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老照片引起我的注意，照片的说明：“1937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分局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由陈毅负责，联络和接待各地红军游击队来南昌商谈改编有关事项。”按照我父亲当年的笔记里记载“1937年新四军在武汉成立军部时，我从肖劲光处调到陈毅首长处任特务员。1937年9～10月里从陈毅首长处调到叶挺军长处当特务员。”那么此时，他应该作为陈毅的特务员跟随在南昌月宫饭店了？其后再调到叶挺军长处当特务员。时过境迁，估计我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很难了。

    1937年9月29日，项英、陈毅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致南方游击队公开信》。

    1937年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8日，中共中央展开欢迎会，毛泽东在会上致辞，热烈欢迎叶挺任新四军军长。据随赖传珠到汉口参加组建军部的叶超回忆，毛主席在大会上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叶挺同志讲了话，他激动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我要走党所指的路，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11月7日，项英也到达延安。据叶超回忆，也开了一个欢迎晚会，毛主席在会上致欢迎词，叶挺同志也坐在主席台上。项英同志在欢迎会上讲了话。11月7日，项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发言，汇报了三年来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和谈判改编的情况。在叶挺军长离开延安后，项英副军长才离开延安。

    1937年12月27日，项英就新四军编为四个支队和主要干部配备致电毛泽东、张闻天；28日，毛泽东回电项英表示同意。

    关于新四军军部组建的展陈与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的一致，所以略去。

    接着，令我期盼的、又非常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在第二展厅中，靠着墙边的一个不起眼的玻璃柜里，我看见了我认为和我父亲可能有关的档案，那就是关于延安南下组建新四军军部人员的原始档案！

    我在单位从事了十多年单位军史的编写，对档案类文档具有高度的敏感！一眼就盯住了这个档案通行的标记！其下档案名称是红墨水笔写的《调四军军事政治工作人员花名册》，正是我父亲可能在其中的花名册！

    这份原始档案封面上的文字既有横排、也有竖排，其封面原文：

    显然，这份文件是由周子昆（随后任新四军副参谋长）经办的，并呈送给了毛主席。

    由于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当天是不开放的，特许我们进入参观，对我们而言，已经是很照顾了！我不好意思再提出更多要求。赶紧把我姐姐和哥哥唤来，我们一起围观这份玻璃柜里的花名册。我小心翼翼地问带我们参观的讲解员，得知要打开柜子是得经过领导批准的，而领导在闭馆日子里不在现场。我只能把我急切要翻看花名册的念头咽到肚子里！

    继续看展览，关于这份花名册的悬念最后再说。

    在这个展厅，我又看到了和我父母有关的展示：一个是教导队，一个是战地服务团。

    1938年1月，随着新四军军部各处、科陆续建立起来，急需干部。为了培养干部，军部成立了教导队，按照抗大的办学模式，结合新四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和管理。3月，叶挺军长选派我父亲到新四军教导队学习，为勉励他努力学军事、学文化，临行前特意送他一个签名的硬皮笔记本。教导队分为军事队和政治队。我父亲任教导队三队（属于政治队）班长。4月10日，新四军军部到达安徽岩寺后，教导队扩建为教导营。我父亲于8月16日作为第一期学员毕业，因成绩优秀，第一期毕业后留任第二期四队（政治队）排长。8月22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教导营扩编为教导总队。当时，为了避免给予国民党政府和第三战区干涉的口实，不用抗大分校的名义，而用教导总队的名称。教导总队学制为半年。教导总队以抗大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队训，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教育方针，部署和开展教学工作。我父亲任排长不到三个月，即调任教导总队六队（学生队）队长，直至1939年6月时随一批干部调往江北工作，分配至无为游击纵队任三大队副大队长。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成立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我母亲于3月调入战地服务团民运工作组（队）。

    展陈第三部分：敌后抗战——主要介绍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辟和巩固华中敌后战场，创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历程，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的不朽功勋。

    展陈第四部分：完成使命——主要介绍抗战胜利后，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新四军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至1947年1月，新四军完成历史使命，成立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

