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的妈妈

    妈妈年轻时长得很秀气，尤其那双凹陷的眼睛，很漂亮。一旦生气发怒，那眼神变得严肃而犀利，令人生畏。

    在学生的眼里，妈妈是一个亲切和蔼的老师。在我的眼里，妈妈是一个严厉的妈妈。尤其在学习上对我们子女要求很严。

    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住校。按妈妈说法：一是教学工作忙，男孩子淘气，顾不上管我；一是让我从小就过一种集体生活，锻炼培养独立学习、独立生活的能力，培养集体主义精神。虽然，家近在咫尺，我每周只有在周末回一次家，而且还在教工食堂吃饭。

    周日晚上，学校大礼堂经常放电影，我因住校，必须在8点前返回宿舍。遇到好电影，我便偷偷看完，再溜回宿舍。曾被值夜班的阿姨堵住过几次。把我送回家，妈妈罚我站着，不准睡觉。

    妈妈是语文老师，可我从小就不喜欢语文，最不爱看书。

    妈妈从图书馆，给我借了一本苏联小说《铁木尔和他的伙伴》叫我看，看10页，才准许我出去玩。我飞快地翻看了10页。

    妈妈一看表，才用了两分钟，“我看书，也没你这么快，不行从头再看一遍”，又逼着我看了一遍，才放我出去。就是这样，我的语文成绩总是3分。

    妈妈每每看到我语文的成绩和作文时，常感叹地说：“你看看人家百鸣（我家邻居李淑艾老师的女儿），才比你们小几岁，能看那么厚的书，写出的作文，那真叫漂亮。你也跟着学学！”

    我最喜欢假期，每天除去做作业，便可以无拘无束地玩耍。我最害怕的就是妈妈检查我的假期作业。

    一天早晨，妈妈真的来检查我作业，当她看了我写的当天日记后，对跟在她身后，暑期不能回家的学生说：“来，你们过来，听听我儿子写的日记，”学生马上都围了上来。

    “数一数他在日记里用了多少个‘了’”。

    妈妈念道：“‘今天早上七点钟，我起了床’”

    学生数道：“一个”

    “‘穿好了衣服，洗了脸，刷了牙。’”

    学生数道：“两个——三个——四个……”

    “‘然后，我和妹妹到食堂去吃了早饭，吃了一个馒头，喝了一碗玉米面稀粥，还吃了一碟咸菜。然后，到办公室开始做作业了，先做算术题，做完了，接着做语文题……’”

    妈妈念完，问道：“一共用了多少‘了’？”

    几个男学生嘻嘻哈哈笑着，看着低着头，羞红了脸的我，说道：“23个”。

    “你自己说说，你写的那叫日记吗？记了一篇流水帐！”

    学生又哈哈地笑开了。

    妈妈从本上撕下这页日记，严肃说道：“重写一篇，写不好不准出去玩！待会儿，我再检查。”

    我羞涩地趴在办公桌上，开始重新写日记。

    在追悼会上，一个妈妈的学生握住我的手，说起当年的事“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朱老师当着我们的面，念你写的日记……”。

    最让妈妈没有想到是：小时候最不爱看书，最不喜欢语文和写日记的调皮捣蛋的我，长大后竟然成为了一名语文老师。

    假期的一天，我和几个育英子弟，用石块打果园外面几颗杏树的杏子吃。被果园工人发现了，告诉了妈妈。妈妈把我提留到教务处训斥。

    “长在果园外面的树又不归他管，杏是自己掉到地上的，我们才捡起吃的。”我争辩着，不肯认错。

    妈妈越说越生气，拉住我的胳膊，抓起桌子上一把木尺，朝我屁股打来，我一边躲闪，一边大喊：“打人是犯法的！”

    教务处的老师一听，哄的一声都笑了。

    妈妈也乐了，“好呀，你还知道‘犯法’！”但手里高高举起的尺子慢慢放了下来，没有落在我的屁股上。

    妈妈对学生如何我不知道，但对我们孩子要求是严厉的。尤其在道德品质和学习上，非常严格，不能越雷池一步。

    民主的妈妈

    妈妈对我们子女的教育，不如对学生那么耐心细致。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方法有时简单粗暴，尤其是对妹妹和我。据说，妈妈为此还受到赵慧五主任的批评。

    一天晚上，我们三个孩子躺在床上，正准备睡觉。

    妈妈靠着床栏杆，盖着被子，对我们说：“今晚儿，咱们开个家庭会，妈妈以前因为工作忙，对你们管教不够，缺乏耐心，态度急躁，尤其是对丁戈和沙沙，有时方式也比较简单粗暴。妈妈当面向你们做个检讨！”

