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纪念馆展示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旧址，一片民房。我们咨询了当地人，并结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机关驻地分布示意图举行了分析，得知，当年的指挥部所在地已无建筑留存，当地不少人都知道原来有棵几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树（昔日相思林里），是叶挺军长拴过马的，大树亦无踪影（有人说，树被伐了；另一人说，修了水库后就都没有了）。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机关驻地分布示意图。

    我父亲任职的江北指挥部江北游击纵队及江北游击纵队教导大队介绍。

    对照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机关驻地分布示意图，可以看出，我们父母亲当年所在部队的驻地都在大马槽河边，母亲当年所在的医院卫训队驻地标明在谭家仓，离纪念馆不远；父亲当年所在的教导大队驻地未标明地址。

    我们现场打听，得知大马槽河两岸变化很大，父亲当年所在的教导大队驻地已不复存在，母亲当年所在的医院卫训队驻地谭家仓可能还在。

    我们边走边打听，终于，有知道新四军医院驻地的当地热心人指给我们看河边的一片建筑——那就是当年谭家仓所在，如今是新建的高档建筑群了！

    谭家仓先后经历了两次搬迁，一次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搬迁至另一处地方改名叫新建村，近年来被征地开发而再次搬迁，实际上村子消失了。

    围过来的当地群众七嘴八舌地述说着他们从老辈人那里听来的新四军林林总总。有一位先生突然想起什么，指着路口边坡地上的一棵松树，高声对我们说：这棵树就是原来去谭家仓的标志物，要到谭家仓，就要经过它，几十年没有变化。我们姐弟三人一起向老松树看去！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父母亲当年所在部队的驻地遗址，但是，我们的脚印和他们当年的足迹重合在一起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爸爸妈妈，追随你们当年的步伐，我们跟上来了！

    在这一时期，我父母都参加了战斗。

    我父亲自传中提到的是屯仓战斗，他当时带领一部分人冲入敌阵，颇有缴获，但战后领导派人找他谈话，说布置给他的地段没有堵住敌人，要负责任。我父亲则以缴获不少为由，不愿意接受批评（敢顶撞领导哦？）。在我们一路寻访中，没有看到关于屯仓战斗的介绍，网上的资料也几乎没有涉及，推测是1940年7、8月间发生的战斗。

    我母亲经历的战斗是反日伪军“扫荡”，并且非常出彩，因此还得名“郑铁鹰”——

    我母亲在自传中写到：1940年7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医院成立医训队，我被分配去担任队长兼政治教员。不久，日寇扫荡，整个部队分头转移。在转移途中，我们这一方向的（队伍）遭遇鬼子从山下绕过来了，头上有敌机，当时队伍就乱起来了，我一点经验也没有，当时只想到一点：自己一不沉着，下面将更慌乱。因此，我能够大胆沉着，让一位部队来的较有战斗经验的排长带一部分人，我带另一部分人，分头突围！拼死命地跑到集结地的时候，（全队）只有几个（人）甩掉背包，人员没有损失。在反扫荡结束总结工作中，我受到了表扬，很多熟人都来为我高兴，有的同志把我的名字铁英改为“铁鹰队长”（此名系取自《八月的乡村》一书中）。以后大家都这样叫我，我也感到这名字很好，就这样叫出来了。

    我母亲说到的日寇扫荡，可能是1940年9月，南京、扬州等地的敌伪军1.7万余人对我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七路大扫荡，我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十四团和第五支队第八团及路东地方部队在群众的支援下，经过十多天的战斗，粉碎了这次大扫荡，并歼灭日伪军600余人。

    附：在“百度”上介绍的《八月的乡村》长篇小说

    《八月的乡村》是萧军所著的长篇小说，同时也是萧军的早期代表作。《八月的乡村》最早的版本是于1935年8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的。《八月的乡村》所描写的是，在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游击队——中华人民革命军第九支队，在转移过程中通过与敌伪军队、汉奸地主武装进行激烈战斗，以及自己队伍内部的各种思想矛盾与斗争的描写，表现了东北人民不甘当亡国奴、誓死保卫家乡、争取民族解放自由的思想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不同经历、不同思想素质、不同觉悟水平的抗日战士形象，其中有以司令员陈柱、队长铁鹰为代表的一批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还有在革命斗争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农民出身的战士陈三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肖明、朝鲜族女战士安娜，还有在敌人的凌辱下终于觉悟而参加革命队伍的李七嫂等等。这些人物形象，都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作者营造的革命斗争的大舞台上，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独特的思想发展过程、独特的性格特征，都具有强烈的艺术个性。

