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幅画面，让我们姐弟三人驻足。看到领唱的女战士，就想到我们母亲，她初到新四军时是宣传员，教唱歌曲是她经常性的、也是她最喜欢的工作。母亲直到她的晚年，新四军军歌仍然是她爱唱的歌曲。在唱歌的队列里，新四军高层领导悉数站立前排，让我们又一次感到新四军是有文化的军队。

    参观了云岭“新四军史料陈列馆”，我特别想说的，是云岭新四军史料陈列馆内有大量珍贵的有人像的历史照片，但是这些老照片上许多的新四军前辈们没有标注其姓名。接待我们的余建峰馆长、吴青主任得知我会在微信公共号上和网站上发布寻访经历，特别提醒我，转告看到我这篇文章的新四军的后代们，建议到云岭来，从这些老照片上认一认有没有自己认识的前辈，让这些珍贵的照片“名花有主”。

    我们姐弟参观了云岭“新四军史料陈列馆”后，特别想去的旧址自然就是母亲所在单位——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驻地和父母亲共同所在单位——新四军教导总队驻地。

    余建峰馆长、吴青主任得知我们的心愿，最大限度地予以满足，他们专门带路前往。

    云岭是个静谧、秀美的皖南水乡。在云岭至四顾山之间东西长约15公里的山冲里，坐落着30多个村庄，新四军军部的各个单位驻地就分布在这些村庄里。战地服务团设在离军部不远的新村。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

    目前保留下来作为军部战地服务团旧址（俱乐部）的是新村里的一座大祠堂，如今尚未正式开放。

    母亲当年进出的地方，我们姐弟在这里留影是必须的。

    1938年 8月 2日新四军军部移至泾县云岭后，战地服务团迅速发展到4百多人，其成员大多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和国外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的广大热血青年和爱国侨胞，其中先期编入服务团的大多是“红小鬼”，如我母亲。一时服务团中各种人才荟萃，声名鹊起。

    战地服务团驻泾县云岭后，开始正规的军事生活，除了出早操、练习队列动作等活动外，还有军事训练。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要求全团掀起学习的热潮，学习毛主席的《目前形势与任务》《论持久战》等著作，并且各队根据实际需要，抓紧组织自己的业务学习。针对团里有许多小战士（有儿童队），特别给他们上文化课。针对团里的大多数同志来自南方各省，开展学讲普通话活动。后来，战地服务团又提出下部队、到前线的号召，派出团员赴新四军各支队开展宣传、文娱、军人俱乐部活动。

    战地服务团的团员们住在村里的老乡家里，乡亲们热情地腾出了屋子迎接她们，把门板摘下来支在地上，上面铺上稻草，就是床了。一间屋子可以住十几个女兵。

    我问战地服务团旧址旁的老乡，当年女兵都住在那里啊？他们回答说，好多家都住着哪！看来难以考证啦。

    我们享受了特殊待遇，获准在旧址的大祠堂里里外外看了个遍。祠堂里的中厅是战地服务团集中开会、学习的地方，平日剧团（戏剧组）在这里面排练。

    军部战地服务团旧址里的《军部战地服务团组织机构序列表》（1938年至1941年1月）。

    军部战地服务团旧址里的《战地服务团俱乐部简介》。

    军部战地服务团旧址里的团长朱克靖头像和简介。

    军部战地服务团旧址里的沙盘，供团员们练字练画。这足见战地服务团的学习风气甚浓！

    战地服务团在这座大祠堂内里还专设了一个小图书馆，由李珉负责管理，年轻的团员们都喜欢来此看书。在服务团俱乐部的活动室，政治部在此召开过“二七”政工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并讲了话。

    周恩来到云岭时，和军部领导人在军部战地服务团俱乐部前合影，足见这里的“知名度”。

    军部战地服务团有名气的另一个事例，是著名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于1938年11月底从延安专程来到云岭新四军军部，进行为期一年多的采访，她一来到云岭就提出首先要采访战地服务团女兵。

    在云岭这里，我母亲和张茜（后来成为陈毅夫人）成为了好朋友。我母亲当时在战地服务团民运队（民运工作队），而在南昌入伍的张茜（入伍前她叫张掌珠，入伍时改为张茜）也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在演出队。她们两人年龄相仿，情趣相投，由此成为好友。以下是我母亲的一篇回忆文章——