    我感到非常诧异。妈妈向我们做检讨？我真有些不敢相信！

    “你们有什么意见，认为妈妈做的不对的地方，当面提出来，别怕，妈妈一定接受！”妈妈接着说道。

    妈妈说完，我们沉默好一阵儿，没说话。父母管教打骂孩子，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也是为了孩子好。万万没想到妈妈能向孩子认错。所以，我们半天没有反应。

    妹妹先开口了，诉说自己所受的冤枉和委屈，说着到伤心之处哭了。

    我卷缩在被窝里，蒙住头，偷偷流着眼泪。我是被妈妈诚恳的态度所感动流泪，同时也为平时很少受到妈妈的关爱所伤心流泪，也为曾受到妈妈的严厉责骂而伤心流泪。

    我住校，平时不在家。偶尔在家时，我一见妈妈眼神或脸色不对，便伺机溜出,逃之夭夭。有时，干了坏事或犯了错误，我就干脆不回家，躲在外面，等妈妈消了气，再悄悄溜回家。所以我平时挨妈妈的打骂比较少。

    妈妈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想说缺少母爱，但一个男孩子又说不出口，我小声说：“没有”，背过脸，眼泪又流了下来。

    我从小喜欢打乒乓球，还曾是校队成员。有时，妈妈在假期也和我们一起打球。我跟妈妈对阵时，就一板一板地猛扣，打得妈妈连连后退，可能是发泄内心的对妈妈的一种不满和怨气。站在一旁观战的学生全福笑着地对妈妈说：“朱老师，我感觉沙沙，在借机向你报仇呢！”

    妈妈并不生气，见打不过我，便放下球拍，笑道：“这个坏小子！”

    “朱凡诺娃”同志

    学校里和妈妈要好的女老师常亲切称妈妈为“朱凡婼娃”。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关系良好。老师给妈妈起了一个苏联昵称。妈妈长得还真的有点像苏联人，尤其那双凹陷的眼睛，很迷人。妈妈性格也有些像苏联人，乐观开朗，待人热情大方，人缘好。尤其是妈妈的爽朗笑声十分有感染力。

    我从没见过，也从没听说妈妈跟任何老师和同事红过脸，吵过架，对学生发过脾气。

    我们家有一辆“永久”牌的26型脚踏车。可谓全校名副其实的公用车，育英的大部分子弟，都是用我们家这辆车学会骑车的。平时，车就在楼道楼梯下放着。谁想借，只要跟妈妈打个招呼，“老朱，我用用你的车”就骑走了。甚至，跟我们孩子说一声，便骑走了。

    一年的春节，学校发给刘润芳老师和妈妈一张人民大会堂春节联欢晚会的门票。刘阿姨和高叔叔带着曼莉、高沙沙，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晚会。

    那天，毛主席也去了，在一个礼堂里听京剧，我只看见一个背影。我跑到大厅里玩游戏。有套圈、猜谜、摸鼻子、吹蜡烛等各种有奖游戏。中了奖发一张奖券。

    我排队摸鼻子。工作人员用一块黑布蒙住我的眼睛，我伸出手臂，小心翼翼朝前走去，正好摸着木偶的大鼻子。旁边的阿姨发给了我一张奖券。可以到领奖台领糖果和玩具。

    我正兴高采烈地琢磨领什么东西好，妈妈发现了。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把你这张奖券给高沙沙吧！”

    我忙把手背得到身后，“不！我还要领好东西呢。”

    这时，我看见高沙沙正坐在领奖台上耍赖，哭着要一把木制的玩具刀，高叔叔站在一边手里拿着两张奖券，跟工作人员商量，工作人员告诉他：要三张奖券，还差一张奖券。

    妈妈蹲下，拉着我手说：“高沙沙小，你大应该让给他。听话，把奖券给妈妈。”我犹豫了一会儿，不情愿地递给了妈妈。

    妹妹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妈妈他们语文组老师，每月都要出一到两期墙报。有一期墙报李升灿老师画了一幅插图，里面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结果被人发现，告发了。当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自然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学校领导先后找李升灿和妈妈谈话，李升灿老师说好像是根据一本杂志画的，是哪本杂志忘了，没有证据证明。学校怀疑李老师和妈妈有政治问题，一直追究不放。给李老师和妈妈造成极大的思想压力。

    妈妈在假期到内蒙古探亲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了原图，立即将杂志寄给学校领导，及时解除了组织对李老师和妈妈的怀疑审查。事后，李升灿老师知道后，非常感激妈妈。

    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可能因为一次不慎的言行，就会影响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命运，甚至毁了你的一生。

