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父亲田长华（入伍时姓名田丰良），我们母亲郑铁鹰（入伍时姓名郑丽英），都是从红军转入新四军的，而且他们是在新四军军部走到一起，并且在新四军军部结为伉俪的，由此相伴走过了一生。

    我们姐弟在寻访新四军征程的旅途中，追寻父母在新四军的足迹是重中之重。

    我们寻访的第一站是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这是一栋临街的二层楼。

    在用作新四军军部驻地前，这是日本侨民的房子，地址为汉口大和街26号，当时属于日租界内。“大和”这名称显然是日本味的，现在地址为武汉市汉口区胜利街332号-352号。

    来寻访之前，我们知道父亲是于1937年从延安到达汉口的。那时，他在红四方面军中走完长征后，先在延安中央保卫营任特务员，后在陕北公学任通讯班长，也是肖劲光的特务员（即警卫员）。如果他随赖传珠从延安出发到达汉口，参加组建新四军军部，那应该是他一生中头一次乘坐火车来到大城市。

    史料记载了由赖传珠率领的这批三十多名人员，是延安派出的第一批来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干部，到达汉口的准确时间是1937年12月23日。已经前期到达汉口的叶挺，迎接了来自延安的战友们。

    新四军的诞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经过与国民党当局艰难的谈判，国民党当局终于同意将南方8省（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14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一个军开赴抗日前线。为减少矛盾，共产党提议由已经不是共产党员的北伐名将叶挺出来担此重任。叶挺希望这支新编的部队能够继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优良传统，遂提议命名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从1937年10月起，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集中，进行改编。后来，新四军以10月12日为建军纪念日。

    1937年11月12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开始在武汉开展组建新四军军部的筹备工作。

    毛泽东对早期新四军组建即提出明确要求：“军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

    叶挺来到武汉，住在汉口大和街26号（现为胜利街332-352号），这以前是日租界，因抗日形势的发展，这里的日本人纷纷回国，将房门都贴上了封条，叶挺亲自带人启封开锁，将这里做为组建新四军的工作地点，并入住这里。这里就被称为“新四军筹备处”或“办事处”，而且这里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仅有百米。

    在此期间，叶挺、项英同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央两方面进行沟通、协商的同时，接待、调配了大批从延安来的干部，配备了新四军军部各处、科干部，有效解决了新四军各支队集中整编、干部任命、隶属关系和后勤给养等问题。

    12月13日，项英在延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了三年来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情况，中共中央当即作出了《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指出：“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担任分会主席，陈毅担任副主席。

    12月23日，叶挺迎接了由延安南下两批战友：一批人是在赖传珠率领下乘火车到达武汉的，叶挺带领他们在汉口太和街23号住下后，让他们启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给的新四军关防，开展有关公务；另一批人是在项英率领下途经西安、乘飞机到达武汉的。

    当时，项英还穿着八路军军装，叶挺则穿一身便衣，而其他干部大都穿着便衣。（我猜想，我父亲来自延安，他一定穿着军装，要不然是八路军军装，要不然就是红军军装。）

    12月24日，到达汉口仅一天的赖传珠即向叶挺和项英汇报了新四军军部现有干部和工作布置情况。

    12月25日，叶挺、项英在汉口太和街26号召开在汉（口）新四军领导干部会议，宣布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部在武汉正式成立，叶挺就当时的形势和新四军面临的任务作报告。其时，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赖传珠任参谋处长。全军辖4个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和教导队，共10329人。

    以上序列图是1938年1月上旬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批复的，包括新四军军部成员及各支队主要领导人的任命。

    我父亲那时任什么职呢？至今，我不可能看到他的档案记载，只能肯定他是“特务员”（警卫员），而且应该是叶挺军长的特务员。因为，我父亲在到达汉口前，一直是特务员（下面将提到他的特务员故事），在陕北公学任通讯班长后，也还是延安南下队伍中肖劲光的特务员。

    在我父亲去世时，济南军区发的《讣告》中写道“……先后任陈毅、叶挺军长的特务员（警卫员）。”我父亲生前也确实屡次提到他任陈毅的警卫员，陈毅如何教他下围棋……云云，他在笔记里记载“1937年新四军在武汉成立军部时，我从肖劲光处调到陈毅首长处任特务员。1937年9～10月里从陈毅首长处调到叶挺军长处当特务员。”其中，他称陈毅是“首长”（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没有称其为“军长”，而称叶挺为“军长”，都是准确的。另外，他在回忆陈毅司令员指挥鲁南战役的文章里写道：“……我因为在长征中和到达延安后的表现，被组织选派担任了他（指陈毅）的警卫员，并随他到武汉筹建新四军，随后转战华东地区。”

