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当然又是一个星期日，他来校说:“我们‘五一’劳动节结婚吧！”

    一时，我想不出拒绝的理由，只是心跳加快！

    我的直觉是他在拼命追求进步，争取早日入党。他不愿意因为自己暂时不是党员而影响我的入党。

    可我心里弄不明白的是:陈子清同志说的“组织调查”，怎么总是没有下文呢？难道人民日报的党组织对柳梆的信任、培养和表彰，会是错的吗？

    现在柳梆要我和他结婚，我得向学校党支部打报告。

    报告呈上去，直等到“五一”节前一周的周末也没有得到任何不同的意见，而且学校各个部门正在酝酿为我俩送结婚的贺礼。

    柳梆说既然这样，咱俩赶快去派出所登记吧，“五一”节结婚是来不及了，何况大家都要参加天安门前的大游行，那就推迟一周选定5月8日(星期六)在人民日报社礼堂举行婚礼吧！

    提到结婚，我真是什么都不懂。

    记得刚进育英时，新办公楼还没盖起，老师和学生同住三座楼宿舍，我与朱凡老师住在一间屋里。一天清早起床穿衣，她系腰带时我发现她的肚子比较鼓，竟然直问为什么，弄得朱老师不好回答——后来我才明白那是怀了孕。

    现在自己居然也要结婚了，该做哪些准备呢？

    柳梆说不用你着急，报社已经给了我们东城区福建司营胡同一座四合院的正北房。我们一起去看过后，非常满意，真的比我去过的徐兑同志那间住房还大许多。

    柳梆同志只按老年间广东人的习惯准备了一床厚厚的大棉被。屋内少不了的是一张双人床，另有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一个书架，都是公家配备的。另有一台双屉柜，是他花12元钱(还是分期付款)特意购买的。

    幸亏我的母亲和舅母为我们做了两床缎面的被子，买了两只牛皮箱，男女皮鞋各一双，还有两个暖瓶；我的舅舅还亲手在床前挂上遮床的淡绿色布帐……这真够得上“新房”气派了！

    但我更钟情的是我们育英学校送给我的两份礼物一份是：一面镶着红色镜框的大圆镜，镜面上镌有“永结同心”的贺辞(附照)；

    另一份是总务处陆心甫同志为我俩的《靶场姻缘》赋的一首诗：“北京澄海一线牵，打靶场上显奇缘。男射廿七女满贯，扬击梆声代代传。”那一手墨笔行草，恰似行云流水一般挥洒在整张的大红纸上。长者的祈望，同事的祝福，浓浓的凝聚在纸墨之中……这怎能不给我俩留下永恒的记忆！

    1954年5月8日当晚，人民日报社大礼堂灯光明亮，厅堂的桌椅摆成大大的圆阵，桌上满是喜糖喜果。

    我和柳梆被安排在讲台前面站着——那时的新郎、新娘绝想不到要穿什么礼服婚纱，只见柳梆同志一身浅灰色咔叽布的中山装，我是斜纹布的蓝制服，头上仍然是一根素色细布条扎起的一撮小歪辫。站在他身边很是不般配。他虽不魁梧高大，却老成持重，我简直是个还没开化的土娃！

    只记得轮到新郎新娘说话了，他说了些什么我全然没听见。

    要我开口说话，可比打中30环更难了！我逃不脱大家的哄闹，就伸臂抬腿的做了几节自编的徒手体操才算了事……

    后来的节目我都印象不深，只记得婚礼结束后，报社有小卧车送新人回新房。可我说什么也不肯去坐小汽车，人们只好把我的母亲和我哥哥(刘志鸿)请了上去陪伴新郎。

    我是被几个与会的北师同班同学簇拥着，嘻嘻哈哈地步行回了到新房。

    几番哄笑喧闹之后，宾客陆续告辞，柳梆的多个好友知己却要“闹洞房”，千方百计地灌我喝酒。我竟死咬着嘴唇滴酒不进，那顽强的姿态简直像刘胡兰被按倒在铡刀前，谁也甭想撬开我的嘴！结果是紫红色，碧绿色的葡萄酒洒在缎子被上、淡黄色的床单上、浅蓝色的枕头套上，简直像七彩的云霞点缀着新人的床铺……这样不知趣的新娘，还有什么可闹的！

