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6月俄国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苏维埃在十月革命中起了领导作用，组织了俄国无产阶级政权。湖南共产党人对于苏维埃的认识很早，来自十月革命和列宁的影响。1921年党的一大《中国共产党纲领》写道：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的主要目的。“苏维埃管理制度”就是后来“苏区”制度。1927年党的五大决议指出：“湖南不但实际上农民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至少已经动摇他们的权力，而且要自己起来建立政权，有些地方，并且参加县政权。不但如此，两湖的农民斗争，已经开始要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并有分配土地的运动。”

    在湘南起义的漫天烽火中，诞生了湘南苏区。也孕育了振奋人心的苏区精神。1927年10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穿山西进”，由上犹鹅形游击到桂东县新坊乡珍珠坝，在新坊珍珠坝修整了一周左右。后由湘赣边境转移到崇义上堡进行修整。游击在湘粤赣边。朱德原是滇军的优秀指挥员。早在1918年至1919年间，朱德就有“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待，后多成功。”的战略思想，他的这一思想，与毛泽东同志的“上山”思想不谋而合。他有在中越边境与土匪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有用游击战术对付旧军阀的作战经验。而且，他又到德国、苏联深造学习游击战争。应该说，他是我党最早提出和运用游击战术的军事家。他得知湘南的情况后，果断决定带领部队进入湘南，开展湘南的革命斗争，并与湘南的同志一起策划湘南起义。

    1928年1月12日，朱德部利用胡少海“少爷”的公开身份，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0团的旗号，开进宜章县城，智取宜章，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朱德部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号。1928年1月31日，工农革命军利用坪石的有利地形，发动群众，大败许克祥6个团的兵力，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朱德说：“我们军队起来就靠那一次战斗。”坪石战斗，极大地振奋了湘南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推动了湘南起义的发展。坪石大捷后，朱德、陈毅和中共湘南特委领导的湘南起义，又相继攻克了郴县、永兴、资兴、桂东、耒阳等县城，发展到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桂阳、桂东、安仁等湘南20余县，动员参加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的群众数以百万计，帮助宜章、郴县、耒阳分别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三师、第七师、第四师，还成立了永兴赤色警卫团、资兴独立团、汝桂边区游击大队、桐梓山工农游击队等，工农武装人数达34000余人。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农军独立团，建立了8个县苏维埃政府。湘南特委在永兴县太平楼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1928年3月21日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向国内外通电，宣告“成立湘南苏维埃政府，主（驻）点在郴州……”，朱德、陈毅等21人当选执委，其中还有井冈山代表何长工。会议议决“苏维埃政府组织法”、“土地分配法”等7项要案，系中共党史上最早的基层政权组织法。湘南苏维埃政府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地区级政权，统领8县、83区、743乡，形成当时中国最大规模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联合苏维埃政府——湘南苏维埃政府。在湘南工农兵苏维埃代表会议发出的《快邮代电》中，不仅出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党部”的名衔，而且出现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各省市县苏维埃政府”的名衔，出现了“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党代表”的名衔，制定了《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政纲》、《县区乡苏维埃政府组织法》，选举产生了“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主席团”。这些，都是中国苏区创建发展史上具有创新意义的特殊贡献。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建立革命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插牌分田运动，革命浪潮波及到二十余县，100万人参与，湘南起义进入高潮。湘南苏区所领导开展的土地革命，呈现出“红旗漫卷南天乱，湘南这边红一片”的新气象。

    湘南苏区广大人民群众认为为民谋利益的“埃政府”就是“俺政府”。在湘南的方言中，埃和代表我的“俺”是谐音的，体现了湘南苏区人民群众对“埃政府”朴素的革命感情。湘南苏区人民体现了伟大的湘南苏区精神：即体现了湘南人民英勇牺牲、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无私奉献的湘南苏区精神。