    《叶挺军长讲“工”字》（《星火燎原》未刊稿——革命者的回忆）

    那时我们虽生活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也常有热烈的、幽静的、诗情画意般的生活画面。我们常常和叶挺军长、陈毅司令员等首长在一起，观看吴强同志演的阿Q，张茜同志演的“小白菜”。在会上，我们齐声高喊：“蒋珂同志来一个！”“唱什么？”“《丈夫去当兵》”“陈司令，来一个！”“唱什么？”“《马赛曲》”。将军、战士融洽无间。

    那时，我和张茜同志都是十六岁，是军部战地服务团里最小的战士。她是高中生，待人又好，我常常请她教我学习生字。我俩喜欢到云岭山上的松树林中去，那里的松树皮的花纹各种各样，有的像小兔子，有的像武士，还有的像花篮，十分有趣。有一次，我剥下了一块树皮，把它铺在地上，看来看去，说：“这像什么？”张茜说：“像个‘工’字。”我说：“‘工’字笔划虽然简单，但要写得好看可不容易。不是上面一横太长了，上下不称，就是中间一竖写歪了，难看得很。”

    话刚落音，忽听有人在我们身后高声说：“不对不对，‘工’字最伟大了！”

    我们猛抬头一看，见此人身材高大，英姿威武，身穿一件黑色皮夹克上衣，头戴一顶工人鸭舌帽。这一身打扮，以为是哪儿来的新闻记者。仔细一看，原来是叶挺军长。我俩不约而同地喊了声“军长”，并给叶挺军长敬礼。那时我们个子小，军帽大得几乎遮住了半个耳朵，身子一动，军帽就歪了。叶挺军长和蔼地替我们正了正军帽，便弯腰拾了三根粗粗的松枝，在地上摆了一个老大的“工”字，说：“你看，‘工’字是这样的，在万恶的旧社会，劳工苦，因此许多人都说‘工’不出头，一辈子当马牛。可是你们知道吗？最有力量的，还是工人阶级。”他拾起一根松枝，在那个“工”字上比划着，又说：“你们看，足立大地，头顶青天，工人多伟大，中间一竖再歪也还是顶着天的嘛！”

    叶军长的话说得我俩都笑了。叶军长又说：“列宁说过，资本主义是一种国际力量，要彻底战胜它，就需要国际范围内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你们看，中国的革命要靠工人阶级，世界革命也要靠工人阶级。你们要紧紧地站在工人阶级的行列中，为共产主义战斗终生！”

    我俩猛地立正说：“是！”

    叶军长高兴地点了点头。这时，张茜伸手一指，对叶军长说：“怪不得，叶军长爱戴这工人帽呀！” 

    叶军长笑笑说：“对啦！小鬼，你还很有点观察分析能力！”

    军部战地服务团旧址里有张茜刚入伍时的照片。照片上这三个稚气未脱的女孩，一起来到南昌参加新四军，她们填写战地服务团表格时，都改了名字——张掌珠改名为张茜，林仪贞改名为林琳，丁剑影改名为丁汀。

    我母亲郑铁鹰在云岭时期的照片。显然，经过地下工作、参加红军、从闽西到安徽岩寺集中的几百公里长途跋涉这样一系列的洗礼，我母亲比张茜她们显得沉稳一些。

    要感谢叶挺军长，他是一位热爱摄影的文化人，有诸多摄影作品，这多多少少影响到他的下属们，所以，新四军的战斗、生活照还是比较多的。

    参观了军部战地服务团旧址，余建峰馆长、吴青主任又带我们去新四军教导总队旧址。驾车行驶在乡间小路，曲曲弯弯、拐来拐去的，若没有人带路，很难找到位于云岭南侧的中村董家村深处的这个教导总队队部旧址。村中有一条约2米宽的主巷道（名官巷）通向该旧址，旧址位于官巷的西侧，照片中是旧址入口处，大门朝东。

    新四军教导总队队部旧址原为中村董家村董景策住宅，建于清末光绪年间，由五间两厢、两侧屋加门庭、内院和的厨房杂院组成，座北朝南，为南宽北窄的梯形平面，占地面积为450平米，除去院落、天井，建筑面积240平米。屋门前有一排水沟（名官沟），官巷和官沟为南北向。进入旧址门为一带屏风的门庭，门庭右侧为门房，过门庭进到一长方形的内院，对面墙上有一漏空花窗，作为对景，十分雅致，内院北侧为五间两厢阁楼的正屋。

