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小金县城，我们向东返回猛固桥，然后左转向北去往两河口（两河乡）。

    行驶路线：从小金县城红军会师广场出发，回到猛固桥，再转入[S210省道]向被，经过抚边乡，到达两河口（两河乡）。参考路线如下（地名之间的数字km是两地之间行驶的大约公里数，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

    小金县城红军会师广场[S303省道]7km→猛固桥／马鞍桥（岔路口右行向东）5km→岔路口左行向北上[S210省道]镇57km→两河口（两河乡）

    我们离开小金县城后，回头往东一段路，再到猛固桥／马鞍桥的岔路口，路标指示：达维25km，两河口62km。

    再行5km左右在岔路口左转向北去往两河口。

    途中经过抚边乡。抚边乡居住着藏、羌、回、汉、苗多民族，其中不少人是乾隆时期攻打金川后留下戍边的清军的后代，从乡名就可推测出。

    红四方面军两进抚边乡。第一次是1935年6月初，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由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一支先遣队，从汶川出发，翻越虹桥山到两河口，然后顺河南下抚边。当时抚边驻扎有川军杨森部一个连，听说红军开来的消息后不战而逃，却命令在抚边的麦隆沟和川金桥一带由伪政府区长王重乡和罗坡的匪首魏岳生带领土匪阻击红军，结果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魏岳生逃进麦隆沟后被红军俘虏。第二次是第二年四方面军南下，再次返回抚边，消灭了川军杨森部的两个连和地方残余武装，然后动员当地百姓建立农会组织，征集粮食，建立起了保护苏维埃政权的游击队。

    中央红军到达抚边是在1935年6月18日傍晚，中央红军军委直属部队进驻抚边，古文武庙四周的房屋里住满了部队。中央红军在此停留一周（一说是4天）。一位穿着灰布长衫的高个子带着警卫员住进抚边山下的破碉村罗茂才家。罗茂才听战士们喊高个子“先生”，后来才知道“先生”是“官”，叫毛泽东。毛先生说南方话（湖南话），村民们听不懂，毛先生就慢慢用“白话”对他们说。见毛先生和战士们一起喝包谷糊糊，罗茂才端来一碗咸菜，毛先生推脱不掉才收了。又说，毛泽东身着旧军装，脖子上系有一条围巾。村民罗茂林见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毛泽东态度和蔼可亲，深受感动，便把地主藏匿的一窑洋芋（土豆）献给了红军，一窑洋芋有6000多斤。毛泽东亲切地称烘洋芋是“剥鸡蛋”（吃烘洋芋要剥皮）。

    而邻居赵海山当即想报名参加红军。毛泽东得知赵海山已成家，而且有3个孩子时，没有同意，希望他养大孩子将来能为穷人做事。为了表达敬重之情，赵海山回家后杀了自家的看家狗，炖了狗肉送给毛主席。离开抚边时，毛主席把一双象牙筷子送给了他。

    抚边村里的红军遗址照片，但我没有找到这个地点。

    6月19日傍晚，红军总政文工团在老街城隍庙戏台（一说是禹王宫前的戏台，如今快要塌了）演出，乡亲们来了一千多人。毛主席登台讲话，号召有志气的青年跟红军一起北上。青年宋全胜第一个跳上台，要跟毛先生走！结果61名男女青年参军北上。但解放后只有3人回过这里。其中女红军邓玉兰在解放后曾任南京市委副书记。而那时第一个跳上台的宋全胜，解放后回到阿坝自治州汶川工作直至病逝。

    张国焘参加了两河口会议后，也在抚边住过。

    红军走后，国民党对参加了红军的人家进行了“清剿”，对帮助过红军的乡亲们进行了残酷迫害，参加红色政权组织的骨干人员多被迫害致死，最后一把大火几乎烧光了旧街的老房。

    如今，抚边旧街的行政名称是：抚边乡粮台村。红军在当时旧街上的8个古石碑上全都刻上了红色标语，可惜大部分石碑都在“文革”中期修水库时被用来垫库底了。旧街上古文武庙前有尊石碑依然还在，这是乾隆年间树立起的御碑，碑身是用整块石块凿成，有2米多高，石碑顶端有造型优雅的碑冠。