    第三部分“敌后抗战”和第四部分“完成使命”这两部分是南昌新四军军部继续挺进抗日前线以后的历史，以后的寻访再介绍，这里先不展开介绍。

    此外，除了以上基本展览的四个展厅，还有英烈展厅（主要介绍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牺牲的部分团级以上烈士）和铁军精神展厅（即铁军精神激励南昌人民前进展厅，主要介绍英雄城南昌辉煌的今天）。另外，还有新四军木刻画展。

    从陈列馆走出来，对面约百米即是专门开辟的铁军广场，占地20亩。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馆长熊河水曾经动情地说，南昌市政府对我们给予了极大的资金支持，周围的几百户居民为了尽快建成铁军广场，仅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搬迁。

    如今，在铁军广场上，绿树丛映衬着十位新四军早期领导人的铜像——左六军长叶挺，左五副军长项英（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左七陈毅（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左四张鼎丞（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左八曾山（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左三黄道（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左九张云逸（新四军参谋长），左二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左十周子昆（新四军副参谋长），左一邓子恢（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

    这些铜像的制作经历了极其严谨的过程——先由专家按照人物多张不同角度的历史照片进行制作；再邀请这些领导人的子女对这些雕像提出修改意见；最后经过修改完成制作。

    在南昌驻留时期的《新四军战斗序列表（1938春）》如下。

    最后回溯我翘首等待那份《调四军军事政治工作人员花名册》的结果——正如我们姐弟的期盼，我父亲姓名“田长華”就在花名册中！等待结果的时间不到一个月，感觉老长老长！

    等待结果的过程——离开南昌之前，我们姐弟和姐夫的表妹丽娜两口子一起吃饭，席间，我除了感谢两口子开路让我们看了军部旧址的“专场”，结尾的话自然就是请他们务必想办法，看看那份花名册里是否有我父亲的姓名，还特别叮嘱“田长华”“田丰良”都是我父亲的姓名。

    我姐姐特意说，丽娜两口子在南昌住了这么多年，人脉广泛，看看那份花名册没有问题。我不知道，姐姐是安慰我呢，还是给丽娜两口子加压力呢？反正这事只有丽娜两口子能办的了。

    离开南昌继续我们的寻访路程后续行程中，我极力“麻痹”自己，干脆不去想那份花名册了。

    回到北京，我埋头整理我们一路寻访的资料、图片，撰写寻访日志、专题，只有一件事放不下，就是等待丽娜两口子传回是否看到那份花名册里姓名的消息。

    当终于等来了消息：花名册里三十多人确有父亲的名字！我激动不已！我们姐弟的寻访得到重大收获！为什么？一是证明父亲是由延安南下创建新四军军部的第一批人；二是证实了父亲自己的回忆；三是我们子女找到了父亲自己都不知道的极重要档案。此外，由花名册里的名字得知，我父亲在延安时期的名字已是“田长华”而不是入伍时的“田丰良”了。

    我多年编写本单位的军史，知道传统上只有团级以上的干部档案得以较详细的记载，父亲从延安出发时还是战士，又处于战争年代和新四军初建时期，他的档案里八成不会有这个花名册的相关记载，自那时至今已有七十多年了，从来没有听到、看到组织上的和我父亲自己提及此的只言片语！而这份花名册确认了他是参加创建新四军军部的人！别忘了，他那时是红四方面军的兵（这么说，你懂得），却受到组织上如此器重。

    我突然想到，我这一辈子看过上万份各种档案，但能看到父亲的档案，仅此一次吧！

    关于由延安南下创建新四军军部的第一批人，我查阅到叶超的一篇回忆文章，附上。

    附：我所知道的新四军的组建情况（节选）（叶超，载于《星火燎原》（双月刊）1984年第6期（总第二十三期）

    自从叶挺、项英同志到延安后，要抽调干部到新四军工作的消息，已是公开的秘密。大约是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的一天，队长李干辉同志找我谈话，正式通知我，要我到中央组织部报到。我真高兴极了。我到组织部报到后，被介绍到中央招待所找赖传珠同志联系，之后，被编入李子高同志的小组。

