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刚过，路上已能听见小学生们叽叽喳喳的说笑声。坐在家长自行车后座的孩子，惺松着睡眼，正做着最后的残梦。周末和节假日，孩子们在家长的督促下，紧张地奔波于各种补习班、兴趣班之间，不到天黑不回家。

    看着比大人上班还辛苦的孩子，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我上育英小学的时候，功课远没有今天这般紧张，包括自习课在内，每天也就五节课，偶尔也上六节课。除了语文、算数、自然课外，每周还有两节体育课，一节音乐课，一节图画课。

    老师很少留课外作业，即便留了，大都在自习课上就能做完，家庭作业基本没有。每年寒暑假，作业只有算术、语文两门，如果突击，一星期就能完成，剩下的时间全是自己的，可以尽情玩耍。

    我那时住在育英小学斜对面的万寿路十号院，机关大门距学校不足一公里。如果犯懒，翻过大院西边的土墙去学校，只有二三百米。

    土墙是干打垒的，很矮，大约一米高。

    育英小学的学生以住校为多，我们院因为离学校近，大部分孩子都是走读。我们读小学的年代，家家都有好几个孩子。早上，张家的哥哥叫上李家的弟弟，王家的姐姐拉着刘家的妹妹，孩子们结伴而行，一路追逐嘻闹，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走到学校了。

    也有走晚的孩子，怕迟到，就去抄近道、翻墙头。我就是其中之一，那堵墙离我家不到一百米。

    土墙虽矮，小学生个头更矮，翻墙头还是挺吃力的。因为经常有人翻墙，土墙的拐角处早被固定码放了几块砖头。　　　　

    翻墙时，孩子们踩着摇摇晃晃的垫脚砖。个儿高的孩子双手撑住墙头，一纵身就骑了上去。个儿矮的孩子就惨了，双手扒住墙头后，先要一只脚攀上去，然后手脚再一起使劲，用近乎搂抱的姿势才能勉强骑上去。前者翻墙，衣服还不算太脏。后者的衣服则全是泥土。到了校门口，看见谁的衣服上有黄土，那准是翻墙头过来的。

    大院有个占地不小的幼儿园，平津战役时，曾是傅作义的城外指挥部。以当年的条件论，里面的装饰相当豪华，上有水晶吊灯，下有硬木地板，每间屋子里都装有暖气。

    大院的北侧是条石子路，宽约十米，一直通到育英小校。石子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大人们说，解放军曾在这条路上与傅作义的警卫部队交火，那些坑都是炮弹炸出来的。

    石子路北侧是中组部宿舍和一个铁丝网圈起的料场，料场里只有很少的一两户人家。共和国诞生之初，常用语汇里还没有流动人口一词，万寿路一带散居的老百姓非常少。除了周六、日有接送学生的汽车偶尔通过外，平时的石子路，安静得出奇。

    一次上学，我忘了带作业本，老师让我利用课间操的二十分钟回家取。来去的路上，看不见一个人，虽是白天，也觉得瘆得慌，走着走着就跑起来，弄得自己上气不接下气。

    父亲带我们刚进北京时，住的是日本人留下的平房，房前有棵参天大树，房后是片长满野草的空场，空场的角落有个战争年代遗留的大碉堡，那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地方。

    夏天的傍晚，借着淡淡的月光，孩子们会打着手电到处找“老牛”（还未蜕皮的知了）。树根周边的地面有许多米粒大小的洞洞，那是“老牛”为了呼吸而掏的通气口。用手指一捅，地面上的小洞立刻变成手指般粗，一只“老牛”便成了我们的“俘虏”。还有的“老牛”已经钻出地面，笨拙地爬到了树干上。我们打着手电筒，一棵树一棵树地找“老牛”，有时一个晚上能抓几十只。我们把抓来的“老牛”放在纱窗上，第二天清晨看着它慢慢蜕皮，湿漉漉的翅膀慢慢晾干，最后变成知了。

    我家的隔壁是一户姓张的山东人，有时他们会把“老牛”油炸了吃。这户人家的二女儿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小女儿后来成了我的夫人。

    我和夫人家的孩子都在育英小学读书，又在同一个大院相邻而居，直到今天，大家聚在一起说起当年的往事，一个个还是眉飞色舞，滔滔不绝。

    我们会说起打兵乓球时互不相让的大呼小叫，会说起男孩子躲在犄角旮栏里吓唬女孩子的淘气。印象最深的要数夏天的傍晚，先吃完饭的孩子跑出家门，在我们住的楼前扯着脖子，拉着长调一遍又一遍高喊：“谁－玩－捉－迷－藏”。听到这勾魂的声音，那些动作慢，还没吃完饭的孩子也会扔下碗跑出来，只一会的功夫便可聚集一二十个小伙伴。

    天黑了，我们满院子疯跑。玩累了，我们就坐在办公楼前的台阶上吹牛聊天。有时会忽然发现，刚才还在一起玩捉迷藏的小伙伴，怎么少了一个？原来是藏得太隐蔽，别人没能找到他，他自己却在藏身的地方睡着了。

    夜深了，各家的大人找来了，点着名把玩心不死的孩子们一个个拽回家。

    有一次，我们跑到机关果园里点篝火玩，不慎把一顶旧帐篷给烧了。看见火光，大人们赶来了，我们一哄而散，四处奔逃。我和一个小伙伴被大人紧追着，眼看就逃不脱了，脚下忽然一个趔趄，摔了个嘴啃泥。