    新房彻底安静下来，柳梆同志才注意到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原来这天是周六，我从学校出发时是等学生家长接孩子的大大小小的汽车离开之后，自己雇了一辆三轮车由西向东，直奔人民日报社来结婚，时间已过下午六点。到场后应酬来宾，搞得团团转，哪还顾得上自己去吃晚饭！

    新婚之夜，房里没有准备饭食，聪明的柳梆同志用搪瓷杯打进两个鸡蛋，暖瓶里的开水一冲，就是我的晚餐了。我喝得很香，不比那日的“梁家菜”逊色，因为这是他亲手为我做的新婚之夜的晚餐；那一晚，正是我与他同床共枕的第一夜！

    第二天上午，他非得拉我去王府井“同升和”鞋店不可，说我母亲给他买的高级皮凉鞋(鞋帮部分是用皮条精心编织的)他实在穿不出去，一定要换成普通样式的才好穿，我只好随他去。

    换好了鞋子，旁边就是人民日报社的机关干部食堂。这天的午饭就在食堂吃，也许是肚子太饿，也许是入乡随俗:我觉得这里的饭菜比育英食堂的甲等菜好吃多了，也比那日的“梁家菜”更合我的口味……然而想不到的是这顿美餐却又像我打中30环那样，也是平生唯一的一次——从那以后我竟然再也没有机会进过人民日报社的食堂。

    饭后，俩人到王府井南口的中国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算是“结婚照”吧！

    他穿的还是中山装；我的那件蓝灰两色搭配的拉练夹克衫却是母亲于“五一”节之前，专门领着我到前门外栅栏“瑞蚨祥”绸缎庄，让我亲自选料请母亲熟悉的裁缝师傅特制的！

    记得那天老师傅见我母亲(大栅栏南口老字号“聚顺和”东家的少奶奶)来店，听说要给东家小姐做嫁衣，以为我会选什么漂亮绸缎。不料，我却执意要做这件男女均可的夹克衫。尽管这件衣服做工精细、价格不菲，穿在我身上不但不像新娘，简直是“男不男女不女”！

    后来取像时，看着这等的“郎才女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愧疚！怪不得新婚照上的柳梆同志，毫无喜悦之情！

    当日拍照后，顺路再去劳动人民文化宫遛了遛，我要往回走，他说:“不用急，既然你满意那就再去报社食堂吃晚饭，然后走回新房也不远”。我连忙反对——“那哪行啊!我得马上回学校，不然要迟到了！”他疑惑地说，今天不是刚结婚的第二天吗？再住城里一晚不行吗？我执拗地说:“今晚不到校，明天的早操谁来带？早晨的政治理论学习能不参加吗？”——他哑口无言。

    我气呼呼地走到天安门旁的38路汽车站等待乘坐公共汽车返校，他尾随在我身后，俩人无话可说。汽车到站，挤车的人很多，我知道他跟着我上了这趟车，但也说不上话。

    “万寿路到站了！”下了车，我急匆匆地走进校门。

    还没进办公楼，迎面碰上陆心甫同志。他见我身后跟着柳梆，问道:“昨晚刚结婚，今天就回学校啦？”柳梆难为情地转述我的理由，老陆同志立刻转身走了。

    柳梆跟我上楼进了屋，两人还没来得及商量当晚怎么过，楼道里传来搬家具的声音——原来老陆带着宫成元等同志为我俩送来一张崭新的双人床——这晚，柳梆同志留住育英，并顺从我的意志——结婚，决不能耽误学校的任何工作！

