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父亲田长华(入伍时姓名田丰良),我们母亲郑铁鹰(入伍时姓名郑丽英),都是从红军转入新四军的,而且他们是在新四军军部走到一起,并且在新四军军部结为伉俪的,由此相伴走过了一生。
我们姐弟“铁军后代寻访队”在寻访新四军征程的旅途中,追寻父母在新四军的足迹是重中之重。
我们在寻访了第一处新四军军部旧址汉口、第二处新四军军部旧址南昌、第三处新四军军部旧址岩寺之后,随当年军部的迁移方向,继续寻访新四军军部旧址。
新四军军部自建立后,就开始了不断地迁移,驻地逐渐向东、向北,越来越挺进抗日最前线。
我们姐弟三人“铁军后代寻访队”从岩寺出发,在安徽境内继续寻访新四军军部旧址的行程。
新四军在安徽歙县岩寺成军后,1938年5月5日,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率领新四军军部千余人自岩寺移驻太平县仙源麻村、五马坊,同月26日离开,移驻芜湖南陵县土塘,8月2日又移驻泾县云岭。
我们事先了解到——昔日太平县仙源麻村,今为安徽黄山市黄山区仙源镇麻村,成为今黄山市的一部分。当年新四军军部在此驻留二十多天,驻地旧址未留存,但新四军在此设立兵站两年多,直至“皖南事变”前撤离。其间,兵站完成了转运新四军军需物资、接待新四军将士、进行通信联络、沟通军地关系等重要工作。1939年春,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徒步皖南,传达中央指示,宣传抗日救亡,途经麻村视察兵站,在此曾作“关于抗日救亡和我党统战政策”的报告。麻村兵站还多次接待了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等领导人。新四军在麻村附近的小河口(现龙门乡麻川一带)先后创办了后方医院、印刷厂、军需厂、兵工厂。黄山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11月在麻村村口建立兵站纪念亭,“兵站纪念亭”楣匾由刘凯夫题字,亭中立着当年新四军后方留守处政治处主任姬鹏飞手书“新四军麻村兵站旧址”的纪念碑。
军队作家胡兆才的研究:此时南京、镇江、苏州已为日军占领,但日军只能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大片乡村并未被他们控制,正适合我军广泛展开游击战。于是,军部报请中共中央同意,于1938年4月28日派粟裕率领先遣支队,向苏南敌后茅山地区挺进。第一、第二支队也准备跟进,第三支队随军部行动。军部领导感到部队相继向敌后开进,军部不能蹲在后方指挥,应该向前线靠近,便报请中央军委同意“军部准备移南陵”。5月5日,军部到达太平县仙源镇麻村。麻村是个拥有数百户人家的大村,紧靠仙源镇。军部在麻村半个月就移驻南陵的土塘。
根据现今道路情况,从岩寺出发,先到宣城市泾县云岭,再到芜湖市南陵县土塘(今三里镇辖区)要顺路一些,因此,我们没有去寻访太平的新四军军部旧址了,只是路过黄山市区,没有停留,直奔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再去土塘。
从时间顺序上,土塘新四军军部在先,我也就先叙述土塘寻访。我们是走X062乡道先到达云岭的,再继续西进到达去往土塘的路口。昔日土塘,今日芜湖市南陵县三里镇吕山行政村土塘自然村。
在汉口军部旧址的电子屏上显示的土塘新四军军部简介。
我认为,土塘应该作为新四军军部的第五处驻地。此前,军部第一处驻地为湖北汉口,第二处驻地为江西南昌,第三处驻地为安徽岩寺,第四处驻地为安徽麻村。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节节溃败,日军长驱直入,先后占领了芜湖、当涂、宣城、繁昌等地。芜湖沦陷后,南陵就成了皖南抗日斗争的前线。当时,南陵处于国民党政权控制之下,国民党军一〇八师、一四四师等部队都先后来过土塘,其中一四四师驻扎土塘时间最长。