    我们继续北进。看见碉楼和路左边高台上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就进入两河口（两河乡）了。由于北向南流的梦笔河与由西向东流的虹桥河到这里交汇，所以取名为两河口。两河交汇后成为抚边河，顺百里抚边大峡谷向南流去，流到马鞍桥的地方，与左边的沃日河交汇，成为金川河。两河口作为一个交通要道，乾隆出兵金川时曾在此屯兵。如今，两河乡沿街的房屋都整修过。

    见到路标“两河口会议旧址”后右转，找地方停车。

    两河乡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两河口。它的有名，在几个方面：

    ——因长征史上的“两河口会议”而有名。

    ——因毛泽东对“两河口”名字的感受而有名。1936年10月前后，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周恩来建议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毛泽东听了兴奋地说：“会宁，好地名，好地名啊！红军会师，中国安宁。”这句话，现在高悬在会宁会师地。而回顾会师之前的两河口，却是一、四方面军后来分为两下的“口”！两河口会议后，四方面军有人发出要“官”要“权”的声音，这是毛泽东后来喻之为“心中最黑暗时期”的开始，是长征路线分裂的开始。

    ——因两河乡人民对毛泽东塑像的敬爱而有名。在两河乡，最容易看到的是高高在上的一座汉白玉毛泽东塑像。这座毛泽东身穿中山装的站立塑像，是“文革”时期的标准像，被当地森工局留下的。两河口村全村人崇敬毛泽东，就把塑像请了过来。开发公司在修建两河口会议遗址时，曾因为塑像妨碍整个工程建设，将其搬倒抬出村口。村民们闻讯赶来，拿着大棒和各种可能找到的工具，冲到搬移塑像的建筑工面前，最终逼着开发商把塑像请到了村里的最高处。如今，这座毛泽东塑像俯视全村，是两河乡的标志物。毛泽东塑像身后是两排用石块垒起来的低矮的红军坟。

    两河口还是长征途中毛泽东和张国焘首次会面的地方。

    中央领导人以最高规格在两河口迎接张国焘：

    1935年6月16日，在雪山下的达维镇，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致电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没有用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下属党组织和部队的语气，而是称兄道弟，平等协商。电文最后说：“弟等已至达维，候兄速来一见。”

    张国焘到来之前，中央红军获悉了红四方面军目前的总兵力：“主力约四十个团，分编为四军八团，九军七团，三十军九团，三十一军八团，三十三军五团，三十四军三团，有五个独立师两个团，其余四个师每师平均约三千七百人。”尽管这一数字不甚准确，但是，红四方面军近10万人马的兵力还是让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红军所有的将领都感到了万分惊讶。相比之下，中央红军此时不足3万人马。

    张国焘得知毛泽东到达懋功县城时，立即拍来电报，代表四方面军向毛泽东和一方面军表示祝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致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可是，张国焘却以种种理由，不同意中央的战略方针，提出向西发展的意向。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再复电张国焘：“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仔细考虑！”并希望他“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6月24日，中央率军委纵队由懋功出发，沿着小金川河谷抵达两河口镇，准备在此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张国焘接到毛泽东等的电报后，便交待徐向前、陈昌浩留守茂县，自己指定卫队长，带着齐整的卫队骑马由茂县经汶川理藩赶往懋功。他们翻越高山，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走过杂木丛生的乱石坡，用了三天多的时间，才到达懋功县两河口镇以北的抚边村。

    为了迎接张国焘的到来，中央已经在两河口布置了欢迎会场。邓发和罗瑞卿两位保卫局局长选中了这个地方，调来工兵干了3个小时，伐木铲土抛石头，把一片荒坡开辟成会场。上边就着自然的坡度削成了小小的方台，就是主席台。下边用沙土铺平地面，代替欢迎贵宾的红地毯。没有房屋和墙壁，红红绿绿的欢迎标语就挂在树枝上，欢迎的热烈氛围迎面扑来。

    6月25日晨，天下起了雨。毛泽东专门派出了电话兵，爬到5里以外的山上观望，等待张国焘一行的到来。

    到场迎接的中央领导人有5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过雪山时感受风寒尚在病中）、中央书记张闻天、博古。

