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攻城打仗，男孩子们还玩弹球、拍三角、抓瓷片。会把面粉和成面团，放在嘴里嚼成非常黏的面筋，再裹到竹竿上去捉知了、粘蜻蜓。要不就比谁有勇气捅马蜂窝。那年头老百姓住的大多是平房，房檐下常有马蜂窝，这是比谁胆大的最好的机会。如果看见哪个男孩儿的脸被蛰得眼睛都睁不开，那准是淘气捅马蜂窝惹的祸。

    女孩子的游戏比较文雅，跳皮筋、跳房子、抓拐、攒糖纸是她们的最爱。

    我们院的孩子应该属于中国最早看到电视的一批人。

    1958年5月，北京电视台开播。到了六十年代初，我们院也有了电视机。机关在办公楼的地下室开辟了一间电视室，院里的人谁都可以去看。有节目播出的晚上，不大的电视室挤满了大人小孩，烟味、屁味混杂在一起，空气很差。

    我很少恶作剧，但那次是个例外。

    电视室里，人们正聚精会神地看节目。门外，我把一个加长捻的小炮仗塞到空罐头盒里。我悄悄地把罐头盒放在门口，点然了炮捻儿，一溜烟逃出了地下室。身后，碰的一声闷响，然后是一片惊呼和一阵骂声。

    这事只干过一回，没敢来第二次，怕被人逮住，没好果子吃。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北京的公交线路很少，车票也是以分计价。无轨电车和市区的公共汽车，以四分起价。郊区线路贵一点，七分钱起价。父母偶尔会带我和妹妹进城，每次要先花一角钱，从万寿路坐两站郊区车，到了公主坟后再换乘较便宜的市区车。有时为了省钱，也会步行走到公主坟。

    记忆中还隐约保留着五十年代老东安市场的模样，有点像今天的小商品市场。不同的是今天的市场规划整齐，统一的柜台，笔直的通道，虽方便购物，视觉不免有点单调。老东安市场只有一层，顶棚很高（也许因为我还小，仰头向上看，觉得很高），没有瓷砖地面，走道很窄，七拐八拐，有点迷魂阵的味道。

    再看店铺，栉比鳞次，一个挨着一个，不同的门脸装饰，显示着卖家不同的个性。市场里五花八门卖什么的都有，卖瓜果李桃的挨着卖古玩字画的，日用百货的隔壁就是餐饮小吃，好像还有卖艺的摊位。看似有点乱，却别具味道。

    不过，那时的我还是最喜欢卖小人书的铺面，可以光看不买，好像一分钱可以看两本，记不太清了。

    1959年的“六一”儿童节，全市公园对孩子免费开放。我们平时很少去公园玩，逮着不要门票的机会，自然不愿意放过。

    父亲拗不过我和妹妹，给了我们每人五毛钱去动物园。父亲大概是这样计算的：从万寿路走两站路到公主坟，之后坐车到三里河，再换乘到动物园，共花两毛钱，加上回程就是四毛钱，剩下一毛钱可以买冰棍吃（中午饭是自带的）。 

    那天，为了省钱，我和妹妹硬是步行了五公里，从万寿路一直走到三里河，然后花九分钱坐114路无轨电车到了动物园，回来亦如此。

    倒不是想要培养自己的吃苦精神，能省下两毛钱对那时的我们太诱惑了。

    和大多数同时代的孩子比，我算是很幸福了。

    且不说因为家里有暖气，我们不用干生炉子、倒炉灰之类的家务活。从四年级开始，每年暑假，父母还会让我和妹妹去陶然亭游泳池游泳。

    陶然亭距万寿路很远，要换三次车才能到。

    两个小学生，不用大人陪伴，自己坐车走那么远的路，这种事也就是当年才会有。现在的孩子金贵，社会秩序也今非昔比，家长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游泳池的开放时间有点像今天的电影院：每场两小时，间隔十分钟，晚到了可以进，散场时必须出来。

    我和妹妹一星期去游三次，每次都要掐准时间提前一点到，错过了进场时间，要不就等下一场，要不就只能自认吃亏。那时没人教我们游泳，大家都是边玩边学，我和妹妹都属于瞎扑腾“自学成才”。

    去陶然亭游泳要先办游泳证。游泳证只限本人使用，不能转借，如果查出违章借用，就会被没收。游泳证的正面贴本人照片，注明姓名、年龄等信息，照片上要加盖学校的公章。证件的背后，还要写上血压心跳的情况，还必须盖有学校医务室的体检合格专用章。

    父母为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张市区学生月票，每张两块钱。每次去游泳，还会再给两毛钱，一毛钱买游泳票，一毛钱买冰棍。那个年头，放着天然水域不去，非要花十几块钱让两个孩子去游泳池学游泳，应该算是比较奢侈了。

    十号院往北大约两公里有条永定河引水渠，上初中后，我不再去陶然亭了，改去那里游泳，即现在的所谓野泳。

    当年的北京，人口不多，生态环境也没遭破坏，引水渠的水质非常好。

    游泳池的水有一股漂白粉的气味，呛一口很难受。引水渠的水则不然，小鱼在碧绿的河草间嘻戏畅游，清澈的河水一眼可以看到底，偶尔喝一口水也无所谓。

    引水渠两岸没有今天的水泥护坡，平缓的堤坝是用泥土堆起来的。河里的水草很多，还有大块的石头，如果游泳时被水草缠住，或者撞到大石头，那是很麻烦的。

    在引水渠游泳，淹死人的事年年发生，但人们还是年年都去游。非不珍惜生命，只因北京的游泳池太少，大家的生活也都不富裕。我们院有个姓赵的孩子，游泳跳水时，脑袋撞到了河中的石头，不幸死亡。院里的孩子并没有因此害怕，夏天一到，照游不误。直到1963年，政府开始大规模整治河道，将永定河引水渠和昆玉河连起来。河两岸修建了水泥护坡，河床也变宽变深了，河里的野泳现象开始逐年减少，人们都去八一湖（玉渊潭）去野泳了。

    上初中了，我们更喜欢去颐和园昆明湖划船游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颐和园划船是不收押金的，只按实际的划船小时收费。我们租一条船，荡漾在宽阔的水面上，带上一壶水和几个馒头，边划船边游泳，十分惬意。

    到了收押金的年代，划船的人多了，租船也不容易了。再想划船游泳，必须在公园开门前赶到。公园大门开了，人们奔跑着在租船的亭子前排起长队，只需一刻钟左右，所有的游船都被租完了。

    我们从十七孔桥下划到后湖，甚至几个人把船抬过湖西的堤岸，在一片“禁止游人进入”的封闭水域划船游泳。天快黑了，我们也玩够了，把船一扔就不管了，反正租金的钱早已超过了两块钱押金。

    这一段，应该不属于童年了，就算是童年的延续吧。

    与现在的孩子相比，我觉得自己的童年还是很快乐的。不是物质的享受，是身心的自由。

    有人说：回忆过去，等于又活了一次。我要说：回忆可以重复，童年却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