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宣告成立后，政务院成立了接收工作指导委员会华东工作团，由董必武任团长，办理接收国民党政府有关人事、档案、图书、卷宗和其他一切应行接收事宜。1949年12月，董必武率团来到南京，在原“国民大会堂”，向4000国民党留用人员讲话，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当时百废待兴，国家各方面都急需钱，但对留用人员实行了“包下来”的政策，给饭吃，给工作。为了更好地使留用人员适应新中国的需要，专门成立了华东革大南京分校，对留用人员进行培训，一年之后，学员学成，按因才致用的原则给这些人分配了适当的工作，不少人成了各行业的骨干。

　　董老与民主人士见面，一般都要向他们行拱手礼，尊称他们。一次与民主人士开会之后，工作人员对他说，在座的除了张澜、沈钧儒，其余都是年轻人，你称他们“各位先生，兄弟如何……”就不合适。董老说，“他们都称我为‘老’，我不能自负嘛，称兄弟不是更亲切一些吗？我们要做工作，就要舍得放下架子，切忌妄自尊大。”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在北京举行。董必武担任常委，负责第四小组的工作，主持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个小组的成员共有25人，大多是民主人士。董老与他们反复开会研究，还广泛征求了没有参加小组工作的党外专家的意见，才写成政府组织法草案初稿。

　　杨显东是留学美国的棉业博士，20世纪30年代后期还访问过苏联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与董老在汉口相识，董老要他留在党外发挥作用。1949年9月，他作为全国政协会议代表，来到了北京，专门到锡拉胡同拜见董老。董老对他说：“我详细看过你辗转寄来的信，并从有关方面得知你近年来在汉口和上海的表现，你为党做的工作是许多党员所做不到的。当时不同意你到延安，而留你在白区工作，是对的吧！”

　　不久，杨显东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颇出意外，感到能力有限，还是从事棉花科研工作比较合适。他又一次拜访了董老，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告诉董老。董老对他说，“你担任农业部副部长，是我经过认真考虑又和周总理商量后决定的。”

　　董老处处对人尊重，总是想到让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有一次，他让秘书把一个工作报告送给党外负责同志审阅，特意交待，有的人年纪大了，工作也忙，写书面意见不方便的话，要一一登门拜谒，记回意见来。

　　解放前，董老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同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和民主人士有过广泛的交往，常常以诗表达相互间的情谊。1949年3月18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柳亚子等一行20余人到达北平后，题诗向董必武致意，董老立即作复，曰：“旧事重提我欲愁，巴渝宁沪记曾游。几经曲折谋和议，备受摧残抗逆流。黔武之徒吞恶果，拥民为主是嘉猷。南方底定君歌咏，应与龙吟凤哕俦。”诗中充满了对党外朋友的敬重。

　　1955年，谢和赓、王莹从美国回到祖国，暂居北京招待所。董必武接见他们，见他们没有穿大衣，便关切地询问：“现在你们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中了，生活上有什么需要的，尽可以向组织报告。”董老还鼓励王莹搞好创作，特别是把在美国的遭遇抓紧记写下来，以免时间久了，“冷了气”。60年代，王莹写出了长篇小说《宝姑》，并着手创作《两种美国人》。有人认为王莹应该写工农兵，董老知道后说，王莹目前身体有病，不能到基层体验生活，怎么能期望一下子就写出工农兵题材的东西？王莹消除了顾虑。到“文革”前夕，王莹终于将两部书稿写成。并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给董老的夫人何连芝，表达对董老的感激之情，信的末尾是两句诗：思源“两书”念董老，无限深情永难忘！

　　在“文革”动乱之时，董必武没有回天之力，痛苦地在书房反复书写“群言堂，群言堂”。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