    上午9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等，从两河口驻地步行3里多路来到抚边迎接。上千红军战士集合列队，在风雨中焦急地等待着。人们被雨水和寒冷的山风击打着，然而没有一个人转身离开。下午，大家预感到激动人心的时刻快要来到了，队伍中唱起了陆定一同志前一天新编的《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歌》。大约在下午5时，只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毛毡帐篷中走出来，向前面的树林走去，队伍中立刻严肃起来。随着一声口令，大家收起雨具，整齐列队，千百双眼睛一齐盯着东方。

    只见东方山脚树林中，隐约地露出几个马头。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十来名骑兵的护卫下，沿着小路向欢迎的人群跑来。

    欢迎的人们的衣服都被雨水淋湿了，却都满面笑容地向张国焘挥手致意。

    朱总司令第一个迎上前去，向张国焘打招呼。张国焘立即下马，跑过去和朱总司令热烈握手。随后，大家围上前去，一双双手紧握着，更多的手挥舞着。雨声、口号声、军乐声交织成激昂的交响曲。

    在欢乐的气氛中，中央领导人和张国焘一起走上了小小的主席台（是从藏族群众那里借来的一张桌子）。朱总司令首先致欢迎词，他热情洋溢地说：“同志们！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欢迎快乐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上被压迫者，都在那里欢呼庆祝！这是全中国人民抗日土地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

    接着，张国焘致答词说：“同志们！这里有八年前我们在一起斗争过的（指南昌起义——作者注），更多的是从未见过面的同志。多年来我们虽是分隔在几个地方斗争奋斗，但都是存着一个目标——为着中国的人民解放，为着党的策略路线的胜利！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有着创造川康新局面的更好条件。”张国焘高呼：“红军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和一方面军所表现出的热情、真诚的态度，也曾令张国焘为之感动，几十年后，他还能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看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在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谢词，向中央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我和毛泽东等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张国焘还回忆道，在他们并肩前行的路上，毛泽东告诉张国焘，说他们到达这一带已经4天了，专门等张国焘来商量两军会合后的军事方针。张国焘则告诉毛泽东，说他从茂县到这里骑了三天的马，一路多经藏族聚居区，山高林密，河流湍急。他还向毛泽东描述了他沿途看见的一所石建的教堂，说这座教堂拥有一个很大的养蜂场和一座精致的小磨房，而常年住在那里的一个西人传教士居然运进来了“整箱的金山橙苹果洋酒”以供享用。

    在热烈的口号中，红军队伍让出了一条人巷，在两旁红军战士的欢呼声中，张国焘与朱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起有说有笑地向小镇上走去。军乐声、口号声和唱歌声与暴雨声在他们的身后混合成一片。毛泽东和张国焘并肩走在一起的瞬间，被当时在场的红军官兵深刻地记忆在了脑海中。

    两河口会议和《松潘战役计划》：

    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

    中共中央到达川西北地区后，发现这里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较丰富，汉族居民较多，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邻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中共中央根据这种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另有想法，他们主张另一个战略方针：一方面军大部沿大金川北进占领阿坝，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向南进攻。

    1935年6月23日，中央和军委纵队到达两河口。

    6月24日，张闻天发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在论述两军会师的意义和分析形势后，指出：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成为目前两个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根据地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文章还说：“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因此，“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这篇文章是为即将召开的两河口会议“定调”的，也是不点名地批评张国焘的。

    6月26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这是红军长征史上具有仅次于遵义会议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共16人。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一、关于战略方针；二、关于行动方针；三、关于战略指挥。周恩来的报告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得到大部分参会代表的赞成。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实现“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发展战略。会议责成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个会议决定。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

    周恩来报告后，张国焘发言，他首先讲了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以后的作战情况，对周恩来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他只是强调了执行战略方针有种种困难，这也可能是一种谨慎，也可能是隐晦地表示向南、向成都方向发展的意向。然后，毛泽东讲话，他强调：两军会合后，应当去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中央常委、军委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与会的其他同志都表示拥护周恩来代表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进行松潘战役。担任会议记录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会开了3天，集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打松潘的问题来讨论，从战略上说这是牵涉到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来说牵涉到谁当打松潘的先锋的问题。

    6月28日，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

    6月29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着重研究全国抗日问题，主要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的情况报告。毛泽东发言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最能动员群众”。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会议还讨论了组织问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在两河口会议上，与会领导人对张国焘（5月）设立“西北特委”和建立“西北联邦政府”的行为进行了批评。

