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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统一战线下的文化抗战——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
2010-11-18 16:44: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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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战文艺作品的涌现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沿海大城市特别是文化中心上海的失守，很大一部分作家面对大片国土的相继沦陷和纷乱动荡的战争生活，失去了从事大型文艺创作的环境和心情。因此，在战争初期的一段时间里，文学创作尤其是篇幅较长的各种体裁的作品锐减，各种能够迅速反映抗日斗争现实，容易发挥宣传鼓动效果，为人民大众乐于接受的大量小型抗日作品迅速代之而起。报告文学、占地通讯、街头剧、活报剧、独幕剧、街头诗、朗诵诗等通俗文学作品开始大量涌现。
报告文学是当时被广泛运用的文学形式，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逐步兴起，到了抗战爆发后，进一步形成蓬勃发展的高潮。早期的报告文学作品，从多方面反映出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如骆宾基以淞沪战役为背景，先后写了《救护车里的血》、《我有右胳膊就行》、《在夜的交通线上》等一批报告文学;台儿庄战役前后，一些深入抗日前线的作家，写出了有关这次战役的报告文学，如以群的《台儿庄战场散记》，长江的《台儿庄血战经过》，王西彦的《被毁灭了的台儿庄》，舒强的《战后的台儿庄》等;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前后，报告文学从题材上较初期多样化，作品的风格也开始发生变化，黄钢的《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刻画了投敌附逆的汉奸头子的丑态，刘白羽的《逃出北平》，蹇先艾的《溏沽的三天》，李乔的《饥饿褴褛的一群》，真实地写出了流亡生活中颠沛流离的境况，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老舍的《五四之夜》，宋之的的《从仇恨生长出来的》，强烈地探诉了敌人的暴行，表现出中国人民不可征服的坚强意志。先后出版的报告通讯集有张叶舟选编的《文艺通讯》、田丁选编的《在火线上》、以群选编的《战斗的素绘》、梅益等在上海“孤岛”编选的《上海一日》等，都从多方面编集了战争初期比较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
戏剧是抗战初期有力的文艺宣传武器，其中街头剧、活报剧和独幕剧尤为活跃。著名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战初期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个剧目，剧作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造成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况发出了强烈的控诉。此外，夏衍的《咱们要反攻》、沈西苓的《在烽火中》、凌鹤的《火海中的孤军》、李增援的《盲哑恨》、荒煤的《打鬼子去》、尤兢(于令)的《省一粒子弹》等，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较为优秀的短剧。抗战初期在延安也涌现出一批抗日戏剧作品，王震之的《流寇队长》，李伯钊、向偶的《农村曲》，冼星海、震之的《军民进行曲》等，热烈地歌颂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人新事，塑造了新一代的人物形象。
与短剧的流行相似，在诗歌创作上，短诗占据了抗战初期诗歌的主要地位。由于诗歌能够比较直接地表达作者的抗日激情，服务于抗日斗争，人们纷纷以写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王统照在战争爆发的数月内，连续发表了《上海战歌》、《徐家汇所见》等短诗，真实地描绘出战争初期的景象，艾芜写了《我怀念宝山的原野》，靳以写了《火中的孤军》等。
抗战爆发后，吕骥、锡金、高兰、朱自清等人撰文对诗歌朗诵运动进行了一些探讨，同时，在创作上也开始了实践。高兰出版了诗歌朗诵专集《朗诵诗集》，他的《我们的祭礼》、《我的家在黑龙江》、《哭亡女苏菲》等，感情激昂，语言流畅。艾青写了《反侵略》，充满高昂的热情，又保持了朴素清新的风格。武汉失陷后，诗歌朗诵运动一度在重庆出现，光未然，徐迟等是主要的推动者，光未然的《屈原》寄寓了对黑暗现实的强烈反抗。诗歌朗诵运动一开始就影响到了延安等地，从延安出发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组织了诗歌朗诵队在前线表演，各种集会上也出现了朗诵诗节目。
街头诗运动主要的是在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里流行。1938年8月7日，被当时在延安的诗人称为“街头诗运动日”，在延安的大街小巷，墙头和城墙上，张贴起街头诗。稍后，在一些抗日民主根据地，街头诗运动也渐次得到展开。写街头诗比较活跃的作者有田间、邵子南、史轮等。田间一直是街头诗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这时期写的街头诗，象《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毛泽东同志》、《义勇军》、《呵，游击司令》、《给饲养员》、《我是庄稼汉》等，诗行简短，寓意深长，充满着火热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爱憎感情。晋察冀的许多诗人，象史轮、商展思、张克夫、张庆云等，这时期都写了不少街头诗。史轮写在从甘谷驿到清涧的岩石上的一首是这样的：在抗战里，我们将损失什么?那就是——武器上的锈，民族的灾难，和懒骨头!皖南事变前后，国统区的诗歌工作者，也曾经力图推动街头诗运动，在重庆一度也出现过街头诗、传单诗活动，但由于政治环境不同，它始终未能形成比较广泛的运动。
通俗文学的创作在抗战初期也十分活跃，出现了一批专门登载通俗文学的报刊，如武汉的《抗到底》、《七日报》、《大众报》，成都的《星芒报》、《通俗文艺五日刊》等，很多作家在抗战初期都致力于通俗文艺的创作。老舍在这方面的努力尤为突出，《三四一》是他这时期主要的通俗文艺作品集，他的《王小赶驴》利用民间文艺活泼诙谐的特点，与抗日的内容相结合，作了比较成功的尝试。欧阳山以新的大众小说的形式写了《战果》。张天翼、艾芜、沙汀集体创作的《芦沟桥演义》。田汉运用地方戏剧形式，写了皮簧戏《新雁门关》。夏蔡的《改良拾黄金》，用京剧“化子拾金”形式，宣传抗日内容。赵景深、包天笑也努力于进步的通俗文艺的创作，赵景深的《平型关》，歌颂了八路军在平型关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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