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到这里时，突然有了一个“重要发现”——新四军的女战士们，不仅大多具有南方姑娘的气质，而且圆圆脸、略胖的居多！

    新四军的女战士们大多来自南方各省，具有南方姑娘的气质毫无疑问。而圆圆脸、胖胖的，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新四军的伙食不错！

    果然，我从一些回忆文章里证明了我的这个判断。在皖南，不仅山清水秀、物产富饶，而且新四军买卖公平，当地群众也对新四军拥护与爱戴，并且叶挺军长亲自出马向国民党方面要粮饷，所以新四军的伙食搞得比较好。在云岭时期，虽然每人每天只有一角五分钱伙食费，但伙食不仅有大米饭，还能吃得有荤有素，早餐经常还能吃到油条。这与红军时期相比，大不相同呀！

    接下来，我们继续在新四军军部旧址的其他地方寻访。

    位于丁家山村的中共中央东南局旧址。这是一座双进两厢的民宅，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与妇女部工作的爱人邓六金曾在此居住。邓六金可是参加了长征的女红军哦，也是曾庆红的母亲。青年部长陈丕显在这里举行过婚礼并居住过一段时间。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东南局工作被迫停止，完成了它在皖南三年（1937年12月～1941年1月）的历史使命。

    位于汤村的新四军政治部旧址，距新四军军部司令部旧址2.5公里。这是一座清末民初的三间两厢双进套居民房，坐西朝东，有明显的泾县地方特色，面积255平方米。

    新四军政治部旧址的主体建筑一字前墙入内为前进，三间两厢形制，堂厅五列木柱，两边各一间正房。屏风后有四水到堂天井，两边各一间厢房，有一进后门入二进，前有四水到堂天井，两边隔断墙上有边门入正、厢房，堂厅四列木柱，正房一边一间，对面有一边一间厢房。前进两厢为政治部秘书长黄诚及工作人员的办公、居住区；后进的两厢分别为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的办公室兼居室。1939年2月，周恩来在此为《抗敌报》写了报头。

    在汤村村内，还有新四军政治部下设的组织、宣传、保卫、民运、敌工等部和《抗敌报》编委会等机构驻地。

    军部大会堂旧址位于罗里村西1公里处（维修中）。这是皖南最大的祠堂之一的云岭“陈氏宗祠”，始建于清康熙时期。该祠规模宏大，分为前、中、后三大厅，里面回廊雕窗、斗拱画梁，是新四军活动的中心，当年新四军各种盛大集会、演出和缴获品展览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前厅的木质舞台由当年新四军修建的，是军部召开大会的主席台，也是戏台。

    1939年2、3月间，周恩来到云岭时，在这里给新四军指战员作过政治报告《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

    “陈氏宗祠”两侧厢房是新四军军部工作人员的工作和居住的地方。“陈氏宗祠”后厅是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一个高12米、2层的厅开楼，楼房下方正中悬挂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题写的“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匾额。这里陈列了新四军以及军部在皖南三年领导抗战的有关照片、图片、实物，系统地介绍了新四军组建、发展、壮大及皖南事变经过。

    军部大会堂旧址旁的项英塑像。这是为纪念“皖南事变”殉难烈士60周年，由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发起，全国各地新四军老战士集资筹建的。项英铜像基座正面嵌刻着原国家主席杨尚昆题词“项英同志，浩气长存”。

    军部修械所旧址，原来是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关帝殿，明崇祯年间及清代屡有修茸。军部在云岭期间，这里是泾县小河口兵工厂分支机构，属军部军械处领导。主要任务是修理各种枪械，改造、重新制作缴获来的各种枪炮子弹等。关帝殿的大殿成了修械所的主要车间，陈列着风箱、铁砧、几台陈旧的工作台，台上摆放着铁锤、凿子、锉刀之类的工具。当年的新四军修械所的热血青年们，就是凭这些近乎原始的工具，为前线将士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枪支弹药。殿内保留有当年新四军标语多处。

    被誉为“中国保尔”的吴运铎同志任修械所的领导人，他在这里冒着危险研究、生产出了颇具杀伤力的枪榴弹。

    我们到解放后增建的铁军广场（罗里村）停车。绿、紫两色的树丛栽种、修剪成“N4A”的字样。

    铁军广场旁新增的《云岭碑园》（入口和外墙）。白墙、乌瓦，是皖南的建筑特色。白墙上的大标语是叶挺题写的“抗战到底”。这个碑园是1997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和新四军成立60周年，在南京军区支持下建立的。碑园是座封闭式的仿古建筑，面积为600平方米。主园四周回廊墙壁上镶嵌着党和国家领导人、新四军将领碑刻63块，共分为4个部分。

    在碑园右侧的“大夫第”（建于清末的地主庄园）是军部司令部的另一部分，也是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居住、办公地。司令部的秘书处也设在这里。

    从“大夫第”里转出来，就去罗里村里最重要的旧址——军部司令部旧址（“种墨园”，也是一座建于清末的地主庄园）。

    军部司令部旧址里有会议室、接待室、司令部参谋处和叶挺、项英的卧室、办公室以及一间小餐室等等。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经过章渡到新四军军部视察，即临时搭铺，住在“种墨园”内与叶挺卧室一墙之隔的办公室内。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音乐家任光也曾先后在“种墨园”内居住和工作过。

