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暑假我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由于谦让同学，情愿放弃了保送北京师范大学深造的机会，怀着做“娃尔娃拉式”女教师的信念，于8月22日来到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子弟集中寄宿制的育英学校任教。

北京育英学校新貌

    到校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教导主任康秀悦同志递交了我的《入党申请书》，接着康主任向我布置工作任务:第一届六(2)女生班和低年级（约六七个班）的体育课，并担任学校少先队大队总辅导员兼共青团支部的青年委员。高年级体操、舞蹈两个课余兴趣小组的辅导工作自然也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就此，我热火朝天地投入了教育教学工作的实践。

    那时的育英虽然只是一所小学，却由中直党委直接领导。

    我们有幸参加中直党委组织的很多活动。譬如:经常坐上大卡车到城里丰盛胡同中直大礼堂听政治报告;每到寒暑假都要到中直团委办公室在书记李健同志领导下，研讨我校少儿回其所在机关度假的活动计划；各类的文艺演出，也给了我们登上中直大礼堂舞台表演的机会，记得由我参照《苏联学校舞蹈教材》编排的《土豆舞》——舞裙是演员们自己用床单布缝制的；红色皮靴是中直党委帮助借来的——竟然得以登台献演，并获得了表演奖。

    最难忘的是1953年春季，中直团委为响应“全民皆兵”的号召主办“射击训练班”，中共各直属机关都派一两名共青团干部参加集训，然后回本单位扩大培训。我和保育员赵美淑同志作为育英的两名代表，前往参加训练。

    射击理论的讲授地点是在中直礼堂旁边的一间大课室里，所学内容是“79步枪”俯卧式射击原理，有枪无弹的俯卧射击演练就在中直党委办公大楼的天台上。

    学员们分为若干小组，我和赵美淑自然在同一小组。我们小组的辅导员是人民日报社的柳梆同志。

    几周后，射击的理论和初步的演练告一段落，要进行实弹射击了，地点转移到先农坛的实弹射击训练场。

    那一天晴空万里艳阳高照，中直团委射击训练班全体成员在女教练的带领下意气风发地来到打靶场，按照原已划分好的小组各就各位。每人拿到三发子弹——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竟然也是唯一的一次真枪实弹的射击啊！

    要知道，1950年为了抗美援朝，我在北师报名参加志愿军，因未满18岁不得批准。那时我利用课余时间经常站在教学楼走廊的一角，练习吹奏军用小铜号——起床、集合、解散、熄灯……阵阵号角嘹亮朗脆，号声宣泄了我不能参军的郁闷，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毕业后当上了教师，反倒有机会进行实弹射击了！

    说时迟，那时快。我组辅导员柳梆同志在小组里示范射击的成绩已经宣布:三发子弹各中9环,共计27环。看得出，他虽不喜形于色，却也面带微笑——这个成绩距离30环的满分已实属难得！

    接下来是美淑同志卧倒——射击！稍后，报出的成绩是三颗子弹都打飞了只得了0环，我俩惋惜不已！轮到我来射击了，我什么也来不及想，珍贵的三发子弹先后出了膛……

    结果——哈哈哈！真乃天助我也！我的成绩竟是三发三中百米以外山坡前的靶心，整整获得30环——实实在在的大满贯！顿时，全场哗然！

    待各组所有学员全都射完后，居然没有人赶上我的记录。

    当场，女教练要我向大家谈谈射击经验。刹时，我满面通红……心想从来没摸过枪的我，怎么会有射击经验可谈？不知是谁把我推拉到队列前，非要我说话不可，我只好羞答答地说:“就是按照教练讲的方法打出了三枪呗，怎么想得到打中多少环？”对此，众人听到与否,也就如此而已了。

    中午的太阳愈加火热，我骑上自行车，准备回北新桥看望母亲，柳梆同志也骑车要回王府井人民日报社。两人顺路，一路向北、向东，并行交谈，确很方便。

    记得，我一开口就问他；“你是党员吗？”他的回答是:“暂时还不是。”