    同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制定出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的时机，一、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该计划对当前敌情进行了分析判断，并将一、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军和岷江支队、懋功支队。其中，左、中、右路军是由岷江西岸进攻松潘的主力，尤以左路军为重。左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三、五、九军团共16个团组成，司令员林彪、副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聂荣臻、杨尚昆。中路军由10个团组成，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委。右路军由11个团组成，陈昌浩任司令员兼政委，其中8个团经黑水芦花、毛尔盖向松潘前进。左、中两路军从松潘以北的两河口、黄胜关迂回攻击松潘地区的敌人。岷江支队由8个团组成，王树声任司令员兼政委，其主要任务是以主力在岷江东岸，松潘至茂县间的平夷堡、大石桥地区，钳制和吸引胡军南向，并阻隔许绍宗部队从片口向镇江关前进，任务完成后，西渡岷江随右路军前进。懋功支队主要任务是掩护我军北进作战及其后方工作，并隐蔽我军的企图。

    同日，两河口会议结束后，中央和军委纵队随即翻越梦笔雪山进入卓克基地区。

    6月30日，中央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

    红軍長征两河口会議纪念舘中展示的与会者发言简要（发言顺序不明确，其中凯丰、林伯渠的发言漏拍）：

    关于两河口会议的其他说法：

    在两河口会议中，实际控制中央的毛泽东提出了“不动声色地跑到宁夏，背靠外蒙古，从外蒙古（指苏联的势力范围）弄点飞机大炮，回敬蒋介石”。此外，毛泽东鉴于一、四方面军在实力上的巨大差距，提出了要四方面军掩护中央到宁夏，“如果宁夏再不能立足，也可以坐汽车到外蒙，留下革命的种子”。

    张国焘接着发言，显然他不愿意一见面就吵架，他提出了含有毛的意见在内的三个方案：1.以现在所占领的地区（指川康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发展；2.移到宁夏南面以宁夏为后方（因当时国民党军的主力在南面）并以外蒙为靠背；3.移到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随后他又分析了各种方案的利弊，但在会议中，政治局并没有得出最后的决定。最后，毛泽东表示，这个问题重大，应该从长研究，便结束了会议；但事后似乎并没有进一步的集体研究。由此，张国焘怀疑，毛泽东在他还没有赶到抚边时已经私下和其他人决定了（他认为这是老毛惯用的手法）两个方面军全部北上，只不过因为张国焘也是政治局委员，不得不召开会议应付一下。

    在会议的当天下午，中央就派周恩来通知张国焘，军事委员会（张国焘增补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之一）临时决定，以四方面军为右路军，向卓克基至毛儿盖以东集结；以一方面军为左路军，向毛儿盖集结，总的方向是向北进发。

    此外，中央政治保卫局曾提出要在红四方面军建立工作系统，当即遭到张国焘的强硬反对，直到后来的西路军，中央政治保卫局都没有在四方面军内部安插或训练干部。

    还有文章指出，在一幅《松潘战役计划图》前，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说明岷江两岸的懋功、松潘、理番地区不宜建立根据地的理由，阐述向大西北或向南进攻均不合适的见解；提出向北进发，在岷山山脉以北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周恩来说根据地应该选择地域宽大、好机动作战的地方，人口较多、能大批扩大红军的地方，经济条件上要能解决红军的给养。周恩来说，帝国主义已经觊觎新疆，国民党一年来特别注意西北，红军应迅速前进，向松潘与胡宗南作战，首先占领甘南。周恩来要求，两个方面军统一一致，由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周恩来发言后，张国焘发言说：北有草地，气候严寒，行军不利，胡宗南有20余团的兵力驻在甘南，红军即使到了那里，也站不住脚。他坚持认为，向南打成都，尔后在川康边界建立根据地更有利。

    与会人员均不同意张国焘的意见，说，胡宗南如与我们打野战，我们有20个团以上，是够的；如不与我们打野战，守堡垒，我们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强调：今天决定，明天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6月突破。深知情况十分危急，主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胡宗南的防线而北上，否则只有死路一条。针对张国焘提到主张南下打成都的建议是四方面军许多同志意见一事，建议向这些同志多作宣传解释工作。

    中国工农红军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明确表示，打下松潘，进入甘南。

    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谈到，南下不利，不能向成都走。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王稼祥、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等人一致赞成北上，到川陕建立新的根据地。

