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凡老师——摄于北京

摄于育英小学动物园

妈妈、妹妹和我摄于呼和浩特

我和妈妈摄于呼和浩特二中

    编者：这是朱沙沙在2010年初，我们敬爱的朱凡老师刚刚辞世后不久写的。文章记述了朱老师的点滴，感人至深。

    新年伊始，北京下了一场六十年不遇的大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妈妈在满世界的“梨花”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妈妈在漫天的“梨花”中走了

    那天上午是我这学期最后一次课。我正在讲台上，给学生讲述如何做毕业设计答辩。放在课桌上羽绒服口袋里的手机铃声，急促响起。

    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老师上课是禁止学生接听手机，老师接听手机，学生自然会起哄。我曾经对学生开玩笑说：“有两种电话必须接，一是老娘的，否则会挨骂。一是老婆的，不然会挨饿。”不接吧，手机老响。所以还是接。我一般告诉对方我正在上课，便关机。

    我打开手机一看是妹妹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妹妹没有重要事，从来不打我的手机。我马上有种不详的预感，慌忙拿着手机到走廊，妹妹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地对我说：“妈妈今天早晨，因突发脑溢血住进医院，大夫说有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开颅手术，妈妈这么大岁数，非常危险，恐怕连手术台也下不了；一种是保守治疗，送重症监护室抢救，也非常危险，后果很难预料。医生叫我马上做决定。你说怎么办？妈妈的命可能保不住了……”电话里传来妹妹呜…呜…的伤心哭声。我脑子一片空白，顿时乱了方寸。

    “你别着急，你说怎么办？”我边安慰着妹妹，边询问她的意见。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做事一向很有主见的妹妹也没了主意，慌了神。
    “让我想想，我跟学生交代几句，马上给你回电话”。

    回到教室，我停顿了一会儿，强忍着眼眶里的泪水，对学生说：“我母亲患重病，可能要做手术。周五的课，我来不了，你们自己复习，……”我哽咽了。

    学生看到我凝重神情，马上安静了下来。我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毕业设计答辩的程序和应注意的问题，回身向学生做了简要的讲解。

    当我在黑板上写完最后一句板书时，思绪乱了，脑子里只有三个字：怎么办……怎么办？约有一分多钟没有转过身，教室里安静极了，七十多号学生，鸦雀无声。

    我慢慢转过身，含着眼里的泪水，对学生说道：“你们好好复习吧！”便走出了教室。

    妹妹又打来电话，说在医生的建议下，并与晓山商量，已把妈妈送进重症监护室，我也表示同意采取保守治疗。并告诉她，我马上买火车票赶到北京。

    中午，我去车站买了第二天的车票，当天的车票已售完。

    晚上，与妹妹通电话。妈妈已处于昏迷状态。

    第二天晚上，我登上火车上，只有一个念头：希望身体一直健康的妈妈能够挺住，闯过这道鬼门关！

    到京后，医院里的妈妈躺在病床上，带着呼吸机、起搏器和各种吊管，双目紧闭，已没有了意识，处于深度昏迷之中。

    在病痛的煎熬中，妈妈的生命与死神抗争，苦苦地挣扎了十一天，，默默地走了，没有看我们最后一眼，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句话。

    妈妈去世的第二天，下起了大雪，洋洋洒洒的漫天大雪，下了一天一夜，厚厚的白雪，覆盖了妈妈曾经工作生活了十几年的北京城。

    我望着窗外，依稀看到了妈妈的身影，在漫天的飞雪中踏着洁白的雪花走了，走向了遥远的天国。

    并非慈爱的妈妈

    在三个子女中，我跟妈妈的关系最为疏远。回想起来，从小到大,我很少跟妈妈在一起，甚至从没与她有过任何一次认真或是长久的交谈。

    在学生的眼里，妈妈是亲切的、和蔼的，就像他们自己的妈妈一样亲近。可在我的心目中妈妈并不是一个慈爱温情的妈妈。

    妈妈年轻时，便离家只身在外求学，闯荡。后来参加革命，成为中直育英小学第一任教师，便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之中，很少顾及家庭和孩子。因此，我感觉妈妈缺少家庭观念和母爱，并不是很疼爱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对妹妹和我。

    我们从小似乎也没有家庭概念，在我们的心目中育英小学就是一个大家庭。就像育英校歌里唱的一样：“小小的叶儿哗啦啦，育英小学是我的家，学校里面真正好，唱歌跳舞笑哈哈……”。

    妈妈跟其他老师阿姨一样，每天忙忙碌碌地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

    妈妈曾和我爱人聊天时，说我出生时没有奶，也没有牛奶喝，从卫生院把我接回家，饿得哭了三天三夜。

    当时育英有座办公楼，一层是学校行政和老师的办公室。二层是老师的住家，中间是一条走廊通道，两边都是十几平方米的单间房，一家一间，人口多的住两间。楼里有公共厕所和洗漱间。赵慧五主任、李晨铎老师、刘志扬老师、杨淑贞老师（我四年级的班主任）高尔全老师、李淑艾老师、曹辅成校长、金阿姨家等都住在二层。

    我晚上的哭声吵得楼里的其他老师休息不好。

    王玉芳老师见到妈妈提出了“抗议”：“老朱，求求你行行好，能不能夜里别叫你儿子哭！”。

    我母亲无可奈何摇着头，“我也不想叫他哭，没法儿，没奶呀！”