    一、湘南苏区彰显了英勇牺牲精神

    湘南苏区的英烈们彰显了英勇牺牲精神。党中央八七会议后，陈佑魁任衡阳地委书记、湘南特委书记兼湘南二十四县游击队总指挥。他和特委干部毛泽覃、曾志等人分赴各县农村，分批训练党员骨干，恢复党组织，指挥各路游击队，配合全省的秋收暴动。在白色恐怖的衡阳，陈佑魁的处境十分险恶，为了坚持斗争，他常扮作商人、小伙计或教书先生，坚守在秘密联络站。在潇湘河街三顺祠庙交通联络站，他白天在香案前敲木鱼念经文，夜晚接待各县来衡同志，传达贯彻党的指示精神。他先后指导发动衡北暴动，夺取衡山石桥团防局步枪30多枝，建立衡北游击师、工农革命军第八师、第九师，在衡阳西北山区坚持武装斗争。省委布置年关暴动时，他派特委成员赶赴衡山、耒阳、郴县开展斗争。他到水口山矿区，依靠宋乔生等党团员骨干，组织上千名工农群众解除矿警队武装，缴枪360支，组成工农武装，后成为井冈山红军的一支有生力量。

    郴州有一大批优秀儿女在湘南起义中壮烈牺牲，烈士纪念碑上记载的烈士有7339名，其中大部分是在湘南起义中牺牲的。夏明翰烈士的弟弟夏明震当时任郴县县委书记，在郴州“反白事件”中被暴徒杀害，就葬在烈士塔下的山腰上。领导和参加湘南起义的除朱德、陈毅外，还有王尔琢、何长工等。在这场伟大的湘南起义中，耒阳曾是湘南起义的主战场和指挥中心，20多万人民投身当时的革命洪流，上万人献出生命。牺牲的烈士达万余人，耒阳人民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耒阳英烈墙上工整地镌刻着19303位牺牲烈士的英名，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上面每一个名字代表着逝去的鲜活生命，每一个生命承载着一个家庭几代人的牺牲与付出。宜章县杨梅山茶园村是该县当年东部地区年关暴动的中心，凶残的敌人把全村的房屋烧光，79户人家被杀绝55户。革命烈士余经邦的孙子余新国，嚎啕大哭地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惨烈场景：“茶园三个庄，烧得一片光。饭碗没一个，筷子没一双。”在桂阳县洋市镇邓三雄一家被誉为：“全家干革命，一门四忠烈。浩气凌霄汉，永为后世师。”1928年，宜章年关暴动的消息传到桂阳县后，邓三雄组织群众在当地发动暴动，后不幸被挨户团俘虏。敌人竟然剖开邓三雄的胸膛，把他的心肝挖出来下酒，其父邓芳焯、哥哥邓名开、嫂嫂刘开翠也先后被敌人杀害。

    毛泽东说：“南昌起义部队到大庾只剩下九百多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朱德同志被拥戴为部队领袖。12月间，移驻韶关西北的犁铺头。派出毛泽覃来井冈山联系，我们派何长工会见到了朱德。约定湘南暴动后上井冈山。当时南昌起义部队有八百多同志，都是非常坚定勇敢的革命青年，其后大多在战争中牺牲了。现在（1965年）健在的有朱德、陈毅、林彪、粟裕几个人，其他都牺牲了。”南昌起义军余部到1965年时牺牲比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湘南苏区无数有名无名的英雄儿女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染红了湘南苏区的历史丰碑。

    湘南苏区的政权建设彰显了英勇牺牲精神。井冈山地区的政权建设始于1927年11月的湘东茶陵（旋被敌占，后由湘南起义军夺取），至1928年3月总共只成立了3个县工农兵政府，但如毛泽东指出“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且未建立统一领导整个湘赣边界的政权。同期，湘南起义的苏维埃运动蓬勃，共建成8个县苏维埃政府，并通过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共第一个地区级的湘南苏维埃政府，选举产生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陈佑魁为主席，朱德、陈毅、何长工等21人为执行委员。会议作出土地问题等决议。会议还议决了“苏维埃政府组织法”、“土地分配法”等7项要案，系中共党史上最早的基层政权组织法。湘南苏维埃政府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区域级政权，统领8县、83区、743乡，形成当时中国最大规模的苏维埃革命运动。在此期间，安仁、茶陵、酃县（今炎陵）、桂东、汝城、临武、嘉禾、桂阳、常宁、衡阳等县大部地区的农民也纷纷起义。波及湘南地区20多个县。