军队作家胡兆才的研究:土塘距县城50多里,交通不便,四周树林茂密,敌人在空中很难侦察到新四军的行动,是军部驻扎的好地方。副军长项英请示中共中央:军部准备长住土塘。这既有利于部队过江发展,也可向南天目山、仙霞山发展。住了不到10天,发现土塘缺水,老百姓们要到2里外的一个小水塘里挑水喝,军部近千人吃水无法解决,不得不于1938年8月2日向泾县云岭迁移。
土塘新四军军部旧址(军部驻留时间:1938年5月26日~8月2日):
1938年5月,新四军奉命继续北上。新四军第一支队教导队教导员胡大鹏带领几人最先进入南陵县吕山。胡大鹏等人找到当时任甲长的顾正明,告知自己是新编第四军,是为即将到来的部队安排住房的。顾甲长出于对军队的顾忌(此前国民党部队在此驻扎),就把他们推荐到邻村土塘去了,说土塘那里有楼房。
农历五月初三(5月26日),大队人马开进土塘。他们一进村子,就扫街、收拾院子和猪圈鸡笼,帮村民干活,还给村民治病,让饱受国民党军欺压的群众们放下心啦,胆子大的,也和这些军人一起忙活起来。这队人马就是叶挺军长率领的新四军军部。叶挺军长住在土塘徐恩禄家。同日,陈毅也来到土塘(6月2日陈毅率部离开土塘到苏北敌后)。
军部进驻土塘后,部队除出操、训练和执行军事任务外,就是打扫环境卫生、修桥补路,帮助房东抢收庄稼。进驻土塘不到十天,军民就打成一片。
军部到土塘不久,叶挺军长亲自主持召开两次会议,一次是由地方士绅、乡村教师、农民和妇女代表参加的各界人士会议;一次是数百名群众参加的群众大会。叶挺军长在各界人士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讲话中他首先向土塘村父老兄弟姐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对新四军到来之后,所给予的热情慰劳和帮助。接着,他详细阐述了新四军深入皖南敌后的抗敌任务,严明纪律以及同群众的鱼水关系等。最后,他要求土塘广大民众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抗日队伍,支援新四军,搞好军民团结,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会后,叶挺军长设便宴招待与会人员。晚上,军部战地服务团的同志还为参加会议的各界人士和当地群众演出了抗日内容的文艺节目。在群众大会上,叶挺慷慨陈词,演讲内容生动,针对当时国内形势、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抗日宣传等问题,作了认真分析和研究。结束讲话前他一再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号召大家积极投身抗日,踊跃参加群众性抗敌协会组织,参与各种形式的抗敌活动。
经过叶挺军长的宣传鼓动之后,土塘及土塘周围的群众纷纷报名参加抗敌协会,土塘村参加抗敌协会的群众就达上千人。
在土塘老百姓的印象中,叶挺军长常穿一套佩戴整齐的灰布军装,有时也穿一身西服,戴共和帽,提手杖。
驻扎土塘期间,最重要的活动,是新四军召开了全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和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提出了建设新四军的口号。
7月28日,项英离开土塘赴延安,参加中共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但新四军军部入驻时间不久,逢当年土塘一带大旱缺水,大部队生活供水不足,加上驻地离公路太近等原因,军部随即离开土塘、移驻泾县云岭。
军部在土塘驻防后,为了开辟新区工作,将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学生组成战地服务团(又称民运工作队),派遣到泾县、南陵、铜陵、繁昌等县山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军部移驻云岭后,土塘接着又迎来了由傅秋涛、江渭清率领的第一支队老一团。
当皖南事变发生前夕,新四军被迫撤离时,许多自卫队员参军入伍,仅土塘村就有几十名,其中七人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
