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董老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董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质和优良作风，一直教育和鼓舞着我。这里记述的是他思想作风的几个片断。

　　把节省的外汇都留给国家

　　１９４５年、１９５４年和１９５８年，董必武同志三次出国访问。第一次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和中国解放区人民到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后两次他分别代表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参加东欧国家的国庆典礼和党的代表大会。三次出国都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董老在国外和在国内一样，厉行节约，克己奉公，在个人生活开支上，做到了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留给国家。现在还保存的他在赴美期间亲笔记的一份收支帐目上，写着：“董捐生活费美金壹千贰佰陆拾圆整”、“董捐交际费美金贰佰圆整”和“董交治装费美金壹千壹百捌拾伍圆整”。这三笔进款就是他在生活上极力节约的结果。节省下来的这二千六百多美元都用来贴补替新华日报购买印刷机以及印刷他和章汉夫同志合作编译的《中国解放区实录》英文小册子的费用。他还为国内同志买了打字机、留声机和英语唱片等，以满足大家在工作、学习上的需要。

　　在这份帐目中，连数目不大的一笔医药费和两笔邮电费，几元几角几分都登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对每一分钱都是非常珍惜的。

　　他在国外是怎样节约的呢？

　　１９５４年那次出国，发生过两件事：

　　东道国送给中国代表团每位团员一笔为数可观的生活费，目的是让客人们买些日用品或纪念品。个别团员要求去当地的百货商店买点洋货，作为团长的董老不仅没有同意，而且在代表团工作会议上和大家一起商量这钱应如何处理。大家认为，按照制度规定，代表团团员是可以花用的，但更要考虑到国家的需要和困难，尽可能地节约外汇为好。最后，全体团员一致同意把这笔钱都交给我们的使馆。

　　临出国前，董老十五岁的儿子对一位随行的工作人员说，他想要一架照相机，这位同志出国后和使馆同志聊天时随便提到这件事，使馆同志当真给买了一架。回国后，董老看见孩子摆弄照相机，才知道了这件事。董老狠狠地批评了儿子，并要秘书立即带上相机和相当于这架相机市价的一笔款，到外交部去作检讨，请外交部决定留相机还是留款。外交部同志听说董老发了脾气，他们也知道董老一贯公私分明，留下了照相机。

　　尽量少给国家增加负担

　　董老一生保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他时时想着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要为国家节省每一分财力、物力，个人尽量少给国家增加负担。

　　他一家人布衣疏食，不讲吃穿。除参加国事活动外，董老平时穿得随随便便。解放初期实行供给制时，公家发的一套灰布制服和另一套自己做的黄咔叽布制服，是他最爱穿的，领子、袖口都已磨破，补上补钉再穿。他的汗衫穿久了，背上破得象蜘蛛网一样，他要何连芝同志把两件补作一件穿。１９４５年出国时，公家给他买的一双皮鞋，外出回来，马上脱下，一直到六十年代，这双皮鞋仍很完好。一条毛巾他要用很久，中间磨薄了就把两边缝成一个圆筒转着使用。他的一把牙刷把折断了，他要人用丝线缠牢继续用，何连芝同志给他换了一把，还挨了他的批评。

　　他爱写字，每天坚持写。毛笔的笔头掉了，他用院子里桃树分泌的桃胶粘上，用线缠牢。女儿不以为然地说：“一支毛笔值几个钱，何必费这劲！”他说：“一支笔也是社会财富，我少买一支，别人就可以多买一支。”他练字常用旧报纸，写满正反两面。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更想出一个节约的办法，用一块有机玻璃板写字，写满后可以擦掉重写。他平时著文、写信、吟诗的稿纸，用的都是些旧日历、节目单反面、半截废纸，等等。

　　到了晚年，他的工作少了，他自觉请求精减身边工作人员，不要专职的秘书、警卫和专车。

　　１９７２年冬，中央批准他去广州休养。当时，他还住在医院里，大家担心他坐火车长途旅行身体受不住，再三劝他坐专机去。他给同志们详细算了一笔帐：一架专机飞趟广州要用多少油，要花多少钱，反复给大家讲个人应当尽量少给国家增加负担的道理，坚持不坐飞机。

　　他在家里给孩子们立下规矩，吃饭时注意不掉饭菜，掉下的都要拾起来，不许糟踏。他说一粥一饭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结晶，来之不易。

　　董老这样做，决不是为了给个人节省几个开支，他一心想的是给国家减轻负担。他反复说：几亿人口的大国，每个人浪费一粒米、一片纸、一点汽油、一把牙刷，加到一起，给国家带来的负担可不是个小数啊！

　　“决不能把革命、入党当作个人谋利益的手段”

　　解放初期，董老在农村的一些亲友看他当了政务院副总理，认为他做了“大官”，纷纷写信向他提出安排工作、调动工作等等请求，董老一律回信婉言拒绝，并向他们讲清不能给予照顾的道理。他指出：鄙视劳动、想不劳动或少劳动而有较好的享受，是陈腐的观念；做任何工作，不是为了做官享受，而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决不能把革命、入党当作为个人谋利益的手段。他还指出，调动工作应向组织请求，不能向他个人请求。

　　这里抄录一段他这类的回信。这封信是写给他外甥的：“……你如果是青年团员，想调动工作，应向团请求，不应向我个人请求。……想凭借私人力量，以介绍方式去找工作，那是直接违反中央的政策……去年信中，批评你哥哥的错误想法，那时他就是想凭借我的力量去找较好的事情。你这次信中的提法和你哥哥去年以前的想法差不多，是错误的。……革命是为人民谋利益，决不应该把革命作为谋个人利益的手段，……一切革命工作都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问题解决了，革命者个人利益的问题也就在其中解决了。”后来，他干脆写了一封通函，打印出来，分别寄给亲人和亲友，对他们事先进行教育。

　　在他的教导下，他的侄儿、外甥、侄孙、侄孙女、侄外孙……都一直安心在农村，安心于自己的岗位。侄儿良俊现已年过七十，仍是人民公社社员；侄孙绍简，１９６２年参加工作，至今仍在国营农场工作；还有在农村当民办教师的，做农村商业工作的……。

　　不靠“关系”靠组织

　　１９６２年１月，董老的一位在武汉做医务工作的侄女写信来，请求伯父介绍她到北京医学院进修。董老回信拒绝了，并向她指出，应当向所在单位的组织申请，如果组织同意了，由组织上帮助联系解决。

　　这一年１１月，湖北省有一位和董老熟识的老同志写信给董老，请他帮助地方上购买一部发电机。董老回信说：发电机是紧缺设备，既然已经列入省的计划，就要耐心等待，同时可通过省的有关部门向中央有关部门催促，此外没有别的办法。

　　这一年１２月，一位过去在董老领导下工作多年、后因犯错误受到处分的干部，请董老出面找有关领导讲讲话，改变他的处分。董老明确地答复说：一要好好工作，二要通过所在单位的组织解决问题，并表示自己不好过问这件事。

　　以上是随便翻阅董老一位秘书的工作日记时，看到１９６２年记载的几件事。

　　董老这类不徇私情，坚持原则的事例很多，七十年代初不少下乡知识青年托人找关系进工厂、参军、上大学。凡有人来找董老帮忙解决这类问题的，如有正当理由，董老说明要通过组织解决，没有正当理由的，他好言相劝，不要“走后门”。

　　为农民谋利的两件“小事”

　　董老十分关心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他常说，不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农民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占全国人口的８０％左右，如果不关心农民的疾苦，我们必将犯大错误。

　　这里仅举他视察农村时，为农民谋利益的两件“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