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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去的童年(组图)
2018-11-29 10:37:38
来源:美篇
作者: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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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六点刚过,路上已能听见小学生们叽叽喳喳的说笑声。坐在家长自行车后座的孩子,惺松着睡眼,正做着最后的残梦。周末和节假日,孩子们在家长的督促下,紧张地奔波于各种补习班、兴趣班之间,不到天黑不回家。

    看着比大人上班还辛苦的孩子,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我上育英小学的时候,功课远没有今天这般紧张,包括自习课在内,每天也就五节课,偶尔也上六节课。除了语文、算数、自然课外,每周还有两节体育课,一节音乐课,一节图画课。

    老师很少留课外作业,即便留了,大都在自习课上就能做完,家庭作业基本没有。每年寒暑假,作业只有算术、语文两门,如果突击,一星期就能完成,剩下的时间全是自己的,可以尽情玩耍。

    我那时住在育英小学斜对面的万寿路十号院,机关大门距学校不足一公里。如果犯懒,翻过大院西边的土墙去学校,只有二三百米。

    土墙是干打垒的,很矮,大约一米高。

    育英小学的学生以住校为多,我们院因为离学校近,大部分孩子都是走读。我们读小学的年代,家家都有好几个孩子。早上,张家的哥哥叫上李家的弟弟,王家的姐姐拉着刘家的妹妹,孩子们结伴而行,一路追逐嘻闹,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走到学校了。

    也有走晚的孩子,怕迟到,就去抄近道、翻墙头。我就是其中之一,那堵墙离我家不到一百米。

    土墙虽矮,小学生个头更矮,翻墙头还是挺吃力的。因为经常有人翻墙,土墙的拐角处早被固定码放了几块砖头。    

    翻墙时,孩子们踩着摇摇晃晃的垫脚砖。个儿高的孩子双手撑住墙头,一纵身就骑了上去。个儿矮的孩子就惨了,双手扒住墙头后,先要一只脚攀上去,然后手脚再一起使劲,用近乎搂抱的姿势才能勉强骑上去。前者翻墙,衣服还不算太脏。后者的衣服则全是泥土。到了校门口,看见谁的衣服上有黄土,那准是翻墙头过来的。

    大院有个占地不小的幼儿园,平津战役时,曾是傅作义的城外指挥部。以当年的条件论,里面的装饰相当豪华,上有水晶吊灯,下有硬木地板,每间屋子里都装有暖气。

    大院的北侧是条石子路,宽约十米,一直通到育英小校。石子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大人们说,解放军曾在这条路上与傅作义的警卫部队交火,那些坑都是炮弹炸出来的。

    石子路北侧是中组部宿舍和一个铁丝网圈起的料场,料场里只有很少的一两户人家。共和国诞生之初,常用语汇里还没有流动人口一词,万寿路一带散居的老百姓非常少。除了周六、日有接送学生的汽车偶尔通过外,平时的石子路,安静得出奇。

    一次上学,我忘了带作业本,老师让我利用课间操的二十分钟回家取。来去的路上,看不见一个人,虽是白天,也觉得瘆得慌,走着走着就跑起来,弄得自己上气不接下气。

    父亲带我们刚进北京时,住的是日本人留下的平房,房前有棵参天大树,房后是片长满野草的空场,空场的角落有个战争年代遗留的大碉堡,那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地方。

    夏天的傍晚,借着淡淡的月光,孩子们会打着手电到处找“老牛”(还未蜕皮的知了)。树根周边的地面有许多米粒大小的洞洞,那是“老牛”为了呼吸而掏的通气口。用手指一捅,地面上的小洞立刻变成手指般粗,一只“老牛”便成了我们的“俘虏”。还有的“老牛”已经钻出地面,笨拙地爬到了树干上。我们打着手电筒,一棵树一棵树地找“老牛”,有时一个晚上能抓几十只。我们把抓来的“老牛”放在纱窗上,第二天清晨看着它慢慢蜕皮,湿漉漉的翅膀慢慢晾干,最后变成知了。

    我家的隔壁是一户姓张的山东人,有时他们会把“老牛”油炸了吃。这户人家的二女儿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小女儿后来成了我的夫人。

    我和夫人家的孩子都在育英小学读书,又在同一个大院相邻而居,直到今天,大家聚在一起说起当年的往事,一个个还是眉飞色舞,滔滔不绝。

    我们会说起打兵乓球时互不相让的大呼小叫,会说起男孩子躲在犄角旮栏里吓唬女孩子的淘气。印象最深的要数夏天的傍晚,先吃完饭的孩子跑出家门,在我们住的楼前扯着脖子,拉着长调一遍又一遍高喊:“谁-玩-捉-迷-藏”。听到这勾魂的声音,那些动作慢,还没吃完饭的孩子也会扔下碗跑出来,只一会的功夫便可聚集一二十个小伙伴。

    天黑了,我们满院子疯跑。玩累了,我们就坐在办公楼前的台阶上吹牛聊天。有时会忽然发现,刚才还在一起玩捉迷藏的小伙伴,怎么少了一个?原来是藏得太隐蔽,别人没能找到他,他自己却在藏身的地方睡着了。

    夜深了,各家的大人找来了,点着名把玩心不死的孩子们一个个拽回家。

    有一次,我们跑到机关果园里点篝火玩,不慎把一顶旧帐篷给烧了。看见火光,大人们赶来了,我们一哄而散,四处奔逃。我和一个小伙伴被大人紧追着,眼看就逃不脱了,脚下忽然一个趔趄,摔了个嘴啃泥。