    张国焘见此，只好同意多数人的意见。

    一、四方面军会师前的张国焘：

    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人，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1920年10月就参加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张国焘是“老革命”，早年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1921年7月，张国焘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缺席，受他们委托，张国焘是这次中共一大会议的主持人。他在中共中央资格之老不逊于当时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建党后他差不多一直是中共核心领导成员。

    1928年，张国焘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多年，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共领导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还见过斯大林。

    1931年初，张国焘回国，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作为中央代表去了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于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到1932年夏天，在他领导下，把鄂豫皖苏区建成了拥有4万平方千米土地、350万人口、4万5千红军的重要根据地。在退出鄂豫皖后，他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创建了川陕根据地，由当时的1万多残部，两年多打拼出了8万多精兵，在与川军刘湘、刘文辉的周旋中几乎没有败绩！张国焘得以就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张国焘会“杀人”，为了权（或是政权、或是权力）杀自己人。张国焘在江西打AB团（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缩写为AB）时，杀自己人；在他领导的根据地里，他杀当地领导人，也杀红军领导人，几乎将不听话的红军将领一扫而空！四方面军中原来一些老资格的军事领导人，如曾中生、许继慎、邝继勋等人，都是被张国焘先后给“党内斗争”掉的。他甚至亲自主持过刑讯。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发妻程训宣就是在1932年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中被当作“改组派”酷刑逼供后杀害的！尽管没有找出年仅21岁的程训宣的“反革命”证据，尽管那时徐向前正在前线七里坪镇悟仙山指挥阻击敌人！徐向前曾经说：张国焘“藉口肃反，翦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9月13日到11月中旬，先后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逮捕杀害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第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第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政治委员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之后，继续扩大肃反，并在转战中又杀害了很多的高级将领。1933年6月，邝继勋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时年36岁。1935年，胡底于红军长征途中惨遭杀害，年仅30岁。1935年8月，曾中生被秘密杀害于卓克基的密林中，时年35岁。

    1935年4月，张国焘放弃了川陕根据地，率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进兵到江油北川一带，还是积极策应、迎接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北上的。

    1935年5月初，当四方面军获悉一方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的消息，在江油、杂谷垴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研究策应和欢迎中央红军事宜。

    5月18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擅自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下设政治局，俨如党中央组织。同时还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自封主席。5月30日，张国焘以该主席的名义，发布了“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自称“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便是西北革命运动的大本营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俨然以西北的领导中心自居。在四方面军中，对张国焘的称呼即是“张主席”。

    两河口会面时的毛泽东和张国焘：

    毛泽东和张国焘相识于1918年，当时，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助理员，张国焘则是北大的学生。他们都深得陈独秀、李大创的赏识。建党初期，陈独秀代表临时中央局，委托毛泽东在湖南建党，张国焘则充当南陈北李的建党联络人。中共“一大”时，张国焘是会议的主持者，毛泽东是会议的记录者。他们都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所不同的是，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在农村，张国焘的工作重点在城市。

    毛泽东与张国焘同为中共“一大”代表，但张国焘早在中共“一大”、“二大”就是中央委员，毛泽东在中共“三大”才第一次进入中央；一个是意气风发的北大学生领袖，一个是不脱乡土气的湖南师范生，一个搞工运，一个搞农运。至于先后任中央书记、总负责的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等人，更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才跻身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后来人，洛甫1925年才入党。

    张国焘本来就未必看得起身为留俄派“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洛甫、博古等人，毛泽东显然也不怎么在他眼中。周恩来和朱德倒是在国共合作时期都和张国焘共事过。

    毛泽东和张国焘已分别八年，中共“五大”后，他们便再也没有见面。他们分别后，张国焘短暂地参与主持过中央工作，因“机会主义”错误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受到批评，然后，便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当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鄂豫鲁苏区时，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已经成效显著，他所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旗帜。毛泽东一直生活于基层，注重农民和农民运动，而张国焘多是活跃于党务层面，很少关注农民和从事农民运动。他们经历不同、背景殊异，认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判若云泥。

    此时会面，是毛泽东和张国焘俩人在1923年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上各执己见后的重逢。（中共三大曾因张国焘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落选了中央执行委员，而那次就是毛泽东顶替张国焘被选进入中央分管组织工作。）

