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下半年，我正在朱壕的中央医院工作，中直党委的曾三同志找我谈话，他说现在形势很好，比较稳定，中直机关准备办一所小学，把分散在各村庄、各机关里的学龄孩子都收进来，学生全部住宿，需要一个医生，想派你去。我当然是喜欢在医院工作，但是既然组织决定调我去，我就服从组织决定吧。

    我到了设在下东峪村的育英小学时，还未开学。学校设在一家地主的大院子里，有一排北房和东西厢房，全是砖瓦房，北房比较大，是学生的教室和宿舍，东西厢房是办公室和校长住房。还有后院和偏院，全部是干打垒墙的平顶土房。老师住房和厨房全在后院，卫生科在东偏院。又找当地的木匠打了黑板、桌子和板凳，设备就算齐全了。校长是一位有经验的教育工作者刘建勋。他多才多艺，能上课，还会弹一架小风琴，育英校歌的词曲都是他写的，他教会师生唱校歌。副校长是孙统一，他分管后勤，那时是供给制，他常到供给部为孩子们领取吃穿用品。协理员是李一纯，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常给学生讲长征的故事。老师有丁力、朱凡夫妇，还有几位干部和保育员，学校在1 1月份开学，收进来30多个孩子，我们就忙起来了。

    开学后第一件事就是消灭虱子。这些孩子大多是随父母从延安辗转两千多里路，先后来到平山县（当时叫建屏县）的；在路上和在建屏都住在农民家里，那时农村卫生条件差，虱子很多，有的人家用笤帚扫炕，一扫可以扫出半簸箕虱子来，所以我们大人孩子人人衣服上、头发里都有许多虱子、虮子。孩子们到齐后，消灭虱子的战斗就打响了。给所有的孩子洗头发，用篦(b1)子篦虮子，把所有的被褥拆了，和所有的衣服一起放在大铁锅里煮，一连煮了几大锅，总算是彻底消灭了虱子。

    那时孩子们的伙食大大改善了，除了吃小米饭，还吃白面馒头、面条，供给部把大米优先供给育英小学，所以孩子们有大米饭吃了。炊事班用泔水喂了两头猪，养了一群鸡，人就有肉和蛋吃了，有时供给部还把缴获来的饼干、植物油送来……营养越来越好。我到中央卫生处傅连障那里要来了药品，许多都是战利品，学生病了就能及时得到医治。

    有时候电影队还来放电影，师生们就搬着凳子坐到场院里，村民们也都来了，挂起一块白布当银幕，看电影是大家最高兴的事。

    1949年春天，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央机关要迁往北平，中直育英小学校也要迁往北平了，而且还受到优待，供给部给派了一辆面包车。面包车也是战利品，矮矮的，车头突出在车身前方，车厢很大，全校的师生围坐在里面，在颠颠簸簸的公路上开往北平。车厢是密封的，汽车开了一段路，就有人呕吐，学生吐了，我们赶紧让每个孩子拿出自己喝水的缸子，接住呕吐物，不一会儿老师也有人吐，我也大吐特吐起来，特别难受，住宿，大家吐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好不容易颠到了保定，找了一个地方安排也不想吃东西，于是就烧开水，煮米汤。每人喝了一点儿就睡觉了。第二天换了一辆敞篷大卡车也是战利品，坐上这辆车就好了，谁也不吐了，一直开到：北平西郊的万寿路——这就是为育英小学选定的校址。

    这里有几间平房，原来是日本人的兵营，在平房旁有两个楼，原来是傅作义兵营的办公楼。我们育英小学住在平房里。平房分成几片，在南北平房之间有一条东西方向的战壕，战壕有2-3米深，约1。5-2米宽，战壕边上有密布的铁丝网。在南边的平房区，又有一条马路隔开，分为两个大院，学生们住在东院，宿舍教室全在那里，院子中间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公共厕所在西墙外，是水泥蹲坑。我们卫生科住在西院，有几间隔离室，孩子病了就住在隔离室里，由我们医疗护理。兵营周围全是农田，东经公主坟到复兴门，西经五棵松到永定路，马路南北全是广阔无垠的农田，进城也没有公交车，家长们都忙得顾不上管孩子，学生们也很少回家，育英就是我们的大家庭。

