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父亲田长华(入伍时姓名田丰良),我们母亲郑铁鹰(入伍时姓名郑丽英),都是从红军转入新四军的,而且他们是在新四军军部走到一起,并且在新四军军部结为伉俪的,由此相伴走过了一生。
我们姐弟“铁军后代寻访队”在寻访新四军征程的旅途中,追寻父母在新四军的足迹是重中之重。
我们在寻访了第一处新四军军部旧址——汉口之后,移师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这是第二处新四军军部旧址。
在这里,我有了期盼而又意外的收获——看到了1937年12月21日送至毛主席处的档案《调四军军事政治工作人员花名册》,并经过一个月的耐心等待,终于查得其中有我父亲的姓名“田长华”!这个过程,待下面详述。
新四军军部自建立后,就开始了不断地迁移,驻地逐渐向东、向北,越来越挺进抗日最前线。
在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的电子屏上显示的南昌新四军军部简介。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从汉口移驻南昌市的张勋公馆,正式对外办公。军部在南昌期间,机构设置初具雏形。
当新四军军部由汉口移至南昌时,全体人员已经穿上了深灰色的新四军制式服装。无论我父亲初到军部时是何着装,此时也一定换上了新军装。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新四军军部第二处旧址,驻留时间:1938年1月6日~4月4日)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位于江西南昌三眼井高升巷(今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友竹路7-8号),建于1915年,原为北洋军阀张勋的公馆,内有两栋砖木结构楼房和一栋平房,属中西合璧式建筑,带有法国建筑风格,兼有中式古色古香的韵味,建有院墙。1926年,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将其作为的临时公馆。1927年,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王钧又将其作为住宅。八一南昌起义时,起义军在此与王钧的警卫队发生激战,歼灭敌人一个连。1933年至1935年,蒋介石坐镇南昌“剿共”时,在此前院设立“中华复兴社”西分社,外面挂的牌子是:“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江西分处”。
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湖北汉口正式组建后,1938年1月4日,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工作人员从汉口乘船去江西南昌。1月6日,项英、张云逸、周子昆等到达南昌与陈毅等人会合,即入驻南昌张勋公馆,建立了新四军的领导机构,以新四军军部名义正式对外办公。
2月11日,叶挺军长处理完汉口军部事宜后,乘车到达南昌牛行车站,参谋处长赖传珠率人迎接了他。
在此期间,新四军军部组织系统确立。
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兼东南分局书记),张云逸任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副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
司令部设立参谋处(下辖作战科、侦察科、通信科、机要科)、副官处、军需处、秘书处、军法处、军医处(下辖医务科、保健科、材料科、总务科);政治部设立组织部、民运部、敌工部、宣传部。
军部还下辖战地服务团、教导营。
新四军军部驻南昌期间,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展开继续组建新四军的工作,在健全新四军军部内部机构设制的同时,还开展了多项工作:分批派员赴各地传达中央指示,动员、指导南方八省的红军指战员和游击队员们走出深山老林,集中整编为新四军,指挥部队向安徽岩寺集结,开赴抗日征程;筹备各种军需物资,建立新四军兵站;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活动;恢复和发展中共党的基层组织,输送大批青年奔赴抗日前线。新四军军部的活跃,使沉寂的南昌变成了“南方的延安”。
4月4日,军部离开南昌迁往安徽岩寺,继续开赴抗日前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移驻张勋公馆,继续坚持工作,直到1939年3月27日南昌沦陷前夕才撤离。
军队作家胡兆才的研究: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按编制配齐后,经费问题经谈判也基本解决,军部便依照毛泽东关于新四军军部第一步设南昌的指示,于1938年1月4日晚从武汉乘“江裕号”客轮,沿长江顺流而下,于1月5日上午抵达九江,当晚又转乘火车,6日抵达南昌,在张公馆(今友竹路7—8号)开始对外办公。军部迁移南昌的主要原因是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成员大部分在江西境内,为了方便动员他们下山集中,军部便设在南昌。
现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包括军部旧址、新建陈列馆(建筑面积4833平方米)、铁军广场三大部分组成,范围东起友竹路,西至象山南路,南至东书院街,北达三眼井街,占地35.16亩,总建筑面积约1.16万平方米。
我们到达时,正逢周一,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不开放。幸好,姐夫的表妹丽娜一家久居南昌,熟悉当地情况,他们两口子出面帮我们联系了军部旧址的值班领导,特许我们这远道而来的新四军后代参观,还安排了讲解员、值班员陪同,给我们开了“专场”。
我们从街边进入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的大门后,可以看到军部旧址的楼房和新建的陈列馆,而铁军广场在视野的左侧,有树木遮蔽。
目前,军部旧址处的牌楼依然保留着,但四周院墙已经拆除了。
新四军军部驻地的主楼(二层楼)在张勋公馆的后院内。“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的题字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陈丕显所题,时任东南分局青年部长的他曾在此居住过一段时间。
军部旧址的主楼保护的很好,砖雕、刻画依旧。
一进主楼,楼下左侧是食堂,可供几十人就餐,一定是我父亲当年吃饭的地方。窗明几净,餐具俱全,新四军的生活环境与红军时期的真有了天壤之别!