    《八月的乡村》出版时，鲁迅为此书撰写了序言。这部书中虽然描写的只是北方人民抗日斗争生活的一 个侧面，但它却代表着当时全中国抗日军民的精神风貌。鲁迅在序言中这样说道：此书 “显示着中国的 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八月的乡村》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很重要的地位。

    附：我母亲郑铁鹰撰文《旧社会　一寸土地一罐血　一份土地养一家人》，记述她在新四军政治部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时下农村调查的工作经历

    1938年初秋，我在皖南新四军政治部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工作，住在泾县云岭的中村，过桥就是章家渡。当时我在教导队学习才两个多月，学得很有兴趣，对此时出来工作心里实在不愿意，可是不敢说。此后就经常在泾县城里、茂林、三里店一带工作，背背包、穿稻草鞋，一夜要走下二十几里路，有时住庙里、空学校，也不知道怕，觉得这种生活很有趣，热情很高，对工作却没有经验。

    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的主任是知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他还担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长，给学员讲授政治经济学。他的苏州、无锡口音很重，讲“额外利润”一词时，学员听不懂，写在门板上才看清楚。他为人和蔼可亲，作风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在这个调查委员会里，至今我还能记得的有：许坦克、孙晓梅、周沂、陶白、周雯、陈西桥等同志。后来，重庆《新华日报》的副社长石西民、记者王琰同志也调来了，石西民还担任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的副主任。

    我们的住房左边靠山，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松林，山鸟啼鸣，树枝挂满松塔，小松鼠窜来跳去，成熟的松塔掉在地上，发出啪啪的响声。门前的清弋江水清澈如镜，常年不停地潺潺流淌着。夕阳西下时，天空霞光红遍，我们光着脚丫子，卷着裤管站在水中洗衣、洗头，水中小鱼、小虾追来逐去，人们的笑声在山谷里回响着。

    我们都是二十左右的年纪，每个人都有一颗火热的救国救民之心，有着响当当的干劲。我的年龄较小，仅17岁。孙小梅比我大几岁，她性格开朗，作风踏实，又有文化素养，办事一丝不苟，热情照顾同志。寒冬腊月季节，把自己的毛衣让别人穿，外出主动帮助体弱同志背背包，大家把她当大姐姐看待。我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地方比革命队伍里更温暖了！

    薛暮桥主任经常来听取汇报，指导工作。他说：军部组成这个委员会很重要，一是调查农民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以便于更好地搞好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二是调查皖南地区封建迷信和反动道会门的活动，有利于我们准确掌握打击的对象；三是调查皖南地区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和敲诈勒索，以便依靠和发动劳苦大众。他还说：在皖南地区，泾县、繁昌、铜陵、南陵这四个县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经过同志们的努力，调查整理出来的资料是有价值的。就当前来说，可以对学员进行阶级教育，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可做为教育农民，认识穷根富源，提高阶级觉悟的生动教材；就将来来说，到建设新中国的时候，是进行土地改革的重要参考。
我们到皖南山区进行调查是很艰苦的，带着问题深入下去，进行典型调查，告一段落时，回来整理材料，集体讨论成文后，再请首长来听汇报、做指示。我和许坦克、孙晓梅三人在一个小组，首先调查的地方是泾县。我们住在一位有爱国热情的中学教师家里，通过他的介绍，我们熟悉了不少劳动人民，还接近了一些开明人士。每次下乡一个月，返回后汇报材料。

    我们还曾到三里店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这个地区是军部通往江北无为游击纵队和江北指挥部的要道，更需要掌握政治动态和阶级关系。

    自1938年1月新四军在南昌正式成立后，在半年多时间里，我军与日寇激战200余次，杀伤敌伪3000余人，新四军取得的伟大胜利，给江南人民清楚地展示了中国抗战前途。皖南广大人民都把新四军称为“菩萨兵”。我们每到一地，群众见到带着安徽省泾县云岭镇罗里村“抗敌”袖章的同志，都亲切地欢迎住到他家去，全家人喜气洋洋，忙着收拾房间，烧水做饭，有的把锅巴倒出来，用开水一泡，分碗而食，味香可口。

