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黑水县城(芦花镇),我们继续北进,去长征途中又一个会议地点——沙窝。
行驶路线:从黑水县城(芦花镇)出发,继续沿[S302省道]向东走一段,然后转而向北走[XU02乡道],大目标往“松潘”,在一个不显眼的岔路口(注意路标)左转,行驶几百米就到了沙窝会议会址。这一行程路口多,要认真选择。参考路线如下(地名之间的数字km是两地之间行驶的大约公里数,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
黑水县城(芦花镇)[S302省道]向东21km→西尔隧道8km→岔路口左转(路标指示往“晴朗乡”)向北,路碑标明“XU02”(松黑路)1km→靠右往“松潘”14km→旅游路标指示直行“红军大峡谷”、“毛儿盖会议会址”15km→知木林隧道60km→下八寨5km→河道旁岔路口靠右行驶走土路(路标指示往“沙窝会议会址”)0.5km→沙窝会议会址(沙窝寨俄邓组)
我们离开芦花会议会址,重回到芦花镇主街道上,向东行驶。在下面这个十字路口(十字不太正)直行出镇。
经过西尔隧道。
注意这个路标,准备左转离开[S302省道]向北。大目标往“松潘”。
注:如果有时间,可以不离开[S302省道],继续向东几十公里,沿途的几个地方如木苏、瓦钵梁子、维谷、色尔古藏寨都是当年徐向前率领的四方面军一部经过之地,瓦钵梁子和色尔古藏寨还有徐向前指挥所、红军石刻标语等红色遗迹。当时,四方面军在瓦钵梁子一带帮助藏民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和“游击队”武装组织。
我们离开[S302省道]转而上了[XU02乡道],即“松黑路”(松潘-黑水)。接着经过磨子沟隧道,就看见水库了。
注意这个旅游路标,记住大目标往“松潘”。不要直行哦,直行就去卡龙沟景区旅游了。
途经扎窝乡,这是黑水较富庶之区,有黑水“粮仓”之称,当年红军在这个寨子共征集陈粮10万斤,收割地里的新麦子、青稞9万余斤。
扎窝乡有一座水泥桥被称为“红军桥”。红军时期是不可能有水泥桥的,原来,当年扎窝没有桥,处于闭塞状态。1935年7月的一天,红军一支小部队从黑水县热里出发,前往扎窝乡筹粮。路经克别寨村时,被毛尔盖河挡住了去路。因所带的绳索不够长,没有办法搭绳桥(以粗绳横贯两岸并挂上悬空的篮子,另以细绳拉动篮子便可两岸输送人或物资)过河。此时从河对岸传来喊声,有两个藏族青年把一条长竹绳甩向河这边,和红军一起拉起了绳桥。红军过河后,那两位藏族青年当即参加了红军。红军走后,绳桥留下了。后来,扎窝乡村民在竹绳索的旁边又加了一道竹绳索,并在上面铺了木板,成为一座竹索桥。由于是红军在这里搭的桥,人们就取名“红军桥”。70年后,藏族老人刚泽里说:“竹索桥虽然很简陋,却是全县第一座桥。它不仅帮助红军过了河,还让久居深山的扎窝人开始与外界有了联系。”解放后,扎窝人把原来的竹索桥改建成铁索木板桥,又变水泥桥,但人们还是叫它“红军桥”。
经过晴朗乡。在晴朗乡以北几千米的俄多峡谷是著名的“红军峡”,芦花会议后,红军分两路向毛尔盖进发。
1935年8月14日,红一军(一军团)一师二团由扎窝沿毛尔盖河谷经过俄多峡谷,在峡谷中的道路行走十分艰难,往上爬1000多米好似上云梯一样,故称为“九道梯”,上梯之后,还要走一段陡峭崖壁上的栈道。这时,遭到隐藏在此的土兵严密封锁。红军要突破敌人的防守阵地,必须经过毛尔盖河上的栈桥,这将完全暴露于敌人火力之下,红军只好绕道过去。团长龙振文指挥绕道上山时胸部被冷枪击中,于次日上午牺牲。全团冒雨在俄多寨场里召开千人迫悼大会,战士们流着泪向老团长告别。解放后,当地百姓为了纪念牺牲的红军,把这个峡谷称为“红军峡”。这个峡谷不仅记住了长征的艰难,也有着壮观的景致。
经过下八寨村,藏族风情。
在这个不显眼的路口要靠右走上坡土路。路标指示到沙窝会议会址0.5km。
我在几个月前重走四方面军长征路时已到过这里,所以知道沙窝会议会址的准确位置——在村中大部分都是新房子(应该是“5.12地震”后新建的),有一座相对孤立、破旧的土墙房子,就是当年沙窝会议的会址。
这个小山村属于下八寨乡,叫什么村子说法不一。我上次见到了沙窝会议会址房子的主人小东巴(当年房主扎西的孙子),他亲笔给我写下了“沙窝 小东巴 俄邓组 1354099977”,因此,沙窝会议会址应该是在沙窝寨子俄邓(俄灯)组。沙窝会议会址老房子旁边的新房子是小东巴家的新房子。
小东巴看到有车来了,迎了上来,他一下子就认出我来!他很高兴我又“带着人来”了。
小东巴一定要和我在沙窝会议会址前合影留念。
“俄邓”、“血洛”是毛儿盖地区安多藏民的叫法,而“沙窝”是黑水地区嘉绒藏民的叫法,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地方,汉语译意为“绿色的平地”,其实,这里的地不是那么平,是沿着一条小河起伏的谷地。
在沙窝会议会址这里能停车的地方很有限,这也是我们一行重走长征路只有两辆车的重要原因。
对于沙窝会议的地点曾经存疑,后经松潘县委杨继宗的实地寻访和考证,于1985年在《党史研究》第7期发表了调查报告,确认了沙窝会议会址并被广为接受。
1935年8月4日至6日在沙窝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沙窝会议”)。19日又在沙窝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沙窝会议在长征历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
中共中央在沙窝这么小的地方停留了十多天,还连续召开会议,显然是遇到重大问题了。头几天的会议有张国焘参加,必然涉及到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怎么办的问题,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坚持北上甘南的正确方针,这恰恰说明北上的意见不尽一致。而且,张国焘要求增加四方面军9人进中央政治局(当时政治局委员共8人),可见,他还在争取决策层的更大发言权。同时,在此期间,会议决定恢复一、四方面军番号(不到一个月前刚刚统一对一、四方面军做了番号调整),恢复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显然也是有针对性的!
