卿都来参加了，陈伯达送来了题字：“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结婚之前，郑律成上山打猎，打来了两只黄羊。他的枪法特别准，两粒子弹就能打两只黄羊，弹无虚发，这在鲁艺是出了名的。他用一只黄羊和房东换来了粘米和红枣，事先蒸好了粘糕。另一只黄羊烤成羊肉串。所以我们的婚礼上有黄羊肉和粘糕。在延安当时的条件下，这就算很不容易了。

    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他参加了。讨论时他还发言了。

    延安有一次讨论音乐的土、洋问题，有人反对唱洋歌，郑律成反对这种意见，他说：“洋歌为什么要反对？好的洋歌还要多唱。”他自己的确喜欢唱洋歌。他的意见常常和别人不一样。

    结婚之前他就患有肺结核，婚后几个月，他的肺病更严重了，吐血。医生说他没希望了，肺结核在那时是不治之症。同时，对他的政治怀疑也还没有解除。这时他说：“我死也要死到前方去，要死在抗日战场上。”武亭出来给郑律成做保证，才放他离开延安去了前方。

    于是，在1942年的8月，他就跟武亭到了晋东南的太行山区，担任“华北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教育长，在前方参加了多次战斗。为了瓦解敌军，他还化妆成老百姓，深入到敌后去作对敌宣传工作。一去有一年半毫无音信，不知死活。

    从1942年8月到1944年3月，郑律成在抗日前线亲自经历了复杂艰苦的战斗生活。他们是在山西辽县麻田镇附近。郑律成是朝鲜义勇队的负责人之一，和八路军并肩战斗。唐平铸同志、柯岗同志都和他在一起，非常熟悉，他们住在一起，还一起去清漳河抓过鱼呢。

    由于郑律成亲自做过瓦解敌军（指日伪军）的工作，对这方面有很多切身的体会，所以他后来（解放以后）一直想用这个题材写一部歌剧。但是一直未能写成。

    这时我去搞边区参政会，后来做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秘书。当时我正怀着孕。冬天延安下雪，我不小心滑了一下，1943年4月18日，孩子怀了八个月就早产了。结果这孩子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又没奶，没有办法，我就到新市场去卖掉了郑律成从国统区带进延安的一把小提琴，买回了一只母羊和一只小羊，养羊挤奶，喂孩子吃。小孩在六个月时患了百日咳，孩子瘦得皮包骨头。为了纪念这把小提琴，所以给孩子起名叫“小提”。生活上我确实很不懂，结果弄得手忙脚乱，狼狈不堪。有一次，不小心羊还跑了，参议会的人晚上都帮我上山去找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