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金编著《长征风云》的摘录

    沙窝是一个藏族村庄，四周是葱郁的山谷，距离毛儿盖约十多里路。会议在张国焘部队的（四军）十一师师部举行，张国焘调集了许多部队在会场周围。毛泽东斥责张国焘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张国焘的部队虽然占多数，但他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他占少数，却是孤掌难鸣。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和张国焘五个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稼祥因病请假)，列席者有邓发、凯丰二人，由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王首道担任记录。

    会前，张国焘就提出了要求：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由政治局召集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意志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

    会议开始后，张国焘就提出，他要当总政委。张闻天说：“我的总书记让你当吧!”毛泽东马上接下来说：“国焘同志要当总政委，就当总政委吧，总书记还是洛甫同志当。”

    张国焘说：“总书记还是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

    接着，毛泽东拿出一个决议草案给张国焘看。决议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重大的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中曾发生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的把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后中央所执行的是正确路线；全党全军都应该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中国革命而奋斗。

    与会的都看过了这个决议草案，张闻天请大家讨论。

    张国焘第一个发言，他说：“我和你们之间发生歧见，不值得大惊小怪，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没有关系……”接着，张国焘就说：“有人说我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说我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的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有人说西北联邦政府、总政委的职务完全抹煞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得不成样子。”

    毛泽东这时插言说：“这种流言是很多的，譬如有人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

    张国焘接着说：“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我要求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他又说：“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是有些倒果为因。”

    张国焘见自己在政治局内占少数，就提出要求召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又要求提拔四方面军干部9人进政治局。中央一让再让，只得又增补陈昌浩、周纯全进政治局。（据说，毛泽东会后对此解释：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

    毛泽东说：“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方面军的，因为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四两方面军来检讨。”他还说，现在是在军事行动中，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

    会议上有同志提到：1932年中央曾发表北上抗日宣言，要求全国各军队停止攻击红军、一致抗日。但是，大多数人认为，蒋介石不会因这个“一致抗日”的口号，就会停止对红军的进攻。

    正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已在莫斯科提出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法宝。1935年夏季，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大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殖民地国家应建立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国要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接着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以中共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上无法消除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最后决定了军事行动方向：红军全部迅速进入甘南岷县临潭一带地区，再依情况决定北进或西进。总司令部率领现驻毛儿盖以西的原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军两军，经刷经寺北进，为全军右翼；徐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为全军右翼，抑制松潘及其以北之敌。彭德怀、林彪所率部为中路，掩护中央机关；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殿后。

    1935年8月的沙窝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混编分左、右两路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随左路军行动。8月19日，鉴于周恩来因患米巴脓肿发高烧病倒，张闻天在沙窝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第一次作为政治局常委被确定为党中央的军事负责人，开始取代周恩来统管军事。可以说，“沙窝换帅”是毛泽东被确定为军队最高领导地位的开始，也是周毛王“三人团”结束、“毛张周”领导体制开始确立的标志。

    会后，张国焘和朱德、刘伯承等人立即西行。毛泽东率领中路军立即北进。

    两个方面军混编，使左、右两路军都有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部队。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领导人有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辖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以及军委纵队一部，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阿坝地区，再向夏河东进，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然后齐头并进向甘南进军。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领导人有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以及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等，辖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以及红军大学等，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包座、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与左路军一起向东发展。

    从混编的实力配置看，左路军和右路军都在张国焘的指挥和控制之下。张国焘对这样的混编是颇为满意的，因为在兵力布局上，中革军委基本上采纳了他的意见。

    张国焘回到毛儿盖，脸色阴沉，情绪抑郁。

    陈昌浩向徐向前发牢骚说：“他们听不进国焘同志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

    徐向前深感忧虑地说：“吵吵吵，现在是吵的时候吗？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眼下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嘴都吃肿了！”

    陈昌浩叹了口气：“闹粮荒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去沙窝开会吃的也是青稞野菜团团……”

    徐向前说：“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革命第一！”他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早走，以后再吵。并建议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沙窝会议决议和军委部署。