    表面的和气还是掩盖不住内在的矛盾。会师之初，张国焘便质疑一方面军的军事实力，他问周恩来：“你们有多少人？”周恩来窥知他的心理，便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显而易见，两军相比，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一方面军都远不如四方面军，用毛泽东的话说，那是“叫花子与海龙王比宝。”也正因为此，张国焘才变得自负、傲慢和斤斤计较。他甚至对毛泽东的口头禅：“不能吃辣子就不是真革命”也感到刺耳和不快。

    当时，已是边缘人物的“军事顾问”李德对此印象极深，他说，张国焘“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在李德的印象中“我们到达懋功时的心情，真像在沙漠旅行的人见到了绿洲。正因为如此，张国焘和他的军官团的态度才使我们感到震惊。他们的派头就好比大富翁见到穷亲戚一样。”

    一方面军的一名政工干部的回忆：“张国焘很看不起全体中央红军，因为我们穿得破破烂烂，军容不整，而且人数也比他的队伍少。”

    索尔兹伯里写道：“从两位领导人身上也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这种鲜明的对比使毛的心中产生不快。当看到身旁一个战士夸奖张国焘卫队的高头大马时，毛泽东训斥他说：“别羡慕那些马！”

    时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的肖劲光回忆到：两河口会议时，张闻天、张国焘站在会场门口，向大家招手。张国焘满脸堆笑，洋洋自得。他这幅神态当时就给许多同志留下很不好的印象。会后，军委直属队在两河口召开欢迎张国焘的干部会，博古主持会议致简短的欢迎辞后，就请张国焘讲话。张国焘高谈阔论，从国际国内形势谈到红军的任务。他说，中国革命目前处于低潮，国民党力量大，红军力量小，我们应当把红旗卷起来，到西康去“保存”这支革命力量……。博古接着又讲了一段话，他在红军行动方针上与中央大多数同志是一致的，他的讲话宣传了党中央的主张。不等博古讲完，张国焘就连声粗暴地说，散会吧，散会吧！其针锋相对由此可见。

    此外，从称呼上也可见一斑：中央领导人经常称呼毛泽东为“老毛”，而四方面军的上上下下称呼张国焘为“张主席”。

    两河口会议后，不但最高领导层的毛、张显露出意见分歧，两个方面军由于长期各自独立发展所造成的差异，彼此也产生了许多隔阂：一方面军认为四方面军没有经历过他们那样艰险的“长征”，四方面军则认为一方面军以中央老大自居，而且败兵之将何来言勇。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刘伯承、李富春率中央慰问团随张国焘去红四方面军总部慰问。6月30日早晨，刘伯承准备和张国焘一起出发时，却看见他正和毛泽东争吵。张国焘大声说：“我们跑来还听你毛泽东的指挥呀！”会师的喜悦还不到半个月，张国焘与中央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了。

    为了缓和矛盾，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如张闻天、王稼祥、朱德、陈昌浩等人均作了很多调和工作，大家都强调当前加强团结和统一指挥的重要性，于是张、毛之间似乎暂时达成了谅解。

    若干年后，韩素音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里有这样的描述：“张国焘自言自语地说‘那个乡下佬，他算老几！’声音大得让他的部下都听到了。”这个“乡下佬”，当然就是毛泽东了。

    我在遐想，其时，吃过苏俄面包、见过列宁，主持过中央工作（尽管短暂），且自恃“老革命”的张国焘丰满红润，衣着整洁合体；而毛泽东脸色黄瘦，长发披肩，衣裤破旧还打着补丁，腰间挂着个水壶；朱德胡须粗砺，脸庞消瘦；周恩来满脸胡须遮不住一脸病容。人马万余的中央红军个个面有菜色、破衣烂衫，连个重武器都没有，实在和8万多人、军容严整的四方面军没法比。我要是张国焘，恐怕也会有些想法。

    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坚持北上，绝不会停留在不适宜建立根据地的川西北一隅；而只要张国焘统领四方面军，就绝不会跟毛泽东走！所以，无论其间发生了何时何地的历史细节和枝丫，在战略和路线上，已经决定了一、四方面军必定分离！两河口见证了这一分离的开端！

    我们来到两河口会議会址、新建不久的红軍長征两河口会議纪念舘。

    我已经是第二次来到两河口了，见到会址依然大门紧锁，真有些丧气！可瞬间运气来了，遇见有“来头”的一群人要参观，我们就“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