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袁永涛，男，汉族，生于1963年6月，1984年7月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英国文学系专业，先后在永昌一中、永昌三中从事高中英语教学20多年。后从事《永昌县志》编撰工作，后调入永昌县委宣传部从事红西路军史料整理研究工作，再调入永昌县旅游局和金昌市委文明办，红西路军永昌战役纪念馆成立后，被组织部门调入红西路军永昌战役纪念馆专职从事红西路军史研究工作。目前是省委命名的红西路军史研究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天下骊靬》，在港台澳地区引起轰动。2014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西路军鏖战永昌》专著。先后下“中国共产党历史网”、“甘肃省委党史网”、“中国红色旅游网”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2015年被永昌县委县政府授予“永昌县首批届拔尖人才”。

    赵殿孔回忆父母收养失散女红军杨桂香始末（三十六）

    红西路军西征到高台、临泽一带继续与马家军作战失利，红军失散人员零零落落向东走。我们永昌县城附近的农村群众家中也时有红军要饭和投宿。但因为敌人和国民党政府沿途设置哨卡拦截，分派军警排查。农村中也常有军警保政人员出没监视，还出布告，威迫群众不得收藏，一旦发现就要“通匪论罪”。因此，地方群众对红军人员来时多为帮助给饭吃，也有个别人家时有临时投宿后，尽快送他们离开险境。

    一九三七年农历二月间，也是敌人搜查红军最紧张的时候。一天下午黄昏，天气还刮着大风，从西面下来的十八名男女红军失散人员途径到县城南地主孙海州的庄子附近停顿休息，趁农民晚饭的时机乞食充饥，但人多目标大，不便行动，于是分散开各自找食。一个衣服褴褛，双脚裹着毡条，面容憔悴，行走一瘸一拐的一个小红军来到正在晚饭的我家门口。她先以羞怯和惊慌的神情里外张望了一阵后，嘴唇嗫嚅、冻得浑身打颤发抖。这时，我母亲黄开兰看到红军冻得实在可伶，也是慈母的本能，很快走进她的身边，红军才抄着四川口音直截了当地说，大娘哦，我们与部队失去联系失散了哦，天气太冷，找点饭吃哦。说话中，我们才听出是一个女红军。母亲问她的年龄，她说十六岁，使母亲更感到同情可伶。她一面叨叨，一面扶着红军进了屋子，放到热炕上的被窝里，又端来饭让她吃。不料饭后，身子骨暖和了，但经长途跋涉，被泥浆汗水寖透了而被冻僵的脚片遇热融化，早已冻伤的两手双脚剧烈疼痛，她边翻滚便嗷嗷直叫。我母亲和妹妹两人动手剪拆开了缝在脚上的湿毡片，发现两脚已经冻肿化脓。立刻端来一盆凉水，把她的手脚寖泡在水中，轻轻搓洗了好大一会儿，疼痛略微减轻，但两脚不能着地，更无法行走了。父母亲处在这样的情境中也不忍心让她走了。经过琢磨，决定还是先留下养好冻伤后，再另作安排。

    当晚，父亲赵学普先打发我们两个大一点的儿子，连夜收拾好了我家四合院的南道座屋的洋芋窖，里面铺垫上了一些麦草，以备意外情况下躲藏使用。还叮咛我们子女们不能向外人透露出风声。然后，母亲又拿出我妹妹赵殿菊的衣服给她更换。在换衣服时，其余的衣服都很快的脱掉了，唯有一件内衣迟迟推辞不愿意脱，母亲感动很奇怪，几经劝说、询问，也许她也理解到我父母亲及一家人出于一片真心，才吞吞吐吐地说内衣夹缝里藏有“团征”，这时，我们才知道她还是一个共青团员，顺着话题她也向我们告诉了她是四川巴中县人，名字叫做杨桂香，参加红军前是个学生，参军后是红军妇女团的战士等方面的情况。为防意外，当晚我母亲遂将脱换的就衣服全部做了处理。

    一切隐蔽措施妥当后，父母亲为了使她脓肿的手脚肌肉不致腐烂坏死，连夜用蒲公英、甘草等中药材熬煎了水擦洗和用温化的冻牛粪连续热敷手脚。经过七、八天时间的不间断土法治疗，脓血收敛，淤肿开始消失。这些日子里我们一家人都为她的安全捏着一把汗。但凡保政人员、军警或陌生人来这里，我们就先藏人躲避，然后再去开门，等外人走了再把她放回热炕上。我们兄弟姊妹多，每天均有一、二个人轮流在庄外瞭望放哨，观察动静。天气暖和的时候，妹妹上到房顶放哨，把她放到里院晒太阳。在父母的精心关怀下，过了一个多月，手脚冻伤完全治愈，双脚也能走路了。但这时，她仍然挂念同行的红军人员随时想继续东返，经父母同意后，独自去到孙家庄附近，但没有打听到消息就回来了。过了两、三个月后，敌政人员搜捕红军的活动终止了，她也能自由外出了。她又听说县城又来了许多失散人员，她还先后去过几次。有一次，到县城举人王裕基家人打听了情况，从这一次起，也许是从这些失散红军的人员中了解到他们均已失去东返的条件和可能，回来后，最后决定不再走了，打算定居下来，从此，就成为我们家中的一个成员了。

    那时，她才十六岁，比我还小一岁，但她懂得的事比我多。她常向我们讲红军的事迹和一些革命道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向父亲讲不要学地主老财的样子打新庄盖新房，不要干剥削、压迫穷人的坏事，不要给国民党办事等。那时地方上实行地方保甲制度，保长要有地方群众轮流出任。一九三七年，该轮到我父亲当甲长，硬是她说服父亲，没当这任甲长。

    她的伤治好后，跟着母亲和我妹妹学做料理家务，到第二年，她已经能够独当一面，处理家务了。她勤快、细致，很得父母亲的喜爱、器重。父母亲也向亲生子女一样看待她。那时我们兄弟姊妹六人，他与我们子女之间的关系相处也十分融洽，也跟着我们一样称呼父母和兄弟姐妹。我们姊妹们对她也像亲姊妹一样看待，从不分彼此。她虽然年纪小，但胆大心细。一九三七年秋，抗战爆发后，日本飞机在永昌县城南关投弹轰炸后，她独自跑去拣回来几块弹皮，被父母知道后责备她冒了风险，但她笑着说，飞机轰炸她经过，不怕，炸弹皮是好铜铁，拣回来家里还可以使用。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