    接下来的只是二人沉默不语……车行到王府井南口，稍作道别，并无多言。当时的我，对这一天的两个场景并没有多加思考，更不会想到对柳梆同志造成的尴尬。

    回到学校约莫三五天，传达室张老伯伯递给我一封信笺——浅黄色牛皮纸的《人民日报》信函。打开一看，正是柳梆同志竖行的墨笔手书，开头客气的称我为“刘志扬同志”——这样一来，让我与他四十六年的交往中，始终把“柳梆同志”作为对他的回敬:这既是我对他的尊称，也是始终如一的爱称，简直是无可取代的！——在我心目中，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封“情书”，但内容极其简短(不过三五句话)，笔力颇为刚劲，只在信尾写道“星期天休息日，何不到报社来叙谈叙谈？”

    我以为这是真诚相邀，毅然于星期日上午9时许到报社传达室约见。

    不料，柳梆同志竟与报社共青团员同去颐和园游玩，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虽然感到失望，但也执意等候，相信他不会无缘无故失约于我。

    中午一点多了，果然气喘吁吁的柳梆同志赶了回来，他马上拉我去报社对面的“梁家菜馆”吃午饭。我方知他因必须参加共青团组织的游园活动又来不及通知我，所以让我久等了。

    这次的应邀也证实了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广东人——不光因他特选了广东风味的“梁家菜”来款待我，其实我已从他的额头、鼻眼和语音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他的家乡是广东澄海县，父亲(姓谢)在太平洋上一艘瑞士远洋客轮当海员，母亲(姓陈)在家乡靠丈夫的薪水养育着两儿两女，家庭成分纯属海员工人——这是我自1949年底在北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直担任组织委员以来，从没遇到过的。

    柳梆是家里的长子(原名谢惠深)在澄海读完初小，因家中经济拮据，无力读满高小，便跟随舅父到香港的一家米行当学徒，既为家庭减轻些经济负担，也为将来自立谋生支撑家庭作准备。

    不料，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父亲的远洋海轮遭日寇飞机大炮的轰炸而沉没大海，连尸首也无法寻找……

    家乡的母亲怎么承受得了这五雷轰顶的沉重打击？丈夫命丧太平洋，一家人自然断了经济来源，壮年的母亲忍饥挨饿，全身浮肿，含恨死去！

    两个妹妹因逃避饥饿和兵马之乱去了福建的山沟沟，再无音信。幼小的弟弟被孤儿院收养，家乡的韩江水已被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鲜血染成为“红河”……在香港学徒的他，也亲眼目睹了日本法西斯匪徒连续三天三夜对香港的肆虐与屠杀。

    这等的家仇与国恨，煎熬着他这不满16岁青年的心！尽管学徒出师有望，但他那满腔的怒火怎能平息？——在一位教国语(普通话)老师的指点下，他决心返回大陆寻找抗日救国的机会。

    当时想从沦陷于日帝铁蹄下的香港回大陆抗日是无法公开成行的。

    他从小生活在海边，既能帮妈妈打鱼卖菜，也练就了一身好水性，此时此刻，游水的本领可就派上了用场。

    他和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从香港的大屿山偷偷渡海，游水到了粤西，登上了大陆。打听到“青年军”正在招募爱国青年去抗日，三人如愿以遂的积极要求参军准备去打日本鬼子！

    几个月的军事训练:出操、行军、射击、骑马……理所当然的各种困难，只能使他杀敌报仇的意志愈发坚强！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参加的“抗日救国青年军”还没有来得及上前线，连日本鬼子的影子也没看到，不久就传来消息说:日本军国主义已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了！

    1945年8月15日的抗战胜利，使“青年军”“抗日救国”的旗号不揭自落，当局只好把这批青年送到杭州中学去读书，连小学都没毕业的谢惠深多么渴望读书啊！

    他凭着在香港当学徒时的业余自修，以同等学力的资格就读于该校的高中班。尽管理科学习很吃力，但在香港学徒时啃噬巴金的“三部曲”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等长篇小说，确实为他爱好新文学、追求民主与自由，奠定了思想基础……

    如此这般的一席畅谈，早已冲淡了“梁家菜”的鲜美和醇香，让我这北方长大的女孩第一次聆听到祖国南疆民众40年代初惨遭日寇屠杀蹂躏后的惨痛呻吟……同时也让我领悟了遭遇到“家已破，国将亡”的热血青年，是在怎样的不顾一切，寻求着救国救民的道路。

