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我国人民忠诚的革命老战士谢觉哉同志，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逝世，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我们深切怀念谢觉哉同志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他终身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革命勤勤恳恳，艰苦奋斗，是我党我国人民的好榜样，是青年一代的好师表！

　　一贯忠于革命事业

　　谢老在青少年时代，便对他家乡的豪绅们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书刊，追求革命真理。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使他“眼前突然现出光明”（自传语），毅然加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行列。

　　当时的湖南地区，在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的领导下，广泛地开展着革命活动。一九二一年一月，谢老由何叔衡、毛泽东同志介绍，加入了新民学会。谢老先后主编过《通俗日报》和《湖南民报》，大力宣传革命思想，推动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他经常作诗写文，以独特的风格，象锋利的匕首，刺向当时反动军阀政客的要害，使他们见而生畏。一九二五年，由何叔衡、姜梦周同志介绍，谢觉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一面担任其他一些重要职务，一面继续主编《湖南民报》。他日夜为编辑工作操劳，常常在开会前等人来齐的一点时间里，赶写社论或短评，使《湖南民报》深受工农群众的欢迎，发行量达七八千份，成为湖南有报纸以来影响最大的报纸，对当时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反动的“马日事变”，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前夕，党组织通知谢觉哉同志离开长沙。但他认为，这天正是湖南党校举行开学典礼的日子，邀请了各界许多客人，而自己是秘书长，实际是代理校长，不能提前离开。所以，他终于不避风险，一直坚持到枪声响了之后，才在硝烟漫天，死尸遍地的情景下，化装离开了长沙，奔向汉口，转到上海，去找寻我们的党。他，就是这样以大无畏的精神，忠于革命事业！

　　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大地。一九二八年春天，谢老来到了上海，找到了党。党组织决定，要他继续做党的宣传工作，负责编辑《红旗报》和《上海日报》。这时，处境越加险恶，工作更为困难。他，一个人就是“编辑部”，出外采稿的是他，回来改稿的还是他；编辑是他，校对也是他，以至买菜做饭都是他。他常常是边吃饭边看稿。当时在上海担任党的“交通”工作的钱希均同志，每每给他送文件时看到这种情景，深为感动和敬佩。

　　当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严重地危害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谢觉哉同志于一九三一年秋到了湘鄂西苏区。由于“左”倾路线的头目们大搞肃反扩大化，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被杀害了！然而，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谢老还是来到这里开展工作，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起初，他担任省委政治秘书长，之后又主编《工农日报》，还兼任文化部副部长，最后又调到党校任教务长。这时的党校，受到肃反扩大化的迫害，就剩下他一个人在干着；同时，还要主编《工农日报》，而报社也是他一个人，从外勤到编辑，从校对到油印，都是他一个人做，而且“油印两版，印得同石印一样的好！”他，就是这样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为党的事业忘我地工作着。因此，谢觉哉同志不仅是我党一名坚强的老战士，而且也是我党一名能干的老记者、老编辑。他的笔，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记录了多少英勇的战斗事迹，谱写了多少胜利的凯旋诗歌啊！