主楼的楼下是当时军部各部门的办公房间,分别是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的办公用房。靠前的是参谋处办公房间。
主楼的楼上有军首长叶挺、项英、张云逸、曾山(东南分局副书记兼江西省委书记)、黄道(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周子昆(副参谋长)、邓子恢(政治部副主任)、赖传珠(参谋处长)、陈丕显(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黄知真等先后在此居住、办公的房间。
叶挺军长的会客室和卧室。这也是他的特务员、我父亲进出的地方。1938年2月11日,当叶挺军长第一次走进这里时,在他的办公桌上已摆放着参谋处长赖传珠等人报来的新四军实力表册了……
主楼楼上漂亮的廊柱,雕刻的非常精美。
走出主楼,讲解员特意带我们转到楼后面看楼的一角,那是独特形式的“六角亭”,也是机要室的位置。
在主楼后面是一排平房,依次是传达室、警卫排、发报室、俱乐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住房。
看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字样,想到了我母亲曾经是该团成员,我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多看两眼。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于1938年1月在南昌成立,直接归军部领导,由朱克靖任团长、秘书长白丁(徐平羽)。战地服务团下设戏剧组、民运组、歌咏组、绘画组、舞蹈组等,在行政上分三个队:男生队,队长吴福海;女生队,队长杨瑞年;儿童队,队长明仁宗。我母亲于3月调入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她的自传中写的是到“民运工作队”工作。由于新四军军部在4月4日即离开南昌,因此我推断我母亲没有到南昌军部这里,而是在下一个军部所在地——安徽岩寺,与来自南昌的战地服务团战友们汇合的。
接着我们来到军部旧址主楼对面的陈列馆参观,这个新建的陈列馆于2011年正式开放,基本陈列展是《铁的新四军》,展厅面积达3000平方米,包括序厅和四个展厅(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浴血坚持”(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第二部分“谈判改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部分“敌后抗战”(驰骋大江南北抗战的主力军);第四部分“完成使命”(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成立)。四个部分全面、系统地展现了新四军从1937年成立至1947年改编为华东野战军十年间的光辉战斗历程和英雄业绩。
先进入序厅,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由主题背景巨幅油画、主题圆雕和实体山景组合而成的大型多媒体景观,其中高9米、面积达600平方米的宽幅主题背景油画气势如虹!这是由清华美院师生集体创作的、目前我国最大幅面的油画。面对这大型多媒体景观,我们仿佛看到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
从序厅左边往里走,便进入了陈列馆展览区域,依次是四个展厅(四大部分)。展陈有图(照片)、文、实物、仿实景再现、视频显示等。这么多的内容,我只能挑选一些展示。
展陈第一部分:浴血坚持——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主要介绍新四军的前身——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独立坚持的长达三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特别敬仰那些坚持在艰难无比的南方三年游击战的先辈们!
新四军各时期的布质臂章,5枚,齐全了,由上至下——最早启用(1938年)的“抗敌战士”臂章,由版画家马达设计(受到八路军臂章的启发);1939年开始佩戴的“N4A”臂章(新四军英文的字头缩写),以行进中的一队新四军为背景图案,右下方标明“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度用”,即1939年启用;1940年启用的臂章,仍然由马达设计的“抗敌战士”臂章,上方加写誓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取消了新四军番号,而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由华中鲁艺美术系教师庄五洲(华侨)、许幸之、莫朴等人以原有臂章为蓝本进行设计,又诞生了“N4A”臂章,最明显的改动是臂章上“1941”两侧各有一枚五角星;1946年启用的、新四军最终款式的臂章,在正面直接印有新编第四军的简称“新四军”。
项英、陈毅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中总结概括出的“游击战术基本原则”“游击战术歌诀”。这让我联想到我母亲那时在闽西游击区里任宣传员,是否她会宣传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些字字珠玑呢?
展陈第二部分:谈判改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主要介绍新四军成立前后南方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下山谈判、改编情况以及新四军军部、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在南昌组建新四军并指挥开赴华中敌后抗战及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既要保证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取得合法地位,又要保持独立性。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于7月提交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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