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一生，不谋私利，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甘做人民的公仆。

　　新中国成立后，与谢觉哉分别多年的谢子谷、谢廉伯，想从老家湖南到北京去看望父亲。1950年1月21日，谢觉哉在给他们的信中说：“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是人情之常。”但要等一等，因为这时候“你们很穷”，“筹路费不易”，来到北京，“我又要替你们搞住的吃的，也是件麻烦事”。待到秋收后，光景好一些，再来不迟。谢觉哉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他以诗言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所谓“焦官”，意思就是不挣钱的官。而“周老官”是谢觉哉家乡一位勤劳能干的雇农。不仅说自己是“焦官”，还自比为普通的农民，可见谢觉哉的良苦用心。

　　在给谢子谷、谢廉伯的信中，谢觉哉还提前打了“预防针”，对他们说：“听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谢觉哉很注意这样的苗头，在多封家书中予以说明，防微杜渐。1952年3月28日，谢觉哉致信侄女婿吴岂凡，指出他的来信中“有些话是聪明的，有些则须考虑，如说来京学习机会等”。为什么呢？因为“学习是必要的，除日常学习外，还可以有离开工作短时间的学习”，但是“机会必然多，在省或县，而不在北京”。值得一提的是，谢觉哉可能是为了照顾亲戚的情绪，在信的末尾说：“要来北京玩玩，决定于你。我们无假期，任何时候都一样。”1960年3月29日，谢觉哉致信女儿谢群英等人时，谈及外孙姜忠调动工作的问题时，明确表示：“我不知道可不可调，如果可调，姜忠可以自己请求，如不可调，那旁人说也是空的。不要认为地位高的人可以说情，这是旧社会的习气，早已经不作兴了。”

　　对于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谢觉哉一贯坚决反对。1961年1月20日，他致信谢廉伯、谢子谷时，提及自己1960年1月回老家时受到特殊招待，仍然气愤地说：“为什么我只在南馥冲站了两个钟头就跑了，因为逼得我不能不跑。连夜由谭家湾修一条到我屋门走汽车的路，这是为什么？堆子山的木桥没有了，不修（听见细屋嘴的桥也没有了），却赶修一条过汽车的桥———涨水就要被冲去。屋子里站几个穿白衣的招待员，不知道在哪里学来的。院子里人站得不少，但没有一个是左邻右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