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地开天功莫与，耕云播雨业无称”。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元老之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上述诗句是他的自谦之词。

　　1911年董老投身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同年参加同盟会。1914年在日本留学时，在孙中山先生面前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以大无畏的精神从事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曾两次被捕入狱。五四运动时，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其后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兴学办报，培植年轻革命力量，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在湖北掀起大规模群众性反帝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高潮。当时在革命队伍中，对中共带头人有“南陈（独秀）北李（大钊），两湖毛（泽东）董（必武）”的说法，流传甚广。

　　大革命时期，董老组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国民党二大，他与毛泽东、邓颖超一起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1926年7月，为北伐军顺利进军湘鄂，董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联络、侦察、策反及后勤支援工作，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他领导了我国第一个由共产党员负主要责任、与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执政的湖北省政府，开启了工人阶级领导民主政权的先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鄂东北爆发了著名的黄麻起义，经他培育的革命种子是这次起义的中坚骨干，他是这次影响巨大的起义的精神领袖。在起义爆发地黄安（今红安）、麻城及其周边地区，涌现了诸如李先念、徐海东、王树声、许世友、陈再道、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一大批身经百战、战功赫赫、威名远扬的红色将军。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董老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统一战线和隐蔽战线的领导工作近10年。在白色恐怖包围中，他同周恩来并肩战斗，一方面团结国民党内进步人士、西南地方实力派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和独裁统治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另一方面直接领导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一些要害部门以及军政要员身边的地下尖兵，为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独特的有利条件。

　　194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区军民出席了联合国制宪大会，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并向广大侨界及国际人士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及抗日战绩，影响深远。

　　解放战争后期，他奉命组建和领导华北人民政府，支援前线，民主建政，制定法规，统一货币，发展经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和顺利开展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和法制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曾是周恩来总理的主要助手，担任政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后来又先后担任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监委（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书记、国家副主席、代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办事”的治国理念，是科学的治国良策。60年代董老已年逾70，为了造福人民，他积极倡导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发展农村沼气，成为第一位关注和推动改善我国生态环境的国家领导人。他还为恢复发展黄金生产，提出过具有前瞻性的设想。“文革”中，他反复给求字者题写“群言堂”三个字，呼吁建立民主政治。

　　为了中华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董老一生忘我地奋斗操劳了60多年，他做过军运、民运、组织、宣传、统一战线、隐蔽战线、政府、立法、司法、教育、外交、财政、金融、监察、救济等诸多方面的工作，无不业绩卓著。早在1944年，中共中央就曾赞誉董老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领导者”，而他自己则常以“我似老牛鞭不动，后推前挽总蹒跚”、“新功未建惭高坐，老本无多啃早完”等诗句自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