    那天的夜很黑，我索性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小伙伴从我身边跑过，追赶的大人从我身边跑过，他们都没看见我。等他们跑远了，看看四周没有人，我爬起来偷偷溜回了家。

    第二天，机关调查此事，父亲问闯祸的孩子中是否也有我。我撒了个谎，没敢承认。

    我们小时候都盼着过年过节，不但能有新衣服穿，能吃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还能跟着家长逛庙会、看游行、参加联欢会。

    五十年代末的某年国庆，我曾跟着院里的大人，自带小板凳，去西单路口看国庆游行。那时的游行，不论是军车还是群众队伍，在经过天安门后，除了一小部分在六部口分流外，大多会在西单的十字路口进行疏散，北京的居民可以随便去看。虽然已不是完整的游行队列了，但能看见军车，孩子们的兴奋不言而喻。游行那天，长安街没有公交车，要从万寿路走到西单，看完再走回来，还是很累的。

    国庆节之夜，机关还会准许我们上到四层办公楼的顶层平台，从那里可以看到天安门放礼花。那时的长安街两侧，只有军博、民族文化宫、电报大楼几栋高大建筑。从机关的办公楼顶向东望去，无遮无拦，视野非常好。虽说离天安门远了点，当焰火腾起在天边时，孩子们仍然会连喊带叫，手舞足蹈。

    父亲还曾带我们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新春游艺会。我们听不懂小剧场的京剧，也猜不出一条条谜语挂联，只喜欢玩套圈、钓鱼、贴鼻子之类的有奖游戏。现在回头再看这些游戏，有点太小儿科，不可能再登大雅之堂了。

    五十年代的北京夜空和今天的夜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就拿我们住的万寿路一带说吧，除了马路主干线亮着几盏昏暗的路灯外，其余地方都是黑黢黢的。在没有月亮的晚上，走到空旷处，伸手不见五指。直到我上五、六年级，晚上一个人走到荒僻处，虽然手里还拿着手电筒，心里依然非常恐惧，常常用叫喊或歌唱的方式给自己壮胆。

    正因为黑，那时的夏夜天空，星海灿烂，银河垂地，不时有耀眼的流星从头顶划过。我们经常搬把小凳子，坐在楼门口仰望夜空，数北斗七星，那种美妙的感觉是今天城里的孩子享受不到的。现在，只有在没有人烟的地方，才能看到我们童年时的夜空。当然了，我们也享受不到今天孩子们玩的游戏机、变形金刚。每一代人的童年都是独有的，不可重复的。

    不过，五十年代的北京，城市道路非常糟糕，万寿路一带几乎全都是土路。刮风天，小则尘土扑面，大则飞沙走石。下雨天更是泥泞满地，不但裤脚全沾满了泥巴，还会把家里也弄的全是泥水。不刮风也不下雨了，天倒是很蓝，西边炼钢厂的大烟囱里冒出滚滚黑烟，慢慢地消散在天空中，我们的语文课本形容它是"水墨画出的牡丹花"。

    论幸福，一代要比一代强；论快乐，很难说谁比谁更多一点。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男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是攻城。开玩前，小伙伴们先要用棍子在地上画好攻城图，十几个孩子分成两拨各据城内，并做好攻守分工。一声号令，攻者或猛冲，或凭技巧声东击西，按规定的路线冲到城外，如果被守方在出城的窄道上把自己推出线外或拉进守方城内，则算是牺牲了，就得退出本局游戏。出城线路的拐角处设一半圆形安全岛，属中立区域。攻守过程中，双方均不得踩线。出得城外只是完成了攻城的第一步，第二步则要按对方出城的线路攻入对方阵地，规则与出城一样，谁先踩到对方的角旗谁便是胜利者。

    攻城的场面就像一帮孩子打群架，推推搡搡扭成一团。几个回合后，少不了撕破衣服扯掉扣子，至于蹭破皮流点血更是寻常事，但孩子们仍乐此不疲。因为玩的次数多了，常去游戏的那片空地，攻城的线路早被抠出了浅沟。耍玩时，只要把沟里的浮土用树枝划拉出来，一幅清晰的攻城图便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除了攻城，男孩子最常玩的游戏是骑马打仗和打绷弓仗。去年十一黄金周，我去地坛书市买了本《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书中对打绷弓仗有着非常精彩的描述：“所谓绷弓仗，即因绷弓枪而得名。也是用铁丝窝的，呈手枪状，前面准星位置是窝上去的两个眼（圆圈），后面也是一个窝起来的子弹夹。把一串牛皮筋套在前面的眼上，再将子弹（纸叠的）通过拉紧的皮筋固定在弹夹内，扳机也是铁丝窝的，扣动扳机时，利用杠杆原理把子弹撬出弹夹，再通过皮筋的弹力射出。”

    我叠子弹最爱用画报纸，画报纸挺括厚实，叠出来的子弹特别硬，打到头上，有时能崩出个包来。但这种画报纸很难找，大多数子弹还是用普通的课本纸叠成的。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开仗，两军对垒，桌子、椅子、被子、枕头都被用来构筑工事。如果玩带冲锋的绷弓仗，就满院子跑，埋伏、偷袭，以多打少，还真有点实战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