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让我没有想到，我在微信公共号上发布的《我看新四军抗战战绩》一文，仅5、6个小时的阅读量就奔千了！还有一些“微友”提出，由于网络上、一些微信里，对新四军抗战的战绩颇有微辞，甚至有人公开跳出来附和国民党之说，污蔑新四军抗战是“游而不击”，还有人说，新四军打鬼子不咋的，“反顽”却战果“辉煌”，……不一而足，因此，有“微友”说我写的过于简单了，读来不够过瘾！这个可把我难住了，我不是新四军军史研究专家啊！但我愿意再努力一把，拓宽一些视角，补充一些我看到的东西，再次发布，以馈“微友”读者们。

    新四军在八年艰苦的抗战历程中，由建军初期的1.03万余人、6200余支抢，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主力部队21万人、地方武装9.7万人，取得了对日伪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俘日伪军12.42万余名、对顽军自卫反击作战3200余次，毙、伤、俘顽军官兵14.3万余名的光辉战果，与八路军一起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毛泽东赞誉：新四军，华中人民的长城！

    我没有对新四军八年抗战的战绩作深入探究，我只是知道，新四军坚持战斗在南京、上海、杭州、徐州、武汉、合肥这些日军必须全力确保的战略要点的周围地区，又大多是水网地带、平原与丘陵地区，大部队隐蔽和行动皆不易，加之新四军的装备极差（建军之初，以南方红军和游击队为主组建的四个支队、上万人的队伍中，把破破烂烂的枪支都算上，也才刚过半数，连轻机枪都是稀罕物），要想大口大口地吃掉装备精良、据守工事碉堡又占有绝对制空权的敌军是不切实际的，只能是积小胜为大胜，艰苦地进行持久战，在战争中积蓄力量、逐渐壮大自己。

    新四军对日作战的规模渐次增大，从投入连级作战兵力始，直至达到投入师、旅级兵力：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抗战第一仗——组建不久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派出第九团先遣营侦察队在蒋家河口伏击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巢县守备队，击毙乘坐汽艇的20多名日本鬼子；1944年3月5日车桥战役，新四军第一师采取攻坚和打援同时并举的战法，一仗歼灭日军465人、伪军483人，并生俘日军24人；到了抗战后期，1945年4月28日，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江都独立团、三分区特务五团、一分区特务营在三垛河口伏击2000余日伪军（山本旅团合川大队两个中队、一个小队日军和伪苏北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马佑铭部伪军），共歼灭日伪军1800多人，其中击毙日军240多人、伪军600多人，俘山本顾问等日军7人、少将团长马佑铭和中校副团长韩永恩以下伪军958人。

    新四军的活动危及日伪政权和战略要点，迫使日军16万人和伪军23万人困守华中占领区不得脱身，从而牵制了日伪军对正面战场的行动，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起到了据局部而扼全局的作用。

    我还注意到一个史实——在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把持的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也停止了供给（根据我方报告，1940年度拨给新四军的年度经费为11万5千余元，另加战临费2万2千余元），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顽军”也频频公开进攻新四军。其后新四军重建军部，军部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全军9万余人，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这9万余新四军要自己解决粮秣、武器弹药、被装问题，并且面对的不仅是华中日占区的日军13个师团（16万人）和伪军23万人（大部分是国民党军投降的部队），而且还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顽军”。可以说，新四军对日伪作战和“反顽”作战交织在一起，新四军、日伪、国民党“顽军”三股势力交织在一起，险象环生！

    当时，幸亏新四军有陈毅这样的外交天才当领导，在我、友、外敌、内敌、投机派、中间派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不吃大亏！（吃小亏还是少不了的。）这些，一句话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我认为最精彩的，是处理与新四军同在华中地区的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关系。“天上有个扫帚星，苏北有个韩德勤。手下白养几万兵，只会欺侮老百姓。多少鬼子不去打，专门反共反人民。”这是当年在苏北地区老百姓中流传的一首歌谣。陈毅对待韩德勤，那是又联合、又团结、又斗争，还有让步，俘虏了韩德勤不仅礼送他回营，还赠送他8万元（那时新四军一年的费用也就十几万元），使韩德勤与新四军从势不两立到减少摩擦，再到对新四军有所帮助，他甚至答应了陈毅（代）军长，要向国民党面呈释放叶挺军长的要求。

    〔图示：陈毅（代）军长礼送被俘的韩德勤。韩德勤一行在新四军第四师骑兵大队护送下，坐上新四军为他准备的牛车，带着新四军交还的部分人枪，前往指定区域驻防。〕

    对于皖南事变，我要说，虽然新四军在事变中遭受惨重损失，也由此而再生——不再受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编制限制（不允许新四军有师、旅级的编制），一口气建立了7个师和1个独立旅；不再受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薪饷限制，从9万余人迅速发展到主力部队超过二十万人；不再受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定地域限制，新四军全军活动地域达到了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浙江六个省，而后又到达山东省。