　　一九三三年，谢老调到中央苏区，来到了毛泽东同志身边。这使他回想起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那天，当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离长沙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会议之时，他在当天的日记上用暗语所记下的情景。这次能和毛泽东同志并肩战斗在中央苏区，他深感快慰。起初，他给毛泽东同志作秘书，后来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协助毛主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第二年，他便跟随毛主席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他和徐特立同志白天行军在一起，相互搀扶，夜里蜷缩在一起，互相取暖。他是个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老战士。他忘却了一切艰苦与危难，总是笑呵呵地给战士们讲故事、说笑话，鼓励长征队伍勇往直前。用谢老自己后来回忆的话说：“我是幸运地参加长征的一人，现在回想起来，有很多事值得回味。但回味的已不是苦而是甜。”长征途中，有一天毛主席得到了一点牛肉，送给谢老一块，而谢老又不忍心一个人吃，便拿去同曾三等同志一起吃。他总是这样地爱护革命的集体，注重同志间的团结，鼓励大家战胜困难。他说：任何困难，只要你不怕它，就能克服它！快乐是从艰苦中来的。这就是他的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七七事变”后，为了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与周恩来同志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央决定派谢觉哉同志任“驻兰州办事处代表”。他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即“七七事变”后的第十天，从延安出发去兰州办事处。在这个新的形势、新的环境下，他和先任的办事处处长彭加伦同志与后任处长的伍修权同志，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出色地开展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这期间，他深刻地详尽地调查研究了当时甘肃以至西北地区的社会政治情况，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各阶层人士的政治动态，提出了一系列切合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进行了复杂的尖锐的政治斗争。为此，他组织和建立了不少进步的抗日救亡团体和书刊报社，营救了很多失散在西北地区的红军战士回到革命队伍，并且输送了大批青年到延安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同时，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他协助中央派去的孙作宾等同志，扩大了甘肃地下党的组织。但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期间，党内那个所谓“理论权威”，却把兰州党组织说成是“红旗党”的特务组织。这是对甘肃地下党的无耻诬陷。在这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中，谢老经常通过电波向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请示汇报，并在日记中逐日逐件详细地作了记载。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心耿耿，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回到延安后，谢老写了一份《自传》，总结了自己前半生的革命历程，送请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于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在这份《自传》上亲笔批道：“已看过。文如其人，信哉！”毛主席对于谢老就是这样信任的。因为，在我党历次路线斗争中，谢觉哉同志总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在延安时期的漫长年月里，不论是严冬或炎夏，在土窑洞的油灯下，谢老孜孜不倦地写下了数十万字的文章和札记，对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理论，对教育和帮助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起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许多同志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倍感亲切。

　　在谢老生命的最后阶段，由于瘫痪，只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但他身残志不残，以坚强的意志，拖着瘫痪的身子，竭尽心力地参加政协一些重要活动，把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贡献给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

　　重视民主和法制的建设

　　谢觉哉同志的一生，对于我国民主制度和法制工作的建设，是有重大贡献的。他在各个革命时期，都曾担任过政府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重要职务。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成立了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谢老历任内务部长、秘书长、司法部长、代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后任审计委员会主席。在这个时期里，他协助和指导陕甘宁根据地健全基层政权组织，实行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选举制度，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对巩固和发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谢老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和方仲如同志对中央党校的工作做出了很好的成绩。随后陕甘宁边区成立了党的中央西北局，谢觉哉同志任副书记，并担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和党团书记。这时，林老伯渠同志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决定由谢老主持制定陕甘宁边区选举法。这年六月十八日，谢老发表了《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一文，他说：做革命工作的人，如果忽视民主，……那是错误，是对革命的罪过。一九四一年，毛主席提出了“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形式，谢老作为参议会副议长，立即认真贯彻实施。他写了《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乡市参议会怎样工作》、《县参议会怎样开会》、《提高政权工作的效能》等大量文章和讲话，对于政权组织的建立和民主制度的健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在《参议会发言提纲》中，建议把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并要求“运用民主到人民大众的各个生活部分里去”，使“人民大众有权实行管理自己的生活，创造自己的生活。”毛主席看到这个《提纲》后，给谢老回信说：“此件很好。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我想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从而使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成为我国根本性的民主制度。

　　谢老对于农村民主制度和民主作风，是极为重视的。他说：“农村民主问题。物质的封建扫除了，精神的封建尚存在，不只存在于农民的脑子里，而且存在于干部身上。干部成分虽好，而在不民主的作风中，可以变为坏干部，新恶霸”。他认为：“人民有了权，又知道行使权，才能算民主，才不会又被野心家篡窃。”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在农村建立民主制度和实行民主作风的具体措施和方法。他说：一揽子会、座谈会、做群众的学生、群众观点、集思广益……属于民主作风；人民有权利管理政权、选举和罢免任何公务人员……是民主制度。我们的民主作风，要建立在民主制度上。他还说：要“巩固国内团结”，必须“实现民主，改善民生”，“实现真正民主政治，防止把持包办、专制独裁的发生。”