    学生的“妈妈”

    遗体告别仪式上，除了我们亲属、妈妈的单位领导外，大都是妈妈在育英时教过的学生。都已年过花甲，有的已白发苍苍。

    妈妈一生教过多少学生，我说不清。

    在育英时，我发现妈妈的学生都不怕妈妈，学生平时跟妈妈说话都很随便，而且都很喜欢和妈妈亲近，愿意跟妈妈在一起聊天谈心，有时还一起唱歌、游戏。有的学生还亲密地挽住妈妈的手臂，妈妈就像他们的一个知心朋友。

    这很让我羡慕、嫉妒，因为我从没有与妈妈这样亲近过。这种亲密的行为，对于我从没想过，更别说这样做了。

    周日或假期，常有学生因父母在国外工作，或有重要工作不能接他们回家。妈妈就把他们领回家，跟我们一起玩耍，一起在食堂吃饭。

    那时国家还处于困难时期，糖果、点心这些好吃的食物都是定量供应，凭户口本和粮票购买。妈妈买回糖果、点心后，算上自己、学生和我们三个孩子，一人一份。一般是妈妈那份儿最少，学生和我们孩子一般多。我扒住桌沿，瞪大眼睛仔细看着妈妈划分，分好后，连忙抓起自己那份儿，揣进口袋里，慢慢细细地品尝。

    在妈妈的眼里学生就是自己的孩子，在我看来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就是我们家庭的临时成员。对此，我早已习以为常。

    一年的暑假，一群学生来看妈妈，妈妈非常高兴。

    其中一个学生对妈妈说：“朱老师，你曾经答应要为我们亲手做饭吃，我们今天来就是要尝尝你做的烙饼。”

    “没问题，我现在就动手给你们做！”

    平常一天三顿饭，我们都是在食堂吃。妈妈很少做饭，但妈妈做的饭比食堂的饭香多了。

    妈妈拿出存的半袋面和一瓶鸭油（煮鸭子时，从鸭汤里撇出的油），妈妈跟一位老师借了一个蜂窝炉子，在一楼的小锅炉房里，动手和面、揉面，将面团擀开，里面抹上一层鸭油，再撒上细细的盐末，卷起来，切成若干段，擀成饼。两面抹上油，放到锅里烙。学生围在妈妈身边，刚出锅的鸭油饼焦黄酥脆，让人垂涎欲滴。烙好一张，学生吃一张，边吃边砸磨嘴，吃得津津有味。七八个学生每人吃了两张，我和妹妹才吃了一张。

    做完饭后，妈妈叫我把剩下的半罐头瓶鸭油，送回家。我在楼道里打开瓶盖，偷偷用勺子挖两勺鸭油吃了，滑滑腻腻的，真香。

    没想下午，我正在院里玩，肚子发胀，紧跑慢跑，刚跑进厕所，没憋住拉了一裤子。我跳进厕所的水池中冲洗干净，穿着湿短裤，跑回家换了条裤子，怕再拉，我在裤腰别了几张手纸，又跑出来玩。正巧被妈妈看见，问道：“着凉拉肚子了吧？”我“嗯”一声就跑了。

    妈妈对学生如何，她与学生的亲密关系，无需我们子女来评说，自有学生的评价。从参加遗体告别的学生人数、从学生送的挽联、打给我们子女的电话和发来的短信中，从学生在博客发表的悼念文章即可看出妈妈和学生的深厚师生感情。

    我感觉妈妈不仅是我们的母亲，也是学生心目中的“妈妈”。

    一次妈妈去内蒙古中蒙医院看病，吕连医生是妈妈的学生。他开好处方，对妈妈说：“朱老师，您身体这么好，活一百岁没问题。”

    “不，我要活到一百二十岁！”妈妈那自信乐观的人生态度，把旁边的大夫和患者都逗乐了。

    我和妹妹在电话里也常说，妈妈的身体这么好，准能活到90多岁。可没想到，妈妈却突然走了。

    妈妈是一位普通的人民教师，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平凡地走完了她教书育人的一生。

    我想在遥远的天国，最让她难以割舍的，会是那校园里琅琅的读书声和那一张张纯真可爱的笑脸。

    我觉得让妈妈感到欣慰的是我和妹妹继承她所钟爱的教育事业，并跟她一样成为了一名语文教师。

    我喜欢下雪，喜欢梨花。轻柔的雪花，洁白的“梨花”啊，请替我们再送妈妈最后一程，愿她一路走好。

    我们的妈妈，亲爱的老师，您的的言行和音容笑貌将永驻我们心中。

    朱沙沙写于二零一零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