    能够担任新四军前后两任军长的“特务员”（警卫员），恐怕唯我父亲一人！

    我父亲生前曾经提到，他到了汉口被调去做叶挺军长的特务员，还闹过情绪！他觉得自己被老领导、老战友们像扔东西一样“扔”到一边去了。这不是他不知天高地厚，而是他当时还年轻，阅历有限，他做为红军一员，长征胜利后还入了党，自然把生死之交的战友们看得很重！而那时叶挺脱离革命队伍多年刚刚回归，又是“党外人士”，可能会让我父亲多少觉得有些生分。

    不过，这种情绪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多年后，我父亲在笔记里的回忆，深深地印下了他在新四军首长身边担任特务员的自豪记忆：“在首长处担任特务员工作的时间将（近）一年时间左右，在这个期间各位首长对我教育和影响是很大的。当时的革命形势对我党我军是很有利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进行抗日战争。我们红军部队的主力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一部分红军留在革命老根据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刚下山来。我跟随的叶挺、陈毅军长是正确的（地）执行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当时我跟随首长经常到国民党军队里，到社会上各种阶层和民主人士（中）宣传执行统一战线的工作。同时跟随首长到我新四军各部队去做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动员教育工作，做部队的训练和发展的工作。叶挺、陈毅军长的到处报告、演讲是很有名气、很有力量的，非常有气势的，特别是坚决对敌斗争、我军必胜的勇气和信念，抓紧时间扩大我军的武装力量。这些对于我这个在旧社会受尽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的贫苦农民，刚一参加红军就进行长征过雪山草地的战士，是起了多么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呀，是我确立革命人生观的基础，（有了）能担任一点进行革命工作才能的源泉。从此以后，在我的学习与工作上就相当的有胆量了。当然也有不足之处，我们那时跟随军长活动，到处受欢迎，是相当威风的，组织纪律性尚差，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思想。受集体的组织纪律生活少。首长经常教育我们，比如为什么要革命？保卫工作的任务，遇到各种情况怎么才能完成？怎样学习？对我的帮助提高大。”

    我们姐弟站在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前，想到父亲成为新四军军部组建的第一批人员，想到他在这幢楼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留下了足迹，颇有些自豪！一起在军部旧址门前留个影，再仔细把旧址及旧址中的陈列看一看。

    军部旧址临街外墙上的挂牌。

    军部旧址临街外墙上公示的《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简介》：

    “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对日伪军作战2.4万次，毙伤俘日伪军47.1万余人，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汉口胜利街332-352号（原汉口大和街26号），是新四军军部诞生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于8月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10月将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八省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整编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一个特务营，共计1.0万余人。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11月12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在武汉正式组建新四军军部，12月25日，叶挺、项英展开在汉新四军领导干部会议，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4日，为指挥部队迅速开赴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项英率大部分军部人员离汉去南昌，叶挺仍留在武汉处理有关事宜。1月下旬，叶挺离开武汉赴南昌。1月28、29日，《新华日报》头版刊登《陆军新编第四军军司令部启示》：‘本军奉命即行整编出发，军部当即移驻南昌。前汉口大和街26号军部即行结束。以后驻汉办事处事宜，委托八路军驻汉办事处钱处长代办。’

    当年在这里工作和居住的新四军将领有叶挺、项英、张云逸、周子昆、曾山等，还有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

    旧址原为日本侨民住宅。抗战爆发后，日本侨民回国，房产作为逆产没收。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为市民住宅。2002年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武汉市政府拨专款按原貌修复，辟为纪念馆。”

    在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内复原并陈列有叶挺、项英、郭沫若的办公室兼卧室，以及政治部、副官处、参谋处、军需处、军医处等，并且布置有史料陈列。

    我看到在军部旧址陈列中的几个关键时间与事件。

    1937年7月，周恩来与叶挺会面，希望他能够出面集合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即行抗日。叶挺表示，他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

    1937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从延安来到武汉，指导南方红军的改编工作。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9月28日任命“葉挺為新编第四軍軍長”的《通报》。

    1937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局红军游击队集中整编的方针》。

    1937年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10月6日电令，将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1939年，新四军军部将10月12日定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