    二、湘南苏区彰显了艰苦奋斗精神

    湘南工农兵政权的建立彰显了艰苦奋斗精神。郴州是湘南郴州、宜章、汝城、资兴、桂阳、永兴、桂东、安仁、临武、嘉禾等11县的首府，占领了郴州，就标志着占领了11县，影响非常之大。附近各县的革命青年和农民代表得到红军到达郴州的消息，纷纷到郴州联系并请示分配任务，请缨杀贼。朱德同志以郴州为暴动根据地，命令陈毅同志主持根据地一切事宜，例如接待各县的革命青年及农民代表，分配任务，组织群众，发动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等。群众很快就动员起来了，行动起来了。一些土劣势力特别顽固的县，派出少数部队支援，不到一个月就使湘南十个县连成了一片，陆续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权。

    湘南苏区的土地革命彰显了艰苦奋斗精神。据谭震林回忆，湘赣边界在4月以前未有土地革命，毛泽东说“这个时期土地革命还没有深入”。那“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的井冈山，就更不用说了，《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底才制定。而湘南起义的土地革命却是由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起义军支持，在永兴县湘荫渡试点实验后开展，规模空前，各县在3月份制订了《土地分配法》，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插标分田，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评价湘南起义“建立了土地革命的一个样板”。通过湘南苏区人民的艰苦奋斗，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不断地走向深入。会后通过湘阴渡的试点，很快在湘南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插标分田运动。据有关资料表明，湘南起义中，宜章、郴县、耒阳、永兴、桂阳、资兴、汝城、桂东八县，共插标分田69万多亩，约占总耕地面积的20﹪。插标分田最多的郴县，全县32万亩，插标分田18万亩，达到百分之六十。由于有效地开展了土地革命，从而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三、湘南苏区彰显了求真务实精神

    湘南苏区的策划过程彰显了求真务实精神。在宜章县委委员、农协委员长杨子达的协助下，朱德率部进驻粤北乐昌县与湘南宜章县莽山交界的杨家寨。北伐军营长、宜章人胡少海也来到这里，朱德的部属、时任140团副团长的龚楚就是乐昌县人；朱德与陈毅、王尔琢、蔡协民等领导人同他们几位当晚在文奎楼开会，分析形势和宜章县情况，决定按中央信件精神首先组织宜章县的暴动。这样，湘南起义的计划恢复。

    革命队伍向宜章前进抵达莽山后，朱德等进一步明确：既然到了湘南地界，正好可以发动湘南的革命运动，可望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互相策应配合，发展成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于是决定搞湘南暴动（起义）。而湘南特委委员、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带高静山、陈东日、毛科文（中共“五大”候补中委）等县委委员立即上莽山联系，相互交流情况、举行联席会议，朱德总结了南昌起义时忽略了群众问题，搞了单纯军事行动的教训，认为在湘南必须注意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由军队支持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确定了智取宜章城，在湘南进行土地革命、苏维埃建政等计划。可以看到在风云复杂变幻、局势急剧动荡的当年，要策划、实施一次起义的计划多么不易。在当时与中央失去联系、湘粤赣三省敌人围追堵截、孤立无援、凶险四起的恶劣环境、条件下，朱德同他的战友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前行，一步一个脚印，去求真务实，使起义计划不断完善。

    湘南苏区军事力量的战略转移彰显了求真务实精神。湘南起义后期，由于声势浩大、威慑湘粤桂军阀地盘，停止了混战的三省军阀调集9个师大举进剿，企图扑灭其燎原之势。朱德果断决策湘南起义军向井冈山转移，这个转移是战略性的。湘南特委面对敌强我弱的严竣态势，却强调“守土有责”、“不避艰险”，要将所有武装力量与敌硬拼。朱德坚决抵制了这种“左”的偏激思想，借鉴了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的教训，主张避敌锋芒、主动撤离；并排除特委的干扰，毅然率领湘南起义军（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地方部队独立第三师、第七师、第四师及3个独立团）、各县党政骨干主动撤离湘南、向东转移靠拢井冈山。有时保存有生力量的撤退是为了更好地进攻。

    朱德同志在湘南暴动期间，规定官兵薪响伙食一样，打土豪所得财物归公，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官兵平等，等等。朱德同志很关心人民疾苦，时常分赴各地巡视，由陈毅同志等陪同。在分赴汝城、永兴、资兴、郴州的市镇巡视时，看到有些房子被烧毁，表示深为痛惜，便对陈毅同志说，房子不要烧掉，老百姓可以住，我们军队也可以住，为什么要烧掉呢？求真务实地解决革命中“左”倾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