    张国焘说：“我们是得走，但要把问题向大家讲清楚，路线的错误与否关系着全军的命运和前途，不然脑袋丢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些殉道者，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还有什么舍不得丢弃呢？”徐向前劝慰说。

    在随后召开的部分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张国焘大讲特讲四方面军浴血奋战，从鄂豫皖到川陕边到川西北开展赤区建立联邦政府的一系列方针、路线与战略战术的正确；历数了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一方面军所遭受的种种险难和挫折；评击了中央目前的路线和战略方针仍然是盲动冒险的左倾机会主义。

    他说，中央的领导权被控制在几个死抱教条的“洋秀才”手里，他们瞧不起四方面军，是因为我们大都是工农领导干部……

    他说，沙窝会议是他们摆的“鸿门宴”，有人别有用心挑引红军搞内讧、内斗！可是，士可杀不可辱，我们仍要以大局为重，为整个红军的命运前途而不惜蹈险赴难……

    这些极富感染力的煽动性的话，激起将领们发誓，愿跟随张主席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张主席指到哪里他们就冲到哪里打到哪里!

    这次北进行军开始后，张国焘以总司令部的名义，故意把三军团安排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最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这时彭德怀已感觉到张国焘有野心，他想，中央似乎还没有察觉。毛泽东、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一处住，先一两天到达上下包坐。三军团后一两天才到达阿西、巴西，离前敌总指挥部十多里路。

    到了宿营地，彭德怀立即到前敌总指挥部和毛泽东住处，他是为了到毛泽东住处，才到前总的。这时周恩来、王稼祥均害病住在三军团部。在巴西住了四、五天，彭德怀每天都去前总，并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泽东住处不远，以防万一。

    对陈昌浩当年勤务兵李培基将军的访谈录节选

    有一天，秘书通知我们一行十几个人送张国焘和陈总政委到一个叫沙窝的小村子去参加中央会议。沙窝离毛儿盖大约二十几里路，骑马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可是到了沙窝后，我们一行人被告知只能留在村外等候，不可以进入村子。记得当时是张闻天在村口迎接的，陈总政委也随张国焘进了村。不一会儿，就只见陈总政委一个人出来了。当时他脸色很难看，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的沙窝村发呆。村口有红一方面军的士兵把守。我们也开始感到紧张了，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谁都不敢弄出响声来。就这么一直等到半夜，张国焘开完会后，我们才护卫着他们离开沙窝村。一路上，只听见张国焘不停地对陈昌浩说着什么，陈昌浩还不时地插一些话，两个人的情绪都显得有些冲动。沙窝会议已经载入党史，被称为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现在从党史资料上看到的当然不是那次会议的全部内容，甚至无法全面反映那次会议的情况。不过，无论那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具有何等地位，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那次会议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两支方面军在草地分手。

    无论后来对沙窝会议有多少种说法和不同的回忆，事实是，张国焘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大多数人的分歧公开化了。沙窝会议是张国焘最后一次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后他就返回卓克基、马尔康，尔后又率左路军进至阿坝，终于在噶曲河边停止了北上的脚步。不久，一、四方面军分道扬镳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有回忆录载，在沙窝会议上，不少与会者希望张国焘能尽快接受并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费尽口舌，也未能使坚持北上和要求南下的意见统一起来。在一、四方面军联席会议上，各执己见的双方甚至发生了争执。争吵中，红九军军长何畏突然拔出手枪指向毛泽东、周恩来。坐在他右边的徐向前见势不妙一把握住何畏的手臂，奋力向上举起，“哒哒哒……”枪声震落了天花板上的积尘，整个屋子弥漫在火药味之中。散会后，几个警卫跑进会议室，只见墙上到天花板上不规则地散布着十个黑洞洞的弹孔。但他还是在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何畏，张国焘的爱将、心腹，曾就读厦门大学、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生，工人出身，经历了省港大罢工、百色起义、井冈山革命斗争、豫鄂皖反围剿斗争，能征善战，被誉为军中“小诸葛”。1935年5月下旬，他率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沿岷江流域星夜兼程，攻占懋功，前锋推进至懋功东南的达维镇，为接应渡过金沙江的中央红军北上做好准备。后来，他追随张国焘脱离延安，在1949年解放大军渡江前夕，与妻子一同自杀。（有致力于长征史研究的专家指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凭何畏的资格还不可能参加这样的会议！）

