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引：黄埔军校第四期林彪是他部下，周总理是他老师，三十年代初，他当了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加入了国民党，笠亲自邀他进入中统，以国民党中将身份被俘后拒绝写悔过书，被关押26载，享年94岁……

    在整个民国史上，有许多高级将领历尽坎坷，他们既做过有利于党和国家的事情，也做过伤害党和人民的行为，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好人与坏人去评价他们。文强就是其中一位。他是毛泽东的表弟，却对这个“大哥”终生抱有戒心；他当过林彪的班长，两人却打了一架；他参加过周恩来、邓颖超的婚礼，后来却不肯响应周恩来的“归队”召唤；他参加列宁主义青年团，随即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同时，邵力子也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蒋介石为了压制共产党的发展，首先在黄埔军校“清党”，要求“跨党党员”只保留一个党籍。文强没有退出共产党，而是选择退出了国民党。此时的文强，信仰很坚定。以后又加入国民党，那是后话，在国民党掌权前夕却又退出国民党，留在共产党内。

    文强190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他的祖上是著名的爱国将领文天祥，父亲曾经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文强本人在17岁的时候也拜见过孙中山，中学毕业之后就报考了著名的黄埔军校，文强被录入政治科大队第二队学习。

    1925年文强在周总理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还在广州参加了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婚礼，由此可见当年文强和周总理的关系不简单。在北伐战争时期，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当了一名宣传员，后来在杨森部下任职组织科长，1927年8月参加了南昌起义，失败后和组织失去了联系。

    次年经过努力，文强终于联系上了组织，被任命为中共江巴兵委书记，但是在1931年文强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虽经过营救出狱，但被省里领导误会，误解了文强在整个过程的表现，批评文强不该暴露四县游击区的情况，并给予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百般申辩仍无济于事，由此产生不信任，一气之下，文强就去找周总理申诉，但是在上海没能联系到周总理，这样，他们原想找党中央申诉的出川行动，却成了事实上的脱党。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令文强彻底寒了心。绝望的文强在国民党将领程潜和张治中的介绍下又加入了国民党。至此，文强结束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奋斗的历史。

    1937年文强被戴笠委任为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所长，并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分析处日军的行为，只是当时美国人并不相信中国情报系统的能力，结果才发生了后来的悲剧。1942年文强因策反了华北，东北近百万汉奸部队，功劳巨大，被晋升为国民党中将军衔，时年38岁，是当时国民党军内最年轻的中将。1948年8月，他利用与湖南省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同乡的关系，调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最终脱离了军统。

    解放战争时，文强接连接到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来信，点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副参谋长。从徐州撤退途中，手下报告抓到我军七个武工队员，杜聿明大笔一挥，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精明的文强或许已想到要留一条后路，设法瞒着杜聿明把这七个人给放跑了。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罪行之一是杀害七个武工队员。文强赶紧为他作证，对审查组说：“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审查组经过调查，果真查到了七人的下落。杜聿明1959年12月获特赦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然而在不久之后的淮海战役中他就与杜聿明一起被解放军俘虏。先后被关押在华东野战军设在山东益都和白滩头的“解放军官教导团”中一个高级组进行学习管训，开始了他的战犯生涯。1950年文强被送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处”，在监狱中，他说：“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我脱离共产党是因为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我问心无愧。”他还拒绝写悔过书，而且还盛气凌人地对监狱管理人员说：“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文强的个性，由此可见一斑。

    当得知文强这些真实身之后，中央颇为震惊，但也许正式因为他不一般的身份，却投降了国民党，而被列为最后一批特赦人员中。1975年3月19日文强被特赦出狱，在293名特赦战犯的名单中，文强位列前十名。3月19日，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特赦会宣布特赦“给予公民权”时，文强等人禁不住热泪长流。想想自己从战犯走向新生的漫长之路，百感交集，书成一首七律，题为《顽石点头难》：“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至此，文强长达26年的劳改生活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