土塘老百姓欢送叶挺军长的趣事:
当土塘老百姓得知叶挺军长要离开时,依依不舍,等到这一天早晨,数百名群众自发地敲着锣鼓、带着鞭炮,还抬了两乘轿子来军部要送军长去云岭。不料副官告知,叶军长不给群众添麻烦,已经在清晨起身走了,为了不打扰乡亲们,他还特意和马夫换了衣服,让马夫骑着马,自己步行执缰,一步步走去云岭的。乡亲们懊悔来迟了,执意要去云岭见一见军长。于是,两乘轿子便抬上两个伤病员,敲锣打鼓来到云岭。此时,叶挺军长正在部队大礼堂主持会议,脱不开身,便嘱副官向群众致谢,并热情接待,土塘来的群众被挽留下吃了顿酒,每人还发给两角“小牛票”。至今,土塘村知道这件事的人还会感慨地说:“叶挺军长跟老百姓真是心连心,一家人。”
土塘是我母亲不止一次提到的地方,当年她在战地服务团民运工作队时,经常在土塘至泾县一带活动,一走就是几十里的路,有时候还走夜路。
解放后,她在自传中写到:到皖南军部以后,二支队开赴敌后,宣传队有一部分同志被留在军部服务团,我也被留下了。不久分配我在民运工作队,经常在茂林、泾县城里、三里店一带组织群众抗日团体。我经常背着背包、穿着草鞋,一个人吃过晚饭还走廿几里路去开会,有时一个人住在庙里、空学校里。由于有着革命热情的支撑,没有经验也不知道害怕,觉得这种生活很好很有趣。皖南的人民对抗日很热心,群众工作比较好开展,因此也没有因为困难发愁过。
当时,民运工作是由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长的邓子恢主抓的,而且邓子恢也正是把我母亲从福建红军中带出来的领导人。
1938年3月,新四军开始在皖南岩寺集中后,邓子恢先后拜访了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员顾祝同等军政要人,以及友军和各界上层人物,抓紧健全民运部内部机构及部队各级民运组织,并将各支队的宣传队、民运队、服务团集中编入军部战地服务团,团部又增设民运科和民运工作队,共有200多人,在全军上下形成了一整套民运组织系统。从岩寺北上始,新四军每个支队都有民运部派去的一支约30人的服务团随军行动,在行军途中和驻地开展民运工作。
进驻土塘后,邓子恢亲自从军部民运部、皖南特委和军部战地服务团中,挑选干部与团员30人,组建了“新四军泾县茂林工作队”,开展以茂林为中心,扩展到周围地区的民运工作。经过他半年的努力,全民抗战的热潮在泾(县)、铜(陵)、南(陵)、繁(昌)、芜(湖)、宣(城)红红火火地涌起来。为了开展好民运工作,他不仅在军部驻地及周围亲自抓点,而且还经常深入民众之中拉家常、听意见,他曾经三次去南陵三里店(今三里镇)检查指导,并深入到远离军部的铜、繁抗日前线视察。
1938年5月下旬至8月初,新四军军部驻南陵土塘期间,邓子恢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全军各级民运机构,提出了“民运工作五项基本原则”(即1、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及抗日主张;2、发动群众建立各种抗敌协会;3、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4、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减租减息;5、秘密发展地方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在他的组织下,举办了一期民运干部训练班。他亲自编写《民运工作大纲》,亲自给学员讲课、作报告。
当时,在土塘周围一带的帮会组织阻挠民运工作的开展。邓子恢亲自出面,把青、红帮和理教会的头目集中起来,办他们的短训班,并且他亲自上课,告诫这些头目要收敛恶行、参加抗日。