    陆心甫同志为学校员工服务到家的精神，能不感动我们的心吗？

    第二天(星期一，5月10日)清早，天还没有大亮，柳梆趁我去带领学生上早操，他就悄悄地回报社上班去了。

    以后的习惯是:周六下班，他到育英；周日下午，他返回报社——大家都以工作为重嘛！直到学期结束，我再也没有去那新婚之夜的新房住过一宿。我认为学校给我的这间宿舍，一点也不亚于他那“新房”——因为这里方便我的工作！

    很快到了1954年的暑假，我可有时间到福建司营的新房去住住了。

    不料，柳梆同志却要去北戴河度假。——不知他是为了以此回敬我的执拗，还是一心向往大海，或许是报社给予先进工作者的荣誉，总之——不得不去！

    走得匆忙，连报社食堂的饭票也没留给我。我在空荡荡的“新房”，只会用铝制饭盒煮些麦片粥或是蒸个鸡蛋羹当饭吃，可当时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满足,要知道那年月吃麦片粥是很新鲜的呢!

    至于柳梆同志何时从北戴河回的北京，我已毫无印象，那是因为我抓紧时间回校写《暑假思想汇报》并制定下学期的工作计划去了。

    结婚将近两年我都没有怀孕，那时的我们根本不懂什么叫避孕。所以我在育英依旧做着原任（教体育）的工作，柳梆在报社却经常接受外出采访的任务。

    记得1954年冬，他因报道东北“集二国际铁路”的建成住在农家老乡的暖炕上，竟把自己那件唯一可以御寒的羊皮大衣烧了个大洞——这是广东人第一次睡暖炕的收获。

    1955年初春，他因劳累过度患上了肺结核住进羊坊店的“北京市肺结核防治所”。听说当时治疗肺结核的注射的针剂只能靠进口高价购买，而他得以享用。

    所以新婚不到一年的我俩，不但没有为他的病情而担忧，反而因受到党的特殊关爱而欣慰，何况羊房店与万寿路的距离比他从王府井到学校找我的路程近了许多。这样，我周末到防治所去探望他也方便了不少。

    这时的见面，交谈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正的人》《被开垦的处女地》《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或是《普希金诗集》《马雅可夫斯基诗选》……

    当时最鼓舞二人的名言是“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吃盐也是甜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但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这时的我们共同啃噬精神食粮的口味愈加相同，而我去“防治所”看他时，竟然从未买过任何礼物安慰他！——那时的我们似乎完全不需要这一套，而“精神食粮”却时时刻刻少不了！毕竟有党的关爱，他在防治所住了两个来月也就康复出院了。

    这一年的冬天，我居然怀了孕！呕吐的反应不明显，毫不影响我的正常工作。

    但到1955年底（我怀孕约4个多月），柳梆奉命调到人民日报兰州记者站，常任采编记者(后来提升为采编主任，也就在这时他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别说北京东城区福建司营胡同的那间“新房”，自然成了空房，就是学校里我的这间宿舍——我心中真正的“新房”——也只剩下我来独居。

    至于我肚里的孩子何时会出生，应为孩子的出生做哪些准备，那时的我俩根本想不到。

    他只找到缝衣店把烧了大洞的羊皮大衣缝补好，再跟着我到母亲家里，翻箱倒柜找到一床双人被的棉胎，剪成两半取其一，当做褥子带到祖国的大西北去御寒。

    他见我怀胎将近5个月的肚子略已显见，就带我到信托商店买了一件男式灰色呢大衣让我自己缝短一大截穿上，既能保暖也可遮盖肚子。

    他知道这次不是短期的出差或采访，一别几年也难以估计，便郑重拜托人民日报社里他的两位知己——江夏和刘野同志多多关照留守北京的我。

    分手时，没有任何的温情和缠绵，两人就又各奔自己的岗位了。

    1956年春，我怀胎已经六个月，继续教着体育课——不仅领操照常，“一网不捞鱼”的游戏收尾时，30多个七八岁的儿童一个接一个的搂着腰连成串，分成两队，队首的同学分别握紧我的左右手进行“拔河比赛”，我左倾右倒地被孩子们拉过来拽过去，嘴里高叫着为孩子们加油，一点儿都想不到会不会影响自己肚里的胎儿，反而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