    刚到万寿路时，在战壕边和地里还埋有地雷，铁丝网上也挂了雷，还能捡到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和子弹。有一次，有两个孩子捡了一个铁球就用石头砸，被老师及时发现没收了，原来是一颗地雷，幸好没爆炸，真是吓了一跳！附近的兵营里还驻有解放军，有一个战士就不幸被地雷炸死了。那时我们成天提心吊胆。把学生看管好，千叮咛万嘱咐：“可别乱跑！别乱捡子弹！手榴弹！”后来来了工兵营，清扫了地雷和挂雷，才比较安全了。

    寄宿制学校，最怕传染病，什么麻疹、腮腺炎，一传染就病倒好几人。怎么对付传染病？我们开始时缺乏经验。那时在天安门附近有一所私立的儿童医院，是著名的儿科专家褚福棠开办的，学生中出现了麻疹，我们就去请教他，如何控制传染。他告诉我们治麻疹没有什么特效药，主要靠护理，不要发生并发症，吃流质食物，及时把病孩子隔离开很重要，在隔离室要挂上窗帘，避免强光刺激眼睛，精心护理就能痊愈。我们按他指点的去做，控制了疫情，病孩子也都逐渐康
复了。后来发现了猩红热，也都控制得比较好。

    有一次，在一个班发现了腮腺炎，我们马上组织医务人员献血，因为我们都是大人，接触过腮腺炎，体内产生了抗体，抽了我们的血，再给这个班的学生进行肌肉注射，每个人注射5CC血，以增强孩子们的抵抗力，这样做效果很好，腮腺炎没有蔓延，及时被捕灭了。

    到北平后，学校又收了很多学生，人数达到几百人，到1953年，上级给拨款建了一座两层小楼，卫生科搬进去，隔离室增加了，条件好多了。还有了自己的药房和化验室，调来了化验员。

    有一次，学校中发现了两个肝炎病号，就立即实行严格隔离，派了专门的护士和病人一起隔离在二楼的房间里，除医生之外，其他人都不准上楼，连吃饭、送饭、送开水，都是用绳子从窗口吊上去的，所以肝炎没有传染开。

    在卫生科，我们贯彻了预防为主的方针，逐渐建立完善了保健制度，每年请外边医院的医生来给师生体检一次，每年请北大医院小儿科的医生来给学生打预防针；请北大医院口腔科的医生来给学生检查牙齿，发现有龋齿的孩子，每星期派专人带他们到城里西什库的口腔科去治牙。

    有一年还从北大医院小儿科请来一位苏联的儿科专家，她带来了一套很详细的体检项目指标体系，每个儿童都是厚厚的一本。她的要求很严格细微，我们根据她的建议，给每个孩子进行了详细体检，建立了健康档案，又根据标准，把全校孩子的健康状况分成几组，健康的，中等的，差的。对健康状况差的孩子进行重点保育，这些孩子大多出生在延安或其他根据地，条件差，不少孩子先天性营养不良，后来又在战争中辗转迁徙，不少孩子体质很差，李讷就是一个经常发烧，动不动就扁桃腺发炎的孩子，金戈、吴音音……体质都很弱，经常住隔离室，几乎什么传染病来了他们都躲不过去。对这些健康状况差的孩子，我们制订了有针对性的保健措施，例如早饭时给他们加半磅牛奶，那时还不能让所有的孩子喝上牛奶，全校能喝上牛奶的也没有多少人。

    我们还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制订了科学合理的营养食谱，加强了体育锻炼，还制订了培养学生良好卫生习惯的措施。例如，中高年级学生们自己打扫教室、宿舍卫生，轮流值日，各班互相检查卫生，值日生还检查学生个人卫生，指甲剪得干净不干净，牙刷、毛巾、脸盆、手绢是否清洁，饭前是否洗手，饭后是否漱口，等等。通过一整套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培养了学生从小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能力和良好的卫生习惯。

    那时我还经常通过学校的有线广播，给学生讲卫生常识课，普及生理卫生常踞标准，把全差的孩子进行识。高年级有年纪大的女孩，到了青春发育期，我们医生把这些女孩专门召集到一起，给她们讲青春期女性生理卫生课，指导她们用科学态度和方法，迎接自己的生理心理变化，顺利进入青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