    我们这批到新四军工作的同志，是中央派出的第一批同志，大约有二三十人，由赖传珠同志负责带队。集中后成立了支部，党支部书记是李子芳同志。这一批同志我尚能记得名字的，除了赖传珠、李子芳、李子高外，还有张云龙、胡弼亮、孙湘（赖传珠同志的爱人）、赵有才（赖传珠同志的警卫员）、严昌荣（一九四三年任一师旅七团团长，在兴化县唐子镇战斗中牺牲）、朱茂绪（一九四五年任二师五旅十四团团长，于淮南津浦路西反顽战斗中牺牲）、刘品玉、廖体等。

    我们集中以后，在延安大约停了五天左右，召开了一次欢送南下干部大会，毛主席到会讲了话，其中有一段我记得特别深，就是要我们提高革命警惕，要依山傍水扎营，防止被国民党军队吃掉。毛主席特别指出要吸取闽南游击队何鸣部队被国民党吃掉的教训。会后在中央合作社会了餐。十二月初我们就乘汽车到了西安。

    在西安，我们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待命，大家对抗战形势十分关心。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守。战局急转直下，国民政府迁往武汉。西安常有日寇的飞机轰炸，经常跑防空，所以都希望早点到南方，投入实际的斗争。在西安住了将近两周。十二月二十日左右，项英同志从延安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我们就乘火车出发了。

    从西安出发，我们包了一个车厢，经郑州转武汉，在郑州因故停了一天。到达武汉以后，在八路军办事处，大约住了一周左右。在武汉期间，周恩来、叶剑英、张云逸同志接见了我们，并且讲了话，主要是抗战的形势与组建新四军的任务。当时，我还没有正式任职，但已明确在参谋处工作，所以赖传珠、李子高同志经常给我分配一些临时任务，如到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请领军用地图，到市场上购买军用图书等。当时南京政府已经搬到武汉，军政人员增加很多，战争气氛很浓，人们都很关心抗战前途。

    我们在武汉过了一九三八年的元旦，这一天，叶挺军长请延安来的干部吃了一餐饭，并且每个人都发了五块银洋的慰问费。元月三日，我们从招商局租了一条客轮，由武汉直驶九江，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和我们同乘此轮，好不热闹。到了九江，换乘火车，五日到达南昌。我们从延安出发，至此已整整一个月了。

    新四军军部完全是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来的，到一九三八年七月，军部迁到安徽泾县云岭时，机构才趋健全。

    叶挺同志在任新四军军长之后，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附近的日租界大和街廿八号，吸收一批同志组建了新四军筹备处，负责新四军的一般筹备工作。当时，叶辅平负责经济与一般行政事宜，沈其震负责吸收医务人员（青年医生和护士），筹建军医处与战地医院，朱克靖负责吸收青年知识分子，筹建战地服务团。我们党派赖传珠率领的第一批干部到达武汉以后，实际也参加了新四军的筹建工作。一月十日左右，周子昆同志率领的第二批干部约六十多人，到了南昌。尔后，延安还陆续派来了一些到新四军工作。这些从延安来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党员，除了参加组建军部机关的工作外，就是派到各游击区搞联络，帮助红军游击队进行集中改编工作。这些干部对加速新四军的建设，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军部成立时，机关编制基本上是按国民党军队机关八大处的编制组建的，但也有所不同，如建立了政治机关。当时各机关的负责同志是逐步充实的，先后到职不一。军部从岩寺、土塘迁到云岭时，各处的领导同志已到任，军部刚成立时，就组建了教导大队，大队长是赵希仲，在南昌时也办了两三个队，主要是抽调各游击区的骨干分子把他们培养成连排干部。到云岭时，教导大队扩编为教导总队，总队长由周子昆兼任，教育长冯达飞，政治主任余立金，训练处长赵希仲、副处长薛暮桥。总队除训练连排干部外，还开办了上干队，训练营以上干部。还训练由各地来参加新四军的青年知识分子（主要是由上海来的）。从此干部的来源有了比较可靠的保证，机关与部队的干部，也得到了补充、加强。