    离开餐馆时，我已感到身旁这位人民日报的年轻编辑并不是一个文弱书生，在他那凸起的额头下深陷的眼窝中透出的不仅是“情”与“智”的神睬，其中更深藏着说不尽的血泪仇啊！

    午后两人漫步来到中山公园，登上一叶扁舟，柳梆同志熟练的摇起双桨把船划到湖心。下午的天气尽管闷热，然而中南海湖水的清凉为我们洗却了心中的焦灼，他收起双桨，任凭小船在水上飘荡……

    我一面撩水取凉，又在发问:“你读完杭州中学，为什么也不上大学？”

    他说:“连高三都读不下去了，还能升大学？”

    我问: “为什么？”

    他接着说，那时的杭州是“国统区”。原来参加的“青年军”没能打到日本鬼子，现在“青年军”解散，送这批人去上学，首先得集体填表加入国民党，毕业后才能去建设和平民主的国家。为了不失去上学的机会，学员对学校的要求自然得当真去做。

    但是1946年初冬发生的两件事却动摇了他的信念。

    一件事是2月24日北平的北大女学生沈崇遭美国兵的强奸，当时的中国政府却无权对犯罪的分子进行审判，因为美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这就是美帝国主义“援助中国”的真相！消息传到杭州，爱国学生义愤填膺。这时，他意识到日本人投了降，换来的却是美国人的胡作非为！这算什么？

    另一件，是这年初冬杭州学生为纪念爱国民主人士——费巩教授失踪一周年，《生活壁报》撰文缅怀先生的嘉德懿行，揭露那时的政府腐败无能致使人民失去人身安全的保障。

    对于学界这一民主愿望，杭州当局不但不支持，反而阻挠和镇压，实在让他莫名其妙！

    这类事件，激起了杭州学生的“爱国反蒋运动”渐成高潮，使企盼民族独立，期待民主自由的爱国青年看清了当时的蒋介石政权不光是在抗战胜利后疯狂地捞取抗日的胜利果实，同时也正在不择手段地镇压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这难道就是国民党要建立的和平、民主的国家？

    义愤重升、怒火重燃的谢惠深，在杭州中学开始“不安分”了！他拿起笔写几首小诗，流露出对国民党反人民反民主行径的反感，在校内油印刊物上发表，并得以散发。作品署名“梆声”——取在黑暗中以敲梆之声唤醒民众之意。

    也许是这些小诗反映了民意，也许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发现了这棵苗子，要着意保护他免遭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迫害，于1947年初，有人介绍他来到北平，由成仿吾先生引领指点奔赴华北解放区。

    柳梆同志继续说:现在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当时要通过国统区的白色封锁线,投奔共产党领导的的解放区必须改名换姓而临时拼凑出来的。——取“梆声”的“梆”为名，前面加上一个形相近的“柳”作姓，于是就唤作“柳梆”了。改名换姓来到解放区，生活环境顿时改天换地。

    经过“中国共产党华北革命大学”革命队伍的熔炼，柳梆同志于1948年的年底奉命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的身份豪迈地进驻北平城，参与了人民日报社在王府井南口的筹建工作，随即担任读者来信部的编辑，并兼任报社共青团的宣传委员。

    我和他的相识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这次的深谈，让我这个北京姑娘看到眼前的这个热血青年追求革命的道路和我是多么的不同。像柳梆同志这样因痴心抗日救国却走了弯路，之后又宛转而幸运的找到真正能够带领中国劳苦大众追求幸福的革命队伍，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当我再注视他时，不仅深切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而且凭添了几分敬意……

    他却打趣地说，要不是因为在“国统区”写些诗文都会受到迫害，也许他会坚持在杭州中学读书直至毕业，也许会像那两个从香港同时渡海回大陆想抗日的伙伴一样，于抗战胜利后就返回香港娶妻生子去了。

    他补充说:舅父曾多次写信催他回香港重操旧业。还告诉他说，他的弟弟(谢惠镛)已离开孤儿院长大成人，家乡刚一解放，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上了空军部队的地勤；两个妹妹却仍然杳无音信。柳梆同志的话音，显然为弟弟的参军而兴奋，为两个妹妹的失踪而凄然……但舅父要他返回香港那块英属殖民地，他却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只好回信婉言拒绝了。

