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从1949年10月到1959年4月，董老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我先后在政法委员会办公厅和国务院法制局做秘书工作，更多地接触过董老，多次聆听过他的讲话。其间，董老曾参与起草和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和其他多部法律，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发展和丰富了他的系统而科学的法学理论。这主要反映在董老1954年5月18日所作的题为《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的讲话，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所作的题为《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言，以及1957年3月18日《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等著述中。董老提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说到文明，法制要算一项，虽不是唯一的一项，但也是主要的一项。简单地说，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法律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依照规定的程序制定出来的，它是表现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东西”。“我们国家的法制，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因此“违反国家法制，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

　　“依法办事”是董老法治思想的核心。他在中共八大发言中提出：“党中央号召公安、检察、法院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我认为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依法办事就是清除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现象的主要方法之一。”怎样才能依法办事，董老认为，“其一，必须有法可依”，“要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重要的法规制定出来”。“其二，有法必依。凡属已有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切地执行，按照规定办事；尤其一切司法机关，更应该严格地遵守，不许有任何违反。”

　　依法办事的法治思想，是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观念的否定，是建立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的切实保障，是治国安邦的良策。在1954年初以后的几次讲话中，董老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建国初期的土改、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是肯定的。他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解放生产力，“搞群众运动是必要的”。但当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国家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发展和保护生产力之后，董老就适时明确地提出，“国家进入了有计划的建设时期，各方面都要逐步走上正规化，也就是要健全法制生活，按法律办事”。他说，“不能老是搞运动，因为震动太大，八级以上的风，刮一阵是自然现象，经常刮就受不了”，“情况变了，我们的工作方法也要随之改变。”但董老这一及时的、针砭时弊的重要主张，在党内并没有形成毫不动摇的共识。与董老的正确主张相反，中国大地曾经出现过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人为破坏的情况，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是人所共知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一项根本建设，从而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前提条件。

　　实行“依法办事”的法制原则，关键因素之一，是必须清除从旧中国专制制度遗留下来的封建特权影响，同时，共产党员和干部要能模范地遵守国家法律，这是董老反复大声疾呼的。董老在《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的讲话中，尖锐地批评了一些党员滋生的特权思想。他说：“在党员、干部中，甚至在高级干部中，还有不少人守法的观念不是那样强的。在我们党内，恰恰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认为：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国家是他创造的，国家的法律是管别人的，对他没有关系，他可以逍遥法外，不遵守法律”。他呼吁：“对于宪法和法律，我们必须带头遵守，并领导人民群众来遵守”。在“八大”发言中他进一步提出：“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他再一次疾呼：“为了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党必须注重法制思想教育，使党员同志知道国法和党纪同样是必须遵守的，不可违反的”，“违反国法就是违反了党纪。我们党员应当成为守法的模范。”

　　董老逝世距今已有30多个年头了。曲折前进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了半个多世纪前他统一金融财政的实践，特别是关于人民民主和法制的理论和构想，是科学的、适合中国国情且具有前瞻性的，至今读起他的相关著述，仍感到很新鲜、很亲切。董老的这些思想与实践，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指导作用。在他老人家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他、缅怀他，我想更重要的是向他学习，完成他的未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