    由此，新四军在敌后站稳了脚跟，收复了一块块被“国军”丢失的地盘，创建了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八块抗日根据地，把日伪军挤压到支线和城镇里。鄂豫边根据地后来扩展到鄂、豫、皖、湘、赣五省边界地区。苏南根据地后来扩展到皖南、浙西部分地区。新四军在敌后建立这八块根据地，共光复国土25.3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00余万，占华中沦陷区人口的50％以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地区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本是日军赖以生存的人力和物力补给基地。新四军将日军的后方变为前线，变为支援抗日作战的根据地，这就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企图和罪恶阴谋。

    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将士们前赴后继，不惜流血牺牲！

    1942年，陈毅（代）军长决定为抗战六年来牺牲的团以上干部编制《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

    据不完全统计，新四军牺牲的团职以上干部有：李复，新四军第二支队独立2团副团长；周大灿，新四军游击支队一团三营营长，六旅十七团副团长；萧国生，1939年3月7日突围时阵亡；胡发坚，新四军第一支队参谋长；王赤，江抗第三路政治部副主任；曾昭铭，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副团长；涂正坤，新四军上校参仪；罗梓铭，八路军总部少校副官；吴（火昆），历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副团长，江抗副总指挥兼第二路司令员；漆承宏，独立二团副参谋长；徐绪奎，挺进纵队二团团长，苏北指挥部九团团长；徐世奎，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留守处政治部主任，第四支队七团政治委员；顾士多，新四军第四支队九团团长，第四支队七团副团长，江北游击纵队二团副团长；刘震英，历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政治处宣教股股长；丁宇宸，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一团队参谋长；陈文甫，宿县独立团副团长兼一营营长，和副营长张凡锡同时阵亡；田丰，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刘树藩，历任新四军第五支队组织干事，总支书记；李宗南，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作战参谋；杨业珍，新四军鄂东独立团政治处主任；仇兆柱，安徽人民自卫军第三直属大队政治指导员；李宗南，豫鄂游击支队作战参谋；官楚印，独立团团长；彭雪枫，新四军第四师师长。

    如今，仅在江苏盐城市，就有上百个以新四军先烈名字命名的乡村街道、学校、道路。

    在新四军英烈群体中，有鲜为人知的新四军“九女投河”英勇事迹——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的八位女学员和桂林《救亡日报》的女记者，在转移途中遭遇日军堵截而奋不顾身跳入皮岔河中，惨遭日军杀害！〔详见我以前发布的微信文章《追寻父母在新四军的足迹（7）》〕

    在新四军英烈群体中，有享誉全国的“刘老庄连”——新四军第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四连的82位指战员，在连长白思才（经过长征的红军）、指导员李云鹏的率领下，为掩护当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与前来扫荡的一千多日伪军展开激战（日军第十七师团一部和汪伪第三十六师一部）。面对步兵、骑兵、炮兵组合的十数倍于己的日伪军，四连明知不可敌而敌之，在没有遮蔽物的开阔地上，在敌山炮、迫击炮、掷弹筒的轰击下，顶住了敌步兵、骑兵轮番冲击，在弹尽时，勇士们上起刺刀迎敌白刃格斗，全部壮烈殉国！〔详见我以前发布的微信文章《姐弟“铁军后代寻访队”寻访第十四天》〕

    我特别想指出：新四军的十年≠新四军的抗战时期！且新四军抗日战绩不止于日本投降时！

    “新四军的十年”指的是1937年10月12日（新四军军部定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的时间）～1947年1月新四军编制撤销（改编为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而“新四军的抗战时期”指的是1937年10月12日～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或笼统作为“抗战八年”。但是，日本宣布投降后，新四军对日作战并没有停止，反而因日伪军拒绝向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导致对日伪军战斗更趋激烈，八路军、新四军屡屡展开攻占日伪军盘踞城池的大规模战斗，并且战果累累。因而，不能认为日本宣布投降后就停止了抗日，也就是说，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不止于日本投降时。我希望研究抗日史的、新四军史的机构和人员能够深入研究这几个阶段的战果并加以区分。

    我把在寻访父母新四军历程中看到的一些图放上来。注意各个图中统计的时间段有不同，数字也就有所不同。

    我把寻访父母新四军历程中看到的一些图放上来。注意各个图中统计的时间段有不同，数字也就有所不同。

    汉口军部旧址中的展示如下图。

    南昌军部旧址中的展示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