民运工作的开展,为新四军的生存、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据南陵县文史办的文章所载,当年派到土塘负责作群众工作的是民运部陈洪同志。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当地群众纷纷报名参加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儿童团等群众性抗敌组织,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中青年,参加地方民兵组织自卫队,配合部队侦察、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接受军训,协同作战;十八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参加儿童团,担任放哨、盘查过往陌生行人和配合部队开展文艺宣传鼓动等工作;妇女参加妇抗会等,担负做军鞋、补军衣,护理伤病员等工作。除极个别大富户未获准参加外,土塘一带参加抗日群众组织的有上千人,三里等地参加的人更多。
我母亲当时只有16岁,多年后她提起那时参加的民运工作,仍然满怀感情和激情!那是她人生中学会开展工作、忘我投入工作的初始阶段。
当时,新四军民运工作队编印识字课本来宣传、动员群众。下面这几张课本散页中写到:“拿起枪炮和大刀,自己的家乡要自己来保卫”,“我们要打杀汪精卫 拥护蒋委员长”,“组织姐妹会,赶走日本鬼”,“谁说我们女人没有用 我们样样事情都很懂”,“姐妹们 不要轻视自己 我们有能力替国家做事 我们也能做保甲长”,“大家去参加保民大会 争取我们妇女的席位”。
为此,我们特别想去土塘看看。我们临去土塘前,云岭新四军史料陈列馆的吴青主任特意提醒我,到土塘有一段路很难走。吴青主任还告诉我,几年来,土塘村的新房子一茬一茬地盖起来,老房子基本都拆完了,不清楚和新四军驻地有关的老房子还有多少。我自持已经经受过重走二万多公里长征路的驾驶磨炼,经过烂路无数,还是决心前往。
途中,天下着中雨。近几年,当地开矿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老乡说,这些矿是用来生产“石粉”的(石粉分为麦饭石粉、重钙粉、滑石粉、白云石粉、腻子粉等等,用途广泛,用其制造的产品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见,例如:塑料、钙片、化妆品、衣服、牙膏等等)。在开矿致富的同时,重载车把乡间的道路都压坏了。从云岭去土塘的乡道是水泥路面,压烂之后,残碎的水泥路面上,不仅有脸盆大小的水泥碎块龇牙咧嘴,而且积水坑不易判断深浅,比泥石路还难走。
我小心翼翼地驶过近10km的烂路,到达了去往土塘的路口,不禁停车犹豫起来——我开的车是大众“途观”,城市SUV车型,底盘离地间隙(也就是底盘与地面的距离)不足180mm。下雨导致道路泥泞不堪,关键是运送矿石的重载车还在路口的坡道上上下下,压出来的车辙印深度大大超过了“途观”车的底盘离地间隙,我思考再三,只能选择放弃到土塘村去。
好在网友“奎湖水印”2009年拍摄了土塘新四军军部的遗址,在此借用他的部分作品——
我特意在网上进行了搜索,包括南陵县政府网站,确定网友“奎湖水印”拍摄的照片是最完整的。自他2009年拍摄后又过去几年了,不知土塘的新四军军部驻地今日如何了。
当时我父母亲一个在军部教导营,一个在军部战地服务团民运工作队,他(她)们住在土塘,还是住在土塘附近的其他村子?我没有查到资料。回到北京后,我才在南陵县政府网站的文章上,看到战地服务团文工团随邓子恢同志住在古城上金村,文中没有提到战地服务团民运工作队。
再前行,我们往山泉村。山泉村当年的名字叫做“公鸡蛋”。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曾经在此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支队排以上干部会议,并亲自作了《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从战略战术的高度阐述了六个问题:1、江南的地理环境对敌我的利弊;2、敌我双方的军力对比;3、在平原水网地区作战如何利用地形地物;4、面对强敌如何巧妙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5、敌人在军事上失利之后可能采取的反动措施;6、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必须发动群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我们到山泉村是为了寻到父子岭皖南新四军死难英雄之墓。