    我们深入农村调查时，与群众同劳动，帮他们一起干活，从中获得材料。如要收集专题材料，那可不像竹筒倒豆子那样便当了。只有什么活儿都干，什么苦都吃得下，才能获得群众的信任，听到群众的心里话。比如，皖南许多群众是烧牛粪饼的，我们就和群众一起做牛粪饼。一堆牛粪倒上水，大家争着脱掉鞋袜，用双脚踩糊，再用手做成圆团，压扁贴在墙上，晒干就成了牛粪饼。用它烧水、做饭，既省柴草，火力又旺盛。

    在和群众一起的共同劳动中，我们能听到他们诉说着一页一页的血泪史。群众认为，新四军里能人多，做工、种田、打仗样样会，能写、会算、教书行行精。比如，村里哪家农民要分家，就把我们请去，替他立据，还要像‘娘舅’那样，让坐上席，作“裁判”。

    他们在正堂桌上，供着一个“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农民对老师是很尊敬的，每逢订亲、嫁女、娶媳妇的时候，也把我们请去做客，好像家里有一位师表在座作陪，顿觉满屋生辉似的。而忠厚淳朴的老农，却不入座，站在一旁，笑脸相迎，送菜端饭。这是皖南群众由来已久的一种习俗。

    皖南山村的农家爷、爹、儿三代，虽然生活在不同时代，但有共同的气质，那就是阶级的仇和爱，穷人和穷人亲，好人恨坏人。

    我们小组的这三个人，都出生在多灾多难的时代，民族的危亡，人民的灾难，党的熏陶，使我们这些年轻人过早的成熟了。我们和农民同一条苦根，稍一接触就很快融洽了。每当遇到敌情，农民就会提醒我们，主动帮助我们转移。我们每换一个地方，他们都会热情带路。这种军民鱼水情，使我们至今念念不忘。

    皖南东界江苏，东南连浙江，西南接江西，境内岗峦复叠，平川农户相连，处处可闻啼鸟声。在田间，我们和群众同劳动，休息时教群众唱歌：布谷声声，田里水飘飘，我们大伙插秧苗……许多人光会吃，还说那米不好，腿酸腰又疼，他们哪知道？还有一首歌是：种子下地会发芽，仇恨入心也生根，不把鬼子杀干净，海水也洗不清这心头的恨！

    我们还教群众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他们自己遭殃！”并告诉群众：地主老财、日本鬼子，杀人放火坑害人民，总有一天会自取灭亡。群众听到喜鹊叫，从心坎里觉得是个好兆头，他们也唱：“喜鹊上树梢，喜得喳喳叫；前方打胜仗，军民齐欢笑。组织慰劳队呀，鹅鸭送前方，鞋袜也带上。人民子弟兵，时刻挂心上。”

    我们爬山涉水，穿着稻草打的草鞋，磨破一双又一双，脚上磨起一个又一个水泡，甚至每走一步留一个血印。可是每走过一村，留下的都是一串串歌声。

    泾县、繁昌、铜陵、南陵等县的封建会道门很多，他们各据一方，勾心斗角，农民受骗上当，受到很深的影响。皖南山区反动道会有：中华理教会、万字会、释放道、同善社、先天道等；还有青帮、红帮等。这些道会门头头，大都是地主、恶霸、土匪、兵痞。他们手臂上刺有龙、蛇图案，烧香点烛，骗钱索物。格斗时宰鸡喝血，黄纸画符贴在胸前或放入水中喝了，诡称刀枪不入，唬弄百姓。

    有一次，我们到南陵县一个叫草鞋店的地方进行社会调查。晚上雷雨大作，第二天早上，路边一颗柳树折断倒地。有人传说：村里来了不虔诚的人，地母、雷公显圣了！顿时，村里人议论纷纷，还瞪眼看着我们。这时，人群里跑出一个小伙子说：“这树不是雷劈的，而是用锯子锯的！”事后查明，原来是反动道会门头子干的，妄想利用迷信手段赶跑我们。

    通过对泾县、铜陵、繁昌、南陵四县的农村调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皖南山区的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之多，敲诈农民之残酷，真是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