    到了第四天，我不哭了，因为饿得哭不动了。

    我听爱人讲述了这段事，奇怪问道：“我怎么没听母亲提起过。”

    “你妈不跟你说，是怕你记恨她”爱人说道。

    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没受到妈妈的爱抚和搂抱。所以我一直认为妈妈不是一个慈爱的妈妈。我从小就感到“皮肤饥渴”，缺少亲情的爱抚和滋润。我从没在妈妈面前撒过娇，从没想过，也不敢。

    那时的人们都非常敬业，育英老师的子女大部分很小就被送进了幼儿园。我也一样一岁多就被妈妈送进了幼儿园。幼儿园的生活在我的记忆早已变得模糊不清了，没有留下任何清晰的印象。

    再大一点，便无人管了。妈妈每天忙着上课教书，任由我和妹妹与一群同龄的育英子弟，在校园里野跑疯玩。到点儿去食堂吃饭，天黑了就回家睡觉。

    我从小因营养不良，缺钙，体弱多病，身体发育得也晚。脑袋长得又大又圆，四肢瘦弱，重心不稳，走路老摔跟头。校园里孩子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大西瓜”、“西瓜毛”。妹妹比我小一岁，她会唱歌了，我才会说话，她会跑了，我才会走路。走路时，脚呈内八字。
一次妈妈带着学生、我和妹妹去北京动物园游玩。

    妹妹看到黑熊时，惊奇地大声地嚷道：“妈妈，你快看，狗熊走路的样子跟我哥哥一样！”

    妈妈和学生及周围的游客，都转身看着我哈哈大笑，我羞得头也不敢抬。

    同龄的男孩子都嫌我又笨又傻，不跟我玩。我只好每天颠颠地跟在我妹妹那帮小丫头屁股后面，帮她们拉皮筋、捡沙包，抓羊拐、踢毛毽、跳方格……，跟女孩子一起玩，为此，常常受到男孩子的讥笑。

    艰辛的妈妈

    去年春节，我去看望舅舅。舅舅对我说：“抽空儿到北京看看你妈，你们小时候，你妈一个人带你们三个孩子，不容易呀！”舅舅说的对。

    1957年，父亲因有右派言论，被发配到内蒙古“支边”。从此，我们三个幼小的孩子，一直跟妈妈生活在北京育英小学。是妈妈一手把我们拉扯大。从小学到中学，直到1965年秋天离开北京。

    有一次，我跟妈妈去财务科领工资，学校扣除我们三个孩子的学费及我的住校食宿费用，再扣除妈妈她们三人的伙食费，会计拿出妈妈的工资袋，只倒出一个五分钱的钢镚儿。我看到非常心酸。妈妈还笑着说：“就一个‘大子儿’！”

    小时候，几乎天天吃大白菜，我最讨厌吃白菜帮子。

    一天中午，食堂又吃白菜，我把菜帮子剩在了碗里，就走了。妹妹追了出去，喊我：“妈妈叫你回去呢”，我又返回食堂，妈妈叫我把剩在碗里的菜帮子吃了，我一看就恶心，趴在长凳子上耍赖，假装肚子疼。

    “肚子痛也得吃，不许浪费！”在妈妈强迫命令下，我闭着眼睛把菜帮子，吞到嘴里，跑到外面，吐到水池里跑了。

    一天，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万寿路的百货商店买东西。路旁是四季青公社的一片片的翠绿的玉米地，玉米秆比大人还高。

    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人们都吃不饱。走着走着，看见一个小伙子在玉米地里，偷偷掰玉米棒子。妈妈发现后，上去揪住小伙子的衣袖，厉声说道：“你怎么偷人民公社的玉米？走，跟我去派出所！”

    那小伙子猛地挣脱了妈妈的手，拔腿就跑，妈妈扔下手里的提包，紧追不舍，跑了一段，那小伙子跑远了，没了踪影。

    妈妈折了回来，我和妹妹吓傻了，呆呆地站玉米地旁。我从地上捡起妈妈的提包，瞪着惊恐的眼睛看着气喘吁吁的妈妈。

    “再饿，也不能偷人民公社农民种的玉米！”妈妈生气地告诉我们。妈妈言行让我们幼小的心灵，明白了一个做人的基本道理。

    学校有一个洗衣房，一到三年级的住宿生，衣服全由学校洗。从小学四年级，妈妈就教会了我洗衣服，缝被子，补补丁、补袜子。我虽是男孩子，但心细手巧，针线活儿比女孩子都做得好，经常受到妈妈的夸奖。

    从上小学时，妈妈就领着我和妹妹打扫家里的卫生，每周大扫除一次。张凤琴老师的孩子不会打扫家，妈妈还叫我去她家帮忙，教她的孩子如何打扫卫生。

    所以我从小就爱劳动。这也是母亲常夸我的优点。四年级，我还当过班里的劳动委员。

    那时，人们家里孩子多，生活又困难。家里的孩子一般老大穿小的衣服，老二接着穿，然后是老三……直到不能穿了为止。所以我老穿旧衣服或是带补丁的衣服。只有过年才有新衣服穿。

    一天，妈妈给我送来一件姐姐的旧棉猴。班里的同学起哄：“呕，穿你姐姐的棉猴了。”

    “在家你们不穿哥哥姐姐的旧衣服？”妈妈反唇相讥。

    勤俭、爱干净，是我从小到大一直保持的良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