    在新四军教导总队队部旧址里的简介：1938年9月经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在教导营的基础上又扩建为新四军教导总队。总队部即设于此。教导总队长周子昆、副总队长兼教育长冯达飞在此居住办公。教导总队学员除一部分来自新四军各支队的军政干部，大多是来自江南各沦陷区（上海、镇江、杭州、温州、宁波等地）的抗日爱国青年，还有少数来自东南亚各国的爱国华侨青年。教导总队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队训，“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为宗旨，做自己总计办了六期，鼎盛时曾设十三个分队，新四军教导总队为新四军培养了大批军政人员。毕业学员总计四千余人。

    新四军军政人员培训机构的历程为：新四军教导队（南昌）→新四军教导营（岩寺）→新四军教导总队（云岭）→抗大分校（盐城等地）。教导总队就是新四军的“抗大”，下设训练、政治、队列等处。尽管前期不称为“抗大”，实际上采用和抗大一致的校训、教育方针。教导总队长周子昆也是新四军副参谋长。

    在云岭时期，教导总队学员们的平均年龄约25岁，目标是培养连以上干部。但也有来自战地服务团的儿童学员。在1939年4月举办的第3期达到高峰——设13个分队、学员有1200多人。

    教导总队的教学方法注重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教育内容和课程设置根据不同对象区别对待，总的要求是突出重点，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军事队以军事课程为主，军事与政治教育为7:3；政治队以政治课程为主，军事与政治教育为3:7。政治课程设置：军事队设“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两门主课，政治队增加一门“政治经济学”。军事教育主要教材有“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等。政治水平和文化程度要求较高的军事队，还开设“哲学”课和“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国际问题”“民运工作”“敌军工作”等专题讲座。军事教育的一部分时间用于操练和演习。每周一至周五上课，周六上午会操或演习。

    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的知识分子》一文中，列举出教导总队学员的个人装具——配步枪一支，子弹50发，手榴弹一枚，米袋一只，雨伞一具，水杯一个，棉被和军装（打成背包），帆布袋一个（内放置课本、笔记）。所有这些装具二十多斤，无论出操、上课、放哨、行军都要随身携带。

    教导总队队部旧址的碑文。

    我们进入教导总队队部旧址参观。

    教导总队队部旧址里展示的编制序列表。

    教导总队队部旧址里的房间和院落。教导总队长周子昆、副总队长兼教育长冯达飞在北边正屋的东西房间内居住和办公。警卫员住在一进大门的后进东边厢房内，正对大门的西侧南边的屋子是当年周子昆夫人何子友的产房。当年，厨房还兼作武器库用，室内有藏人坑，墙壁上有跑反洞等遗迹。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和袁国平主任等常来教导总队作抗日形势和任务的报告。1939年春，周恩来视察云岭新四军军部时在此召开过干部会议，并在此宴请国际友人、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

    吴青主任知道我们关注教导总队，特意给我们作介绍。

    除了教导总队队部旧址在中村董家村，当时的教导总队学员队驻地散落在村落里，及中村河两岸的各祠堂内。

    我们根据史料和父母亲的回忆，可以肯定，1938年9月，我父母亲的人生轨迹在新四军教导总队这里汇集到一起了！我们在此先留个影。

    当年，新四军教导队扩建为教导营后不久，于9月再扩建为教导总队，母亲从军部战地服务团调入教导总队学习，而已在教导总队的父亲因成绩优秀，在教导队第一期毕业后留任第二期四队（政治队）排长。母亲学习时间是3个月，此期间，父亲仍在教导总队当排长。父母亲由此成为教导队队友（学友）。

    我很感兴趣的，是父母亲当时是否就互相认识啦？记得我入伍后当了排长，说起在连队里要扯着嗓子练习喊口令，母亲说，你爸爸当值的时候，个子不高，嗓门可高着呐！我不敢肯定母亲说的是不是在教导总队的时候，但我推断，我母亲是学员，集体活动只能站在队列了，而父亲是排长，带自己的排入列也好、当值日官也好，是会在众人面前“亮相”的，所以，不排除在教导总队的时候，我母亲已经注意到了我父亲这个小排长了。