    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后，政治影响比较大。特别是战地服务团，当时它是军部人数最多的一个单位，唱歌、跳舞、演戏，各种人才都有，它们在南昌很快就与各救亡团体、文化界取得了联系，来往密切，经常搞些联合演出，宣传抗日内容，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

    军部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分散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进行整编，开赴敌后抗战。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自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的部分红军与地方武装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艰苦的斗争，遭受了很大损失，到抗战时保存下来的游击队，与中央早已失掉了联系，各游击区之间也失去了联系，彼此情况不明，对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这样的历史性的大转变都不甚清楚。领导南方各省游击队的中共中央分局负责人项英、陈毅同志，也是在抗战开始以后，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指示），判断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已经开始。当时，我们新四军还没有建立自己的通讯联络机构，只能靠徒步行走传达党的指示、政策。要将分散各地的游击队集中起来，困难是很大的。

    军部在南昌成立时，作战科的参谋人员很少，参谋处长赖传珠兼作战科长，比较固定的工作人员仅有我和参谋颜伏同志（他也是抗大十四队毕业生，随同周子昆副参谋长一同来的），关于游击队集中的情况，基本上是赖传珠同志亲自掌握的。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我军限期集中于皖南岩寺，于是我根据参谋处长赖传珠同志的指示，将各游击队从临时集中地调到皖南岩寺集中，从地图上（全国邮局分布图）选定最近的行军路线，计算行军里程，最远的要从江西的大庾、福建的龙岩出发，约二千华里，约需一个月的时间，最近的也需七天。根据这些计算，分头通知各游击部队，限于4月初到达岩寺集中。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军部离开南昌迁移到皖南岩寺。

    军部到岩寺后，即着手部队改编，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对分散在各地的红军游击队的情况，已基本清楚，初步拟定了改编方案。按照军部拟定的集中岩寺的计划，江南各地游击队克服了重重困难，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初先后到达岩寺附近集中（闽西南地区游击队于四月十八日到达岩寺）后，共编为四个支队：

    第一支队由粤干（赣）边游击区、湘鄂干（赣）游击区、湘鄂边游击区、桂东游击区及赣东北游击区等地的游击队组成。
    第二支队第三团由闽西及闽干（赣）边游击队组成，第四团由闽西、闽南及浙南等地游击队组成。
    第三支队由闽北及闽东游击队组成。
    第四支队由江北地区、鄂豫皖区、桐柏山游击队组成，于三月集中于皖中舒城地区。

    军部到达岩寺以后，接到命令云：四月二十八日派员莅临点验。十五日复又接命令不能久驻岩寺。未及点验，粟裕同志即奉命率领先遣支队，于四月二十八日出发，挺进江南敌后。军部于五月一日迁至太平，五月底六月初迁至南陵之土塘，七月初由土塘移驻云岭（泾县）。此时，我一、二支队已陆续深入芜湖以东，南京以南溧水、溧阳以北之狭小地区。四支队在舒、桐、庐、无一带活动，后八团进至淮南路东合肥、全椒一带活动，进入皖东前线。五月十六日，四支队与敌首战蒋家河口（巢湖以南），江南先遣支队亦于六月十八日在镇江以南之卫岗，与敌展开战斗，这两仗都取得了胜利。从此，我新四军部队在大江南北，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

    自注：叶超同志是新四军军部创建时参谋处“三大参谋”之一，解放后任沈阳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叶超同志在回忆中没有提到我父亲的姓名，除了他对我父亲不熟悉外，其实也间接证明了我父亲自己回忆的，即，他不是在赖传珠率队的这一批同志中到汉口的，而是先期已随陈毅到了汉口。

    在雨中，我们与热情接待我们的丽娜两口子及陈列馆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影，再次感谢他们在周一原本是闭馆时间里为我们开了“专场”，是新四军的足迹把我们大家连接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