    那天的夜很黑,我索性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小伙伴从我身边跑过,追赶的大人从我身边跑过,他们都没看见我。等他们跑远了,看看四周没有人,我爬起来偷偷溜回了家。

    第二天,机关调查此事,父亲问闯祸的孩子中是否也有我。我撒了个谎,没敢承认。

    我们小时候都盼着过年过节,不但能有新衣服穿,能吃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还能跟着家长逛庙会、看游行、参加联欢会。

    五十年代末的某年国庆,我曾跟着院里的大人,自带小板凳,去西单路口看国庆游行。那时的游行,不论是军车还是群众队伍,在经过天安门后,除了一小部分在六部口分流外,大多会在西单的十字路口进行疏散,北京的居民可以随便去看。虽然已不是完整的游行队列了,但能看见军车,孩子们的兴奋不言而喻。游行那天,长安街没有公交车,要从万寿路走到西单,看完再走回来,还是很累的。

    国庆节之夜,机关还会准许我们上到四层办公楼的顶层平台,从那里可以看到天安门放礼花。那时的长安街两侧,只有军博、民族文化宫、电报大楼几栋高大建筑。从机关的办公楼顶向东望去,无遮无拦,视野非常好。虽说离天安门远了点,当焰火腾起在天边时,孩子们仍然会连喊带叫,手舞足蹈。

    父亲还曾带我们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新春游艺会。我们听不懂小剧场的京剧,也猜不出一条条谜语挂联,只喜欢玩套圈、钓鱼、贴鼻子之类的有奖游戏。现在回头再看这些游戏,有点太小儿科,不可能再登大雅之堂了。

    五十年代的北京夜空和今天的夜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就拿我们住的万寿路一带说吧,除了马路主干线亮着几盏昏暗的路灯外,其余地方都是黑黢黢的。在没有月亮的晚上,走到空旷处,伸手不见五指。直到我上五、六年级,晚上一个人走到荒僻处,虽然手里还拿着手电筒,心里依然非常恐惧,常常用叫喊或歌唱的方式给自己壮胆。

    正因为黑,那时的夏夜天空,星海灿烂,银河垂地,不时有耀眼的流星从头顶划过。我们经常搬把小凳子,坐在楼门口仰望夜空,数北斗七星,那种美妙的感觉是今天城里的孩子享受不到的。现在,只有在没有人烟的地方,才能看到我们童年时的夜空。当然了,我们也享受不到今天孩子们玩的游戏机、变形金刚。每一代人的童年都是独有的,不可重复的。

    不过,五十年代的北京,城市道路非常糟糕,万寿路一带几乎全都是土路。刮风天,小则尘土扑面,大则飞沙走石。下雨天更是泥泞满地,不但裤脚全沾满了泥巴,还会把家里也弄的全是泥水。不刮风也不下雨了,天倒是很蓝,西边炼钢厂的大烟囱里冒出滚滚黑烟,慢慢地消散在天空中,我们的语文课本形容它是"水墨画出的牡丹花"。

    论幸福,一代要比一代强;论快乐,很难说谁比谁更多一点。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男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是攻城。开玩前,小伙伴们先要用棍子在地上画好攻城图,十几个孩子分成两拨各据城内,并做好攻守分工。一声号令,攻者或猛冲,或凭技巧声东击西,按规定的路线冲到城外,如果被守方在出城的窄道上把自己推出线外或拉进守方城内,则算是牺牲了,就得退出本局游戏。出城线路的拐角处设一半圆形安全岛,属中立区域。攻守过程中,双方均不得踩线。出得城外只是完成了攻城的第一步,第二步则要按对方出城的线路攻入对方阵地,规则与出城一样,谁先踩到对方的角旗谁便是胜利者。

    攻城的场面就像一帮孩子打群架,推推搡搡扭成一团。几个回合后,少不了撕破衣服扯掉扣子,至于蹭破皮流点血更是寻常事,但孩子们仍乐此不疲。因为玩的次数多了,常去游戏的那片空地,攻城的线路早被抠出了浅沟。耍玩时,只要把沟里的浮土用树枝划拉出来,一幅清晰的攻城图便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除了攻城,男孩子最常玩的游戏是骑马打仗和打绷弓仗。去年十一黄金周,我去地坛书市买了本《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书中对打绷弓仗有着非常精彩的描述:“所谓绷弓仗,即因绷弓枪而得名。也是用铁丝窝的,呈手枪状,前面准星位置是窝上去的两个眼(圆圈),后面也是一个窝起来的子弹夹。把一串牛皮筋套在前面的眼上,再将子弹(纸叠的)通过拉紧的皮筋固定在弹夹内,扳机也是铁丝窝的,扣动扳机时,利用杠杆原理把子弹撬出弹夹,再通过皮筋的弹力射出。”

    我叠子弹最爱用画报纸,画报纸挺括厚实,叠出来的子弹特别硬,打到头上,有时能崩出个包来。但这种画报纸很难找,大多数子弹还是用普通的课本纸叠成的。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开仗,两军对垒,桌子、椅子、被子、枕头都被用来构筑工事。如果玩带冲锋的绷弓仗,就满院子跑,埋伏、偷袭,以多打少,还真有点实战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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