    在军部司令部旧址里，有叶挺军长的摄影作品展，展出了叶挺军长1938年至1940年期间拍摄的一百余副照片。

    叶挺不仅是战功卓著的军事家，还酷爱着摄影艺术，是相当出色的摄影家。可惜，本文篇幅有限，不能予以展示。但是，有一幅展板要展示，这就是叶挺军长在1946年4月8日从重庆乘坐飞机返回延安途中遇难时，身上残存的5张照片。这深深表达出叶挺军长对家人的眷恋。

    从军部司令部旧址里的小餐室出来，是小小的花园，叶挺当年每天清晨习武体操之处。

    在军部司令部旧址门前，有新增的叶挺全身铜像（在司令部旧址旁），这是为了纪念“皖南事变”殉难烈士50周年，由马鞍山市政府捐资、上海船厂铸造的。铜像基座镶嵌叶挺题写的“抗战到底”。

    离军部司令部旧址“种墨园”几百米远的叶子河上有一座全木结构的桥，宽2米、长约8米，这座桥是在叶挺军长的倡导下由他亲自设计，军民联合修起来的，在桥的两侧木栏栅处写了“军民合作、抗战到底”八个遒劲大字。当时人们称颂这座桥为“军民桥”。解放后，当地群众为纪念叶挺军长，把这座桥称为“叶挺桥”。

    在旧址群的边缘，有一座用褐色石块垒起的坟墓，坟前矗立着一块青色的石碑，这就是新四军抗日殉国烈士纪念碑。位于罗里村以东5里的黄龙岗。这里埋葬着131名新四军烈士遗骨。1985年7月，李先念同志为此墓题写了“新四军抗日殉国烈士纪念碑”。

    到了云岭来，是要到皖南事变的相关地点看看的。

    很幸运，我们父母亲当年都未在皖南事变时的军部队伍中，他们当时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从泾县县城出发去云岭，就会经过皖南事变烈士陵园。一出泾县县城，在S322省道边上就是皖南事变烈士陵园。我们到达时，恰逢陵园正在大规模的维修中，暂停开放。

    1990年初，安徽省委、省政府为纪念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殉难五十周年，在泾县县城西郊的水西山修建了皖南事变烈士陵园。陵园占地15公顷，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包括入口纪念碑、主题广场、主碑纪念广场和无名英雄烈士墓四个纪念性空间序列，以及皖南事变陈列馆。整座陵园以邓小平同志题写的“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不朽”纪念主碑为中心，结合山形地势，将各纪念建筑组成一个完整有序、庄严肃穆的有机整体。

    烈士陵园前，建有从汉阙演变而来的4座石阙，寓意新四军的“四”；石阙高7米，隐喻皖南事变惊天地泣鬼神的七天七夜。

    山体前镶嵌着叶飞题写的“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字碑。叶飞曾任新四军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和政委。

    烈士陵园内，通往纪念广场的神道中，九十级台阶分成三个层次，喻意当年九千新四军将士成三路纵队东进抗日。神道两边是一组浮雕。分别是：话别北上、血战、慈母情怀、百妇崖、掩护、突围。

    台阶尽处，圆形的纪念广场。四周白色纪念廊内，镌刻着《新四军军歌》、周恩来题词及碑记等历史文献。

    弧形纪念碑位于纪念广场和神道的中轴线，黑色磨光花岗石碑面上，“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不朽”为邓小平所题。巨碑下方为一尊汉白玉雕刻的花环，纯洁、高贵、永恒。

    纪念碑心是毛泽东所题“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碑座则是周恩来当年在新华日报开天窗刊登的著名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烈士陵园内的广场上屹立着新四军的主要将领叶挺、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的群雕像。（四人的墓都不在此，叶挺墓在延安“四•八”烈士陵园，另三位烈士墓在南京菊花台。）〔后记：此文在微信公共号“重走长征路”上发布后，收到不少新四军后代的留言，他们指出在“另三位烈士墓在南京望江矶功德园”，在此特别感谢！〕

    烈士陵园内有皖南事变陈列馆，馆名也是由叶飞所题。

    我们从云岭又去了皖南事变发生地茂林镇，离云岭镇只有十几公里，很快就能到达茂林，但在镇里没有路标、指路牌，我们边行驶边打听，来到镇头的一处平地，竖立的石块堆砌就是皖南事变发生地标记物，其背后是《皖南事变发生地标记物落成记》弧形碑刻。标记物形式不是“标准”的新四军徽记“N4A”，我们推测这是以某些残损、歪倒、扭曲来表示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遭受损失的含义。

    与皖南事变发生地标记物相距几公里的魁山是皖南事变发生地纪念碑所在地，远远地可以看见魁山上的纪念碑。但我们姐弟一致决定不去魁山，因为皖南事变牺牲了那么多新四军的前辈，给新四军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我们实在不忍到皖南事变的现场再现伤痛！

    我翻看我父亲在华中党校（1944年）学习时的总结，其中有一段落写到皖南事变：“……对被俘和牺牲的同志表示很哀惜。因为他们是全军的骨干，如果他们开过来打仗，可以打开大局面。韩德勤〔指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屡屡发动对新四军袭击的顽固派〕早也已〔被〕解决，此时真难再训练出这样老、战斗力强的部队。这损失犹如西路军〔指1936年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等组成的西渡黄河作战部队〕的失败。这次事变，我对于阶级敌人、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仇恨更加深了，更体会到国民党死也不会放弃反共成凶、消灭共产党的野心。因此摩擦是不会止停的。就是打垮鬼子后，国共还是要打仗的，一直到消灭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之后。”

    他对想法，代表了新四军广大指战员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