    追忆至此，时间已近傍晚，两人匆忙交船上岸，顾不得相约何时再见，我赶快取出自行车，登车速行，直向西郊万寿路方向驶去。心知:寄宿制学校,星期日下午师生必须返校参加夕会的晚点名，何况第二天清早的政治学习和带领学生的早操，都是别人取代不了的。

    这次匆匆分手时，柳梆同志却注意到我跨上自行车后竟撒开一只手，回头向他挥手告别……后来他告诉我，他把这一挥手当成是我与他的“心有灵犀一点通”！而我却说那只是我下意识的动作罢了，当时我只顾由东向西迎着残阳余辉的照射，奋力加速返回我自己的家园——中直育英啊！

    又一个星期的正常工作开始了。一天，学校党支部组织委员(兼人事干事)陈子清同志找到我，亲手递给我一份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入党申请表》要我拿回去认真填写。并说，我是这年申请人中第一个要讨论入党的。

    我双手捧着它，激情不已——我那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而刻不容缓的入党理想，终于有望实现了！

    回到宿舍，我字字真诚地填写好每一项内容，其中少不了把最近结识的柳梆同志作为男朋友填入表内，反复检查后，呈交给子清同志。这样，我就更加干劲十足地投入工作。

    记得一两天后，子清同志找我谈话，问及柳梆同志的情况。我一股脑儿的把自己了解的详情，毫无保留地说给她听。

    她没有什么回应，等我急着去上课要出房门时，她只说了一句:“通过组织调查调查再说吧。”

    ——肯定，我会把陈子清同志的意思转告给柳梆。

    又一个星期天的午后，柳梆约我进城到东城区煤渣胡同人民日报干部宿舍去见他的部主任徐兑同志。徐兑的丈夫是人民日报名记者田流，他俩的儿子徐小田，正是我们育英学校三年级的学生，我还教过他们班的体育呢。

    星期天，刚好小田也在家。各种因素，打消了我怕见生人的腼腆，心想也好听听上级领导对柳梆同志的看法。

    走进徐兑的住房，记不清田流同志是否在家，孩子们午睡刚醒，高兴地招呼老师坐下。房间实在不大，一张大床旁边一张书桌，两三把椅子，没有更多的活动空间。

    柳梆见我坐定，跟徐兑同志托词几句就对我说，过一会儿他再来接我，我也没介意他的躲闪，而我实在不懂得应该怎样跟徐兑同志交谈，只是全神倾听她侃侃介绍柳梆同志在报社的工作情况以及各个方面的积极表现，评价是——部里的青年骨干。我搭不上任何话语，又怕影响了徐兑同志照顾孩子，也就顺势告辞了。

    走出小小的四合院，见柳梆同志在门外等我，俩人仍然分头骑上自行车，默默地前行后随的，谁也顾不上提到刚才跟徐兑同志谈话的内容，就各奔东西了。

    回校后，我肯定先找陈子清同志汇报这次见徐兑了解的情况。子清同志也没有对我的汇报提出任何质疑。

    奇怪的是不日之后，陈子清同志又一次找我谈话，毫不客气地说:“对柳梆同志的认识上，你只相信个人，不相信党！——你的入党讨论要延缓！”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指责我无言以对，尽管不明白个中的缘由，也只得默默的退下！

    自此，我和柳梆各自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我不明白为什么向党坦诚汇报男友的全部情况,得到的结论却是“只相信个人，不相信党”！这样的结论非同小可呀；柳梆却认为由于我认识了他，才影响了我的入党！

    日子一天天挨过去，我入不了党，和柳梆的关系也不冷不热。

    1954年初，“青年团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中直礼堂隆重召开，依然做着育英团干部的我，有幸列席参加大会。

    我校的李晨铎、王衍茹两位老师以中直机关特有的甲等模范工作者的荣誉在大礼堂的前几排就坐。我虽不追求什么先进模范的称誉，却愿意从他们身上对照自己的不足，特别是李晨铎老师的人品和教学风格都是我所仰慕的，团代会的全过程我全神关注。