到了山泉村后,村支部书记领我们来到村东边,村头新修建了这处英雄墓和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当年抗击日寇而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的英烈们。
从新修建的这处英雄墓和纪念碑再往山里一段路,还有原先修建的一个纪念碑,安葬着18名新四军烈士。
日寇在1940年曾经两次“大扫荡”、企图进犯新四军军部。
第一次是在民国29年农历三月十七日(1940年4月24 日 ),日寇以两个师团5000余人的混编步、骑、炮兵,在飞机的掩护下,兵分两路向新四军军部进犯。东路3000余人由汉奸带路,从湾址经黄墓渡、南陵县城、峨岭,向三里店猛窜。三里店是新四军云岭军部的重要屏障,芜青公路由此经过,在军事上极为重要,可国民党守军第五十二、一四四师却一枪不发不战而退。为了保卫军部,阻止日军进犯,皖南新四军主力第一支队老一团在团长傅秋涛、副团长江渭清指挥下,在三里店的父子岭(山泉村车山)地区狙击进犯日军。
农历三月十九日(4月26 日),日寇飞机多架先行轰炸在土塘的老一团团部。飞机来临之前,号兵吹号报警,战士们挨门逐户将群众护送到山洞隐蔽。飞机在土塘投下3枚炸弹,人员无一伤亡。上午9时,日寇骑兵由三里店向土塘第一道屏障父子岭进攻,侦察连连长孔诚从望远镜中发现了鬼子兵,即派通讯员去土塘团部报告。老一团新兵营在营长汪星华的率领下(另一说是老一团二营),以及闻讯由金坑赶到的一个连,于父子岭奋勇反击,在车山展开激战。敌机狂轰滥炸,鬼子猖狂进攻。新四军据山固守,战斗空前激烈,敌人伤亡累累,始终不得越前一步。经8个小时血战,敌人伤亡370余人。日寇见攻势受挫,惧怕被我围歼,拖着伤兵、尸体仓皇向烟墩、青阳方向溃逃。残敌途经大坟山时,山上有新四军一名受伤战士,他见山下有四十余日寇骑兵,便甩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炸死炸伤敌骑多名,自己壮烈牺牲。乡亲们被他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动,为这名无名英雄筑坟立碑。
土塘村自卫队奋起参战,担负了带路、放哨、抬送伤员和前线阻击任务。
取得了父子岭战斗胜利后,农抗、妇抗、青抗会分别召开会议,对战斗进行了总结。之后,叶挺军长主持召开了隆重的祝捷大会。
会议邀请了许多地方进步士绅参加,他们深为新四军的英勇气慨所感动,当场踊跃挥毫题字,发表演讲。其中题道:“英勇杀敌,大快人心。”“新四军坐镇皖南,老百姓高枕无忧。”文工队唱着刚谱写的《战斗在父子岭上》歌曲,人们高呼着“发动江南游击队,扩大人民自卫军”的口号,整个会场洋溢着军民抗日豪情,显示着必胜的信心。
第二次大的战斗发生于同年农历九月初九(10月9日)。日寇为进犯我云岭军部,出动了总兵力一万多人,其中一路2700余人的步骑炮兵,由泾县北贡一个麻子汉奸引路,从三里店经竹坑向云岭进攻。日寇沿途纵火,狂轰滥炸。这次战斗,叶挺军长亲临前线指挥,新四军饶惠堂营长率队阻击,军部凡能参战的人员全部上了火线。引路的汉奸刚摸上山口,即被一枪击毙。老一团扼守蜈蚣岭,血战两天一夜,敌寸步难行。在我军民合力痛击下,日寇损失惨重,被迫转向汀潭和大岭脚败退,而我部紧追不放,此路前后歼敌六百余人。剩下不到百人的日寇弹尽粮绝,窜至小岭国民党第五十二师防区,但五十二师围堵缓慢,日寇又派遣四十二架飞机猛烈轰炸,打开缺口,致使残敌得以从泾县往宣城方向逃窜。此战,我方由于军民协力,英勇抗击,缴获甚多,日寇几遭全歼。
其实,早在父子岭战斗之前,新四军成军后并军部驻土塘时期有重大意义的战斗首推新四军对日军的首次战斗——蒋家河口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