　　全国解放前夕，即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谢老在一篇长文中说道：“……准备全国胜利。发扬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各级党委指派的干部，要照党章办事。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不要以干部会代替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官僚主义与个人包办作风还存在，不敢讲话的人不少，敢讲话的人很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老担任内务部部长。他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领导下，对于政权建设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发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和讲话，要求人们深刻理解毛主席的这个观点：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首先是要打倒反动政权，接着就在被粉碎的旧政权的废墟上建设人民的新政权，大力领导人民巩固革命的胜利，亦即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从而保障国家和人民经济事业的改进及其顺利的发展。谢老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强调必须纠正不重视政权建设工作的现象，促使各地建立健全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并积极创造条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他极其重视和强调按期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使人民代表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宣传贯彻党的政策。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因此，谢觉哉同志对于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极为重视，而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说：“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法律是行使国家权力的一个工具，那个阶级当权，就有那个阶级体现本阶级利益的一套法律。我们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就得有我们的一套新的法律。”他明确提出一个建设法制的原则，认为“合情合理，即是好法。”“要在判案的许多实际经验中，了解民情；要在人民对于司法的赞否中，证明司法工作的对与否。”他要求“司法要兼做立法工作。从经验中创建法律。”一九四六年六月，中央批准成立法律研究委员会，由谢觉哉同志担任主任委员，进行法律研究工作，并试拟《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在法制组小组会上提出：法律应为进步的新民主主义法律，不是继承旧的法律，而是对旧法律的革命。由法律革命，到革命法律。不冲破旧的法律概念及其形式，便不能有革命的法律出来。谢老还特别强调：“运用法制，要人才。”因此，在他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兼政法大学校长期间，亲自编教材，亲自去讲课，大力培养司法人才，为建立法制打好基础。一九四九年进北京之前，他在司法训练班的讲话中说：如何养成大家守法的观念，是今后一宗大事。我们的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守法的习惯很差。这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做好。但首先是工作人员要守法，要以身作则。要知道，建设一个新社会，定要有人人遵守的规章，即只许这样，不许那样，违犯者必罚。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法制，但我们确需要我们的法制。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离的。没有法制，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因此，对于破坏法制的现象，必须严肃对待。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尤其重要。一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如不遵守法律，不按法律规章办事，以致随心所欲，乱“司”其法，这就必然会破坏这个国家的民主生活，从而使自己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谢老这些话，在今天对于我们不是仍然有很大的教益吗？！

　　谢觉哉同志在年近八十的晚年时期，又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当时我国虽然还没有一部成文的《民法》、《刑法》和《诉讼法》，但他能较好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原则，同我国各个时期的具体实际情况，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经验相结合，使司法与审判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能有较好的实践。他历来认为，司法机关不能脱离党委的领导，但应当独立进行审判工作。他经常教育司法工作人员，对于大小案件，必须实事求是，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要懂得“一念之忽差毫厘，毫厘之差谬千里”的道理和危害性。他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期间，一贯遵循和实施着这些原则，并且常常亲自参予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的审查和调查研究，从而使得一些冤、假、错案及时得到了平反和纠正。

　　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

　　谢老一向提倡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他说：“旧社会的人重地位，地位爬得高，有剥削人的机会，能大吃其剥削饭。新社会的人重工作，工作做得多，做得好，够得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也就为人民所称赞”。他是把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同我们党能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得到人民群众无穷无尽的支援力量联系起来考虑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便注意到食盐问题在陕北人民群众生活中的作用。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翻阅了明清两代以来有关食盐产销的历史资料，写出详细的意见和办法，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报告。毛主席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给谢老的回信中说：“……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棉、布进来，……则情况更好了”。从而解决了陕北食盐的产销问题，并且把盐作为边区主要“出口”物资，这对增加边区经济收入，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巩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加强抗战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五六年，谢老专程去延安访问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他看到延安医院的住院病人大多数是自己作饭，自找人护理。他作了深入的了解，并将发现的问题，在当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来。陕西方面进行了检查和整顿，使陕北人民的医疗费用有所降低，医院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态度有所改进，从而得到了陕北人民群众的赞扬和拥护。同时他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反映了陕北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情况，提出减轻陕北人民负担的具体意见。

　　从这次访问中，还引起他对中医问题和西医学习中医问题的重视。他翻阅了许多医学著作，搜集了不少实际情况，并给中央写了专题报告，从而解决了一些群众医疗中的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