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最后在沙窝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由于周恩来病重)。从遵义会议的“张周毛”(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到苟坝会议的“周王毛”(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终于到了“毛”在前了。
值得欣慰的是,沙窝会议决定仍用一、四方面军番号,并将一、四方面军混合分为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并且,在会议决议中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高度肯定了中央红军进行的长征。
小东巴家准备好的《沙窝会议简介》。其中,称这里是“下八寨乡沙窝寨子(今血洛)”,而小东巴写给我的是“俄邓”。
沙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8月3日,由张闻天签发了《八月四日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
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俄灯寨)召开会议。驻在沙窝的是四方面军四军十一师,会议就在十一师司令部召开的。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共11人。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讨论组织问题。可以说,沙窝会议是张总政委、“张主席”最后一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首先由张闻天就《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草案作报告。在第一项议程即讨论这一报告时,毛泽东首先发言,就决议草案作了补充说明。他着重分析了西北地区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指出有利条件是:1.西北地区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他用全部力量来对付我们,但总的方面他的统治是削弱了。2.西北地区: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最薄弱的地方;二是蒙、回、藏等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他们的革命要求很强;3.是靠近苏联,受苏联影响大,且能得到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这些特点于革命有利。困难条件是:人口稀少,物资缺乏,少数民族和气候复杂等,但这些都是能够克服的。
继之,朱德、邓发、凯丰、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周恩来、傅钟、博古等相继发言。发言者赞同张闻天的报告,并对决议草案的内容提出一些补充意见。同时,强调必须提高党在红军中的威信,认为这是增强红军战斗力的关键。这实际上是不指名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张国焘在会上极力为其错误进行辩解,认为退出川陕根据地和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联邦政府都是正确的。同时批评一方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打掩护战,有失败情绪,部队疲劳,纪律松弛,减员很大,应好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陈昌浩在发言中也为张国焘的错误辩护,声称张国焘“没有反党的意思”,认为决议草案对张国焘的批评有些是“误会”。
张闻天就第一项议程的讨论作结论说:对决议案大家意见无大分歧,同志们也都是一致的,这是一、四方面军胜利前进的保障。他还说:关于一方面军,四方面军的批评是好的,是帮一方面军来纠正缺点的。但须注意可能发生的不好影响,过分的批评会妨害团结的。
会议基本上通过了决议案,并责成政治局常委对决议案进行最后修改。
通过的《决议》共分七个部分,其要点如下:
一、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制造“华北国”;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形势更加严重;国民党的统治日益削弱和崩溃;苏维埃运动在南部中国虽遭受到部分损失,但广大的游击战争继续坚持着,“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二、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它将“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为了巩固根据地,规定了深入农民土地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和群众武装,严厉镇压反革命等各项基本政策。
三、关于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还肯定遵义会议以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完成了党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四、关于一、四方面军的团结问题。强调加强一、四方面军团结的极端重要性。指出:“目前在一、四方面军内部产生的某些个别问题,主要的是由于相互了解的不够,缺乏对于一、四方面军的正确的估计。”并充分肯定了两个方面军的成绩,认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最后达到了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预定目的,使蒋介石等进攻我们的计划完全失败。”而“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一方面军应该学习的。”同时也指出了两个方面军的弱点与不足。还强调坚持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