    沙窝会议会址是一个两层楼的藏居。楼的下部为土石垒成，是堆放杂物和饲养牲畜的；楼的上部为木结构，是供人居住的，已成危房。

    上楼踩着木梯还有点摇晃。

    楼上有3间房，一间为房主家人睡觉的，一间为做饭和吃饭的，中间一间大约8平方米的房子是做经堂用的，就是当年开会的房间，现在屋里没有摆放桌椅。

    能够摸到这么偏僻而知名的地方来，队友们很高兴，留影是必不可少的。

    今年的药材收获颇丰，地上晾晒的一片片的，小东巴一家忙活着，我们看着也高兴。

    离开沙窝，告别小东巴一家，我们往另一个长征路上的重要会议地——毛儿盖前行。

    红军分兵：

    沙窝会议召开之际，8月3日，中革军委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迁就了张国焘以主力攻阿坝、北进夏河洮河及另一部攻包座、班佑的主张，但战略方针仍然是向北——甘肃南部。为了执行夏洮战役计划，按照各部队所处的地理位置，将红军主力部队划分为三个纵队，一个右路军和一个钳制队、一个后备队——

    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树声。辖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五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一方面军五军二七一团，共9个团。

    第二纵队：司令员倪志亮，政治委员周纯全，副司令员詹才芳。辖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七师、三十三军、三十军九十师及二六二团和一方面军三十二军，共11个团。

    第三纵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副司令员王宏坤。辖一方面军三军及二六九团、二十九团，共6个团。

    右路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辖四方面军三十军之6个团。

    钳制队：军长许世友，政治委员王建安。辖四方面军四军之十师及三十五团，共7个团。

    预备队：军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辖一方面军一军之6个团。

    以上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就是后来的左路军，第三纵队和右路军、钳制队、预备队就是后来的右路军。

    ——左路军（由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辖第五军（一方面军五军团改编，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曾日三）；第九军（属四方面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第三十一军（属四方面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詹才芳）；第三十二军（一方面军九军团改编，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第三十三军（属四方面军，军长罗南辉）；以及军委纵队的红军司令部。

    ——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部”指挥，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李特、王宏坤）：辖第一军（一方面军一军团改编，军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一方面军三军团改编，军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四军（属四方面军，军长许世友，政治委员王建安）；第三十军（属四方面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以及军委纵队、红军大学（中央红军干部团与四方面军红大合编成）。

    这也是一、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的序列。

    此时红军总部的领导人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副主任杨尚昆、周纯全。

    以下摘自作者肖殅的《长征新探》：

    关于左右两路军形成的原因问题，有的说是张国焘个人意志决定的；有的说是中央接受了张国焘自率一军的请求而形成的；有的说是张国焘分裂红军阴谋的产物。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是值得作进一步考证的。从现有材料看，形成左右路军的主要原因，是根据夏洮战役的需要由中央军委决定的。至于说，左右两路军为何采取混编的形式，这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地说有两个主要因素：

    一是全军统一组织与指挥的需要。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两支部队首先面临着统一组织与指挥的问题，而且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在两河口会议上，都认为有统一指挥的必要，以便一致行动，更有力地去打击敌人。两支部队会合不久，各方面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为消除这些矛盾和误会，在沙窝会议上，一、四方面军的领导人都强调，两支部队需要加强兄弟团结，使其溶成一片，所以，这时一、四方面军混统左右路军，更体现了两支部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一个整体。

    二是由于各部队当时所在地理位置决定的。在制定《夏洮战役计划》时，大体上是以毛儿盖为界，毛儿盖以东有一方面军之一军在波罗子，三军在亦念、大砦；四方面军之四军在红侧，三十军在俣龙，故划归为右路。毛儿盖以西以南有一方面军之五军在马尔康，三十二军在卓克基；四方面军之九军和三十一军亦在马尔康、卓克基地区，三十三军在杂谷脑，故划归为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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