    散会了，我沉思着走到大礼堂的门口，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招呼我——哦，原来是柳梆同志！这次的邂逅，既出乎意料，也理所当然——都是中直机关的团干部嘛！但我绝对不会想到这次他与会的身份跟我会有什么不同。

    当时我忙着赶上卡车回学校，只问他下个星期天是否可以到育英见面，他点了点头，我俩再一次匆匆分手。

    这个星期天，果然阳光明媚，天空碧蓝。

    一早，我把办公楼上属于我的这间16平米的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等候着柳梆同志的来访。

    9时许，他来了，敲开我的房门，屋里真的没有另一把椅子可以请他坐下，我忽略了唯一的一把椅子背上撑着我的外套。只见他迟疑不肯坐，我灵机一动，说:“去校园走走好吗？”他很乐意。

    下得楼来，由喷水池前，绕过大礼堂，穿过玩具室，来到后园的土山，登上茅亭小坐，眺望远处的西山，俯瞰近处的大片果园……

    两人之间的陌生与尴尬渐渐消除。下得山来，顾不上等待小小动物园里的孔雀开屏，也没有见到火鸡的扑翅，便急忙拉他走进我的“天堂”——育英新建的风雨操场(体育馆)。场上摆放着双杠、高低杠、平衡木、跳箱等体操器械。

    这时的他一反平日的不苟言笑，指着双杠笑嘻嘻地问我:“这个，可以让我试试吗？”我说，当然！只见他甩了甩双臂站到双杠中间，一撑一荡，双腿一分上了杠——肩背倒立，向前翻滚，再甩双腿，腾跃跨杠，平稳落地！在我看来，这动作还真像那么回事——不愧是受过部队训练的！

    我不甘示弱，走到高低杠下，握住高杠——噌得一声，鱼跃式跨上低杠，左右腿分叉在两杠间几番回旋，忽而翻身撑上高杠，然后只凭小腹着杠，挺胸抬头，两臂左右斜伸，两腿紧绷渐向上举，成“飞燕式”挺立在高杠之上……十数秒后，空翻落地——稳稳当当！片刻之后，我又站到高杠前，双手握杠，两脚齐点踏板，唰的一声，人已从高低两杠之间腾空鱼跃而过，弹跳下蹲，再做收束，干净利落！——这两番展示，都是我学生时代在北师女子技巧队当队长去各处表演时的“拿手好戏”！

    此刻，我注意到我的唯一观众，似乎他的眼睛比以前我看到过的更大更圆，不知是因为第一次见识高低杠表演，还是又一次受到30环压倒27环的刺激……

    离开体育馆穿过三座学生宿舍楼，步入教学长廊，一侧可隔窗望见教室里崭新的苏式桌椅，前后两大扇黑亮的玻璃黑板，上面分别悬挂着五星红旗和毛主席像，一路由东向西所有教室同样干净整齐，只有一间“队委会”的布置别具一格，鲜艳的火炬红旗、醒目的少先队鼓，透着一股股朝气射入参观者的眼帘……

    总之，这里的一切都是柳梆同志从未享用过的，我却可做室内的主导！

    长廊另一侧墙壁上，悬挂着伟人像和名人语录，俩人指指点点，品味着其间丰富的精神营养，谁也不觉得饿，更没有想到该吃午饭了。穿行过办公楼下教师备课组的走廊，再上二楼，到盥漱室洗过手脸，就回到了我的宿舍。

    关上房门，他情不自禁地握住我的手……我第一次感到他的手是那么的有力！

    紧接着，他从衣兜里取出一张剪报，内容是人民日报社共青团委推荐他作为报社模范工作者之一，参加中直第十四次团代会的资历介绍——原来那次在中直团代会后的邂逅，我与他的身份不同:我只是列席会议，他却是人民日报社的模范工作者之一；那天，他是在会场的第10排11号座位上，我只不过坐在旁听席上！看了他的资历介绍和参加团代会的代表证，可能我的脸在微微泛红……

    这时他忍不住给了我第一个虽然短暂却相当热烈的吻！这大概就是男女之间定情的动作吧！

    自此，我们每周都要见面，感情愈来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