    经过梳理，我父母亲在教导总队的历程比较清晰——

    ——我父亲田长华于1938年3月由叶挺特务员调进入新四军教导队，成为第一期学员，任学员三队三班长，三队队长乔星明，政治指导员刘光胜，排长是朱云谦，同学中有柴荣生（曾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彭家珠、赖石昂、陈洛衡等同志。8月16日，我父亲作为第一期学员毕业，因成绩优秀，第一期毕业后留任第二期四队（政治队）排长，队长黄永川，政治指导员×中一，同期学员有马长炎（曾任安徽省副省长）、曾旦生、黄明东等同志。8月22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教导营扩编为教导总队。1939年1月，我父亲调任新四军教导总队二大队六队任队长，二大队大队长是饶守坤（曾任北海舰队司令员）。直至1939年6月，我父亲随一批干部调往江北指挥部工作，任无为游击纵队三大队副大队长。

    ——我母亲郑铁鹰（当时的姓名是郑丽英）于1938年9月从军部战地服务团民运工作队调入新四军教导总队第八队（女生队第一期）学习，后来任班长。至1938年12月，新四军政治部成立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委员会主任就是教导总队组织序列里的薛慕桥，我母亲尚未毕业就被调到该委员会工作去了（为此，我母亲很有意见）。

    〔后记：此文在微信公共号“重走长征路”上发布后，收到不少新四军后代的留言，他们纠正或补充了我父亲写的教导总队一些同志的姓名——“乔星明”应为“乔信明”，“刘光胜”应为“刘先胜”，“×（手写体看不清）中一”应为“阙中一”（九队的）。在此特别感谢！〕

    我父亲后来回忆他在教导队、教导总队的经历时写到：

    “军事学习——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连以下的战术和军事技术。在学习中，我们经常参加野营的攻防对抗演习作业，学习与提高了军事指挥与训练能力。从一个农民不会打仗、学会打仗本领。特别是我担任学校排长、队长时期亲自任军事教员，促使自己备课、组织军事野营演习活动，经常担任会操的大队值班员，亲自喊口令，讲话，端正军人姿态，严格管教纪律作风的要求，对自己的锻炼提高是很大的。
……

    进校前我基本上是一个文盲。参加红军前，在旧社会我没有机会去上学（注：参加红四方面军前上过半年学）。在军教导队的这两年半的时间中，对于我的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很大的，能达到一般的军、政书籍和报纸能看了，在语文、数学上可达高小程度。

    军队的教育管理方面的智（知）识也得到不少的锻炼和提高，尤其是担任班长、排长、队长等职，学校在这方面是严格的，当时部队从各游击区下山集中，克服游击主义，提高干部的组织纪律性和对部队的管教能力也是一大功课。

    总观：这二年半是党在抗日的艰苦斗争的环境里把我这样一个贫雇农出身的放牛孩培养成为一个有初级军政素质的指挥员。过去我们的干部就是在战争的环境中培养提高的，而自己的努力学习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我母亲后来回忆她在教导总队的经历时写到：

    “（1938年）九月，军部服务团调了一批同志到教导（总）队学习，我也被调去了，很高兴，决心要好好学一下。后来叫我任班长。学军事，我很有兴趣，实弹射击我也打得很好。轮到我班放哨如夜哨时，有的同志胆小害怕，我都能鼓励她们并陪着她们一起站。每次出公差，全班都完成得很好。可是我自己的学习很困难，上课时听得懂、记不下，记下上句就没有听到下句。白天除了上课外，当班长的人杂事很多，晚上又要按时熄灯，自学的时间一点都没有。我真是又急又恨曾读的书少。后来我只好（只）听不做笔记，利用夜里人家睡觉的时候，点支蜡烛躲到不被人看见的地方来抄写借来的笔记。这时候，我是学到一些东西的。从此以后我很爱学习。可是（学习）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还未毕业，我就被调出来工作了。在十二月间，军政治部成立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就把我调来工作了。”

    她还写到，无论学习多么吃力，她还是对理论学习发生了兴趣。

    我母亲还回忆到，在教导总队这段学习生活中，她们学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还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运工作》等课程；军事课程主要是学习如何在敌后进行游击战，军事训练包括射击、刺杀、投弹等。

    我母亲在教导总队里，最难忘的还是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她参加革命一年多了，比我父亲进步的要快，我父亲参加革命二年了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云岭新四军史料陈列馆里，有多幅关于新四军教导总队的珍贵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