五、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主要是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
六、关于目前的中心工作。提出在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军事政治教育训练、严紧纪律、加紧阶级教育等当前12项中心工作,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七、关于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与两条战线的斗争。提出要开展反对“左”右错误的两条战线斗争,特别要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如“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等等。只有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够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取得苏维埃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
由于军事问题始终是一切问题中最迫切的问题,与会者认为清算过去中央错误的政治路线时机尚不成熟,在通过的《决议》中拒绝了张国焘提出的解决政治路线的要求,仍然维护遵义会议作出的结论。《决议》明确指出“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斗争中心任务之一”,再次强调了加强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由于党中央的坚决斗争和严肃批评,使张国焘的错误行为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再次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 会议还对红军的指挥机构作了调整,恢复了一、四方面军番号,恢复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一举措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在进行第二项议程时,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名单。张国焘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的幌子下,提出增加四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8人)。对于张国焘的无理要求,大多数与会者给予了严肃批评,但为了争取和团结四方面军干部共同北上,党中央也作了一些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在沙窝会议上,中央决定红四方面军2名高级干部进入政治局(陈昌浩、周纯全两人并增补为政治局委员)、6名高级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增补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会议还决定,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张国焘企图在中央政治局里安放占大多数人的目的没有达到。
张国焘仍然怀疑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认为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并有意扩大两军之间的矛盾。他说:“有人说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肯定张国焘是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得不成样子。”毛泽东也插话道:“这种流言是很多的,譬如有人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毛泽东又说:“有人还在坚持中央路线错了,现在只是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会议正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沙窝会议期间时,王稼祥便提议开展同张国焘斗争的问题。毛泽东没有同意,他说: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
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会议决定:在党内矛盾趋于尖锐的形势下,应加强常委会的工作,统一领导的权力应集中于常委会;中央领导的分工为:张闻天负责组织部,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博古负责宣传部,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周恩来自长征以来,一路辛苦异常,在沙窝会议后终于病倒了,多日持续高烧,昏迷不醒,经诊断是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尽管在抢救治疗后脱离危险,但在一段时间里无法参加中央会议,也不分管具体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