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邓州，本来有屋又有田

    习老祖籍在河南省南阳邓州十林镇堰子川习营村，地处南阳盆地西北，背靠八百里伏牛山脉之头的灵山，山势余脉延伸成一片平川。

    因上游泉眼众多，河水充盈，人们利用自然条件，修堰灌溉，故称“堰子川”。

    辛亥革命前，按清朝的基层行政设置称“堰子里”，隶属内乡县师岗镇管辖。

    习营村是“邓州习氏”的发祥地

    邓州习氏始祖习思敬，于元朝末年参加农民起义，自江西新淦县辗转流落到此，娶当地名门大儒赵子良之女。习赵两姓，关系亲密。习思敬夫人长兄赵贵的次子赵亨，于明永乐年间任淮安府同知，后升任广平府太守。

    到了清朝，习氏人丁渐渐兴旺。习栋一派发展最快，五个儿子中，以次子应榜、三子应旗两支人口最多，分别以“二门”和“三门”著称，其中尤以三门人口为众。到第十代时，因居住条件所限，不得不分开居住。

    三门习斌一派，分居到老营西约里许，人称“小习营”。习老祖上就属于习斌一派。不论大习营还是小习营，外界统称“堰子习营”，拥有堰子川百分之六十的肥沃土地。一千多人的村庄，每年要上交三四十万斤原粮。整个堰子里正常年景每年上交一二百万斤原粮。因此堰子川又有“粮仓”之称。

    遭遇匪患，屋宅两次被焚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朝廷腐败，官贪吏敛，匪霸觊觎。邓县境内，土匪四起。汤山、禹山、朱连山、高集、彭桥、九重、香花、厚坡一带的土匪最为猖獗，“三山加一坡，兔子没有土匪多”。堰子川地处偏僻，因物阜民丰招来了土匪们的垂涎。土匪们最先看重的是富有人家。

    习老祖上，从十一世祖习文中开始，到十五世祖习国科时，已成为当地有名的富户之一，拥有水田和旱地二三百亩，常年雇有帮工和伙计。紧临爬鱼河北岸有一处院落，南北长约150米，东西宽约80米。共两进院落，前庭后院，青堂瓦舍。屋内方砖铺地，院中青砖铺路。宅地南边离河不远处修造带辘轳的水井一眼，另有碾盘、磨坊一应俱全。整个小习营和邻近村庄的人们都在这里吃水、磨面。

    习国科一家成了土匪们看中的肥肉

    几伙土匪轮番上阵，先要后抢，再后来拉人绑票。习国科全部家产很快被折腾殆尽。土匪们见无油水可榨，竟放火将习国科一家的房子给烧了。老夫人被吓死，习国科也在悲愤中离世，其三个儿子玉策、玉盈、平盈各奔东西。

    习玉策（习老的曾祖父）和夫人伐了一些河边栽种的树木，在废墟上用残砖烂瓦，将就着盖了三间上房和两间偏房。因劳怨过度，夫妇俩相继早亡。为了掩埋父母，习永生（习老的祖父）和妻子，张氏把南河的地又当出去五亩，准备待缓过劲时，再把地赎回来。

    谁料老天爷连年大旱，李风兰又出动大批土匪，将小习营洗劫一空，连牲畜都一个不留。不久后，薛成德的土匪又来，见财物被李风兰抢劫一空，自己白跑一趟，怒气难消，遂命手下将堰子川引水浇田的堤堰和闸门全给扒了，又放火把村中象点样的房屋全烧了。

    习永生父亲好不容易重建起来的房屋也没有幸免。土匪们屡次拉人绑票，都是限期交款，若逾期交不上就杀人“撕票”。薄地难卖，好地抢手，为了救人就只有先卖好地，才不至于耽误时间被土匪撕票。几次贱卖之后，习永生家田地已所剩无几。为了修缮被土匪二次烧毀的房屋，习永生只好把爬鱼河南岸老虎洼的几十亩地也贱卖了。习家仅剩二亩半薄田。堤堰被毁，兼之连年大旱，庄稼严重欠收，一家人生活艰难，必须另谋生路。

    习老祖父携妻带子迁陕西

    习永生多方打听，得知秦地关中、三原、渭南一带地广人稀，民风淳朴。老营的习兴哲和马登（淅川县马登镇，离堰子习营不远）的一家远房亲戚方有义，于“太平天国”运动时就去了陕北，定居在三原一带。习永生遂决定携妻带子去陕西谋生。

    光绪六年（1880年），麦收过后，习永生同堂弟永俊商量上路。永俊他二爹的次子，排行老三，读书不多，有一把气力，为人忠厚勤劳，也乐意帮大哥一把。就这样，习永生带着妻子和五岁的儿子，同两个弟弟，踏上了“下陕西”的道路。

    经过二十多天的跋涉，经内乡县、西峡口、丹凤、商南、绕西安，过三原，于六月底到达了富平县淡村乡的南堡子村。在村子里，兄弟几个找了一户人家歇脚。主人家也是河南老乡，热情款待了习氏兄弟，并告诉了一个好消息：富平县衙发下告示：招募客民计口授田，与本地人同等对待。无论河南、四川、湖北，凡愿意报名者统一分配，也可自愿选择落户地点。原来，这家主人姓黎，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从河南逃荒而来

    富平一带从光绪四年开始，连续三年大旱，六粮不收，又瘟疫流行，饿死病死的人十有六七。大片土地荒无人种。从去冬至今，才算平定下来。习永生夫妇和堂弟习永俊庆幸来的正是时机。按照黎姓老乡的安排，在南堡子先住了下来。随后向官府报了姓名，算成了名正言顺的富平人。习永生将堂弟永俊暂且留下，帮助开垦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