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2日下午，当我坐在高而全老师的地处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59号的家中时，我心里的感觉是幸福的。坐在高老师对面，望着高老师依然清秀的面庞，我感到欣慰。1955年至2002年，整整47年，终于见到日夜思念着的敬爱的我的启蒙老师。然而，望着因粉碎性骨折卷缩在轮椅上的高老师，我心里阵阵作痛，难以接受！年轻，端庄，迈着稳健自信的脚步的高而全老师，她，分明向我走来。记得那时男女分班，我们女生班班主任就是高而全老师，她还担任语文课的教授。高老师中等略高的个子，清秀而端庄，每天都收拾得干净整洁。

    大家都知道，育英小学是寄宿学校，那时家长都在外干革命工作，无暇顾及照料自己的孩子，因此一跨进校门，就等于把我们全交给了学校的老师们。班主任的责任尤其重要。高老师尽责，事无巨细，她都要管到，大事如组织校外活动，以及校内班里种植的一大块菜地，拔草浇水收获，她与我们一起劳作；小事如教会我们把自已的名字缝在统一着装的衣服上。高老师和蔼可亲，特别体贴爱护我们几个家长不在北京的同学。那时，每逢星期六，家住北京的同学都由家长接回家，我们几个无家长接留在校内，晚饭后，几个伙伴在大楼里疯玩，从校舍跑到宿舍，从东头跑到西头，仿佛整个学校都是我们的。高老师的房间就在我们宿舍隔壁，见我们疯玩，从来不阻挡，从未见她绷着脸，我们玩得忘乎所以，一时间都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高老师慈母般的心在我心里留下深深的记忆。我的身体在班里可能算稍差些的，冬天，尤其下雪后到雪地去跑几圈，或者玩游戏，我有时就会发烧，还常犯胃病，呕吐。高老师心细，凡冬天外出活动后，她就十分留意我的身体，一见我脸孔反常的红通通，就来摸我的额头，二话不说，送我进校医院。住院的那几天，是我心里非常难过的日子，往往独自一人躺在病床上，睁眼望着一盏昏暗的电灯泡，生病不舒服，心里更寂寞。高老师惦记着我，抽空就到医院看我，还捎带着几个苹果或桔子，对我说，这些是同学从家里带来的。后来我才细想，同学从家里带吃食是很少见的，会不会是高老师自已花钱买的？若是同学送的，我至今不知是哪些同学，若是高老师买的，难为她自已掏钱，不管怎么样，我都早已吃进肚子里了。我是一个从小无父爱，又缺少母爱的人，高老师既是老师，又是母亲，甚至比母亲还亲。呜呼—于细微处见真情，每每想起在高老师身边的日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高老师敬业，用她真诚、执着的心谆谆教育着我们，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的理念植根在我们每个同学的心中。她重视我们的一点进步，个人的喜好，及时加以引导，我就有切身体会，记得好像是小学五年级，我们班参加十月国庆观礼，回来后高老师在作文课上出题目《我最愉快的一天》，我写的就是参加国庆观礼。在讲评课上，高老师把我写的作文拿出来讲评，我至今都没忘记这个荣耀。如今，我能够加入省作家协会，与当年高老师的鼓励引导分不开。高老师从教数十年，数十年如一日，教书育人，成绩斐然，1956年，她被授于特级教师称号，从1958年至1961年连续四年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委员。

    当我小学毕业回到母亲身边时，我与母亲的关系并不融洽。那时，高老师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她与我母亲促膝交谈时的情景使我不断去思索和分析，在高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逐渐了解了我的母亲。“文革”时期，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母亲的事，都是由于育英小学里受到的教育，更有高而全老师的教导，小学里，高老师对我母亲的尊重，对我母亲的了解以及对我的无私关爱，让我明白了高老师身上具备的高尚品德。她有崇高的信仰，正直，善良，永不动摇自已的革命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