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团突击队从西岸冲上铁索桥,在东岸红军的策应下,在大渡河对岸与红一师会合。红军占领泸定城,俘获人枪百余、弹药一批,守敌二十八团向天全溃退。甩掉了敌人,毛泽东和红军司令部在泸定停留了一天一夜,然后又到化林坪休息了几天。毛泽东到达距泸定桥3千米的沙坝天主教堂时,在教堂边的百年古树下,听取了杨成武汇报飞夺泸定桥的经过。
泸定桥共有13根铁索链,9根作为桥面底索链用来铺木板,两边各有两根是护栏索链。有的回忆文章说:“敌人已经把桥板全部抽掉,只剩下寒光闪闪的十三根铁链子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敌人为阻挡红军从泸定桥上过河,确曾下令拆除桥板,但守桥的川军是所谓“双枪兵”,就是一支步枪,一支大烟枪,战斗力很差,拆桥板的速度也极其缓慢,他们只拆除了一部分桥板,红军就赶到了。
王永模是原泸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红军长征泸定纪念馆筹建人之一,他曾说:桥板的确没有拆完,原因有几个,一是川军第四旅三十八团李全山部的先头部队赶到泸定桥时已经是漆黑的夜晚,又降瓢泼大雨,泸定桥的桥板要全部拆除就是白天也得干一天;二是川军认为不用拆那么多,就是拆成这样,江西老俵们也没法过来;三来川军是双枪兵,鸦片烟瘾犯了,所以只拆除了大半。根据我们收集史料时采访了许多目击夺桥战斗的群众回忆,第二天红军发起夺桥战斗时,桥板大约拆除了80%左右。……川军头晚到泸定时,把城里店铺的门板都摘下来做工事,东西桥头都垒了沙袋,然后就开始拆桥板,拆了80来米。第二天一大早想再拆时,红军已到达泸定西桥头。
关于突击队突击前进的动作,有几种回忆和描述,聂荣臻元帅在他的《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一文中,和他题写的《强渡大渡河泸定桥的经过》纪念碑碑文中,记述的最为准确。他写的是:突击队“冒着东岸敌人的火力封锁,在铁索桥上边铺门板边匍匐射击前进”,纠正了“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的描述。在突击队发起攻击后,敌人在桥头纵火,妄图阻止我军前进,这时东岸我军也赶到了泸定桥,很快将火扑灭,守桥敌人有的仓皇逃跑,有的被我军消灭,两岸红军在泸定城胜利会师。(来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作者李维民系军事科学院原军史部副部长、少将)
飞夺泸定桥的22名勇士中只有4个人名字被留住:第一个冲上敌人桥头碉堡的二连连长廖大珠,后来在解放西北的战斗中血洒高原;二连政治指导员王海云;四班副班长刘梓华,江西安源人,解放初任天津警备区副参谋长,上个世纪50年代患淋巴病去世;战士刘金山。
让我们记住,红一方面军二师四团飞夺泸定桥!四团的前身是叶挺独立团和井冈山第二十八团。三天后,杨成武率领红四团又出发了,全速向天全一带开进。2006年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红四团,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在长征中,它多次担负开路先锋任务,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泸定桥的西桥头立着“瀘定橋”石碑,那可是康熙皇帝亲自定名并题写的,御笔。
石碑的后面有台阶可以上到一座庙宇前,那里就是当年红军部署迫击炮、机枪压制东岸敌人火力点的射击阵地位置。
参观了泸定桥,还可以到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公园参观。这个纪念碑公园离泸定桥不远。
纪念碑公园正中竖立着“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由邓小平题写碑名,聂荣臻撰写碑文。
纪念碑上雕像是红军抢渡大渡河勇士勇往直前的形象,不过雕像没有采用“爬”在铁索上的姿势,而是躬身射击、投弹的姿势。
纪念碑前的通道两旁有十多个立柱,每个立柱上是一位抢渡大渡河勇士的姓名。两侧排在前面的分别是李友林(第一军团二师四团三连党支部书记)、刘梓华(第一军团二师四团二连副班长)。
2005年,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公园内重建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占地1600平方米,建筑面积3449平方米,地下一层,地面局部三层,主展厅分布在一、二楼。纪念馆展区共分5个单元:第一单元为战略转移,突重围长征路上现曙光;第二单元为抢险飞夺,泸定桥上谱写英雄史诗;第三单元为传播火种,在泸定显红军英雄本色;第四单元为北上征程,艰苦卓绝誓做抗日先锋;第五单元为泸定历史文化厅。纪念馆的外观造型独特,气势雄伟,融合了川西民居、藏式建筑、明清古建筑的元素,与纪念碑公园大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形成了一条延伸的红色文化游览中轴线。纪念馆屋顶模拟天安门城楼,寓意“十三根光秃秃的铁链托起了共和国”。
我们参观后,离开泸定县城,沿着中央红军长征的足迹,去往天全县城。
附:聂荣臻回忆 伯承同志要杨成武带着我们去看看泸定桥。杨成武同志提着马灯,带着我们在铺了门板的桥上走了一道,在我们又回到桥中间的时候,由于伯承同志心中无比激动,情不自禁地在桥上连跺了三脚。边跺边说:“泸定桥呀,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因为他过去在那里打过仗,知道沪定桥的险要,夺取这座桥的不易,感想自然更深。我也激动地说:“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随后,五军团和林彪带的一军团的本队,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带的中央红军大部队,从泸定桥上渡河。我们一过大渡河,就把追击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全甩掉了。 胜利渡河以后,一军团《战士报》连续发表捷报和评论。先是表扬了《冲部永远是模范——渡河前的胜利》。冲部是当年五团的代号,表扬他们卡领了越西县城,为掩护我们从西边占领渡河口创造了条件。然后是《向牲部全体指战员致敬礼》,牲部是一团的代号,表扬他们在安顺场强渡取得成功。最后特别表扬勇部飞夺泸定桥,一天行军二百四十里。勇部是当年四团的代号。这些都反映了从机关到连队战土那股高兴劲。
特别是朱德总司令发来几份电令,一再称这次胜利是战略的胜利,十分鼓舞人心。单从战役的指挥来说,我认为我们的确走了几步关键性的险棋。我们都走胜了。单就一军团范围来说,这次胜利,是几个部队自觉地互相在战术上密切配合、执行统一战役计划取得的结果。如果没有五团远离主力去吸引敌人对安顺场的注意力,一团在安顺场能否夺到那条小船渡河成功,还是一个疑问,固然夺到那条小船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不是一师渡江,与二师四团夹江而上,飞夺泸定桥是否能够那样及时得手,也很难预料,固然四团动作神速勇猛确有独到之处。如果我们当时夺不到泸定桥,我军又是一个怎样的处境?那就很难设想。总之,当时棋势虽险,我们终于取得成功。确实来之不易,但也决非偶然。我们和国民党的斗争,常常是棋高一着,出敌意外。这是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敌人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的政治素质和以劣胜优的机动灵活助战术素养,特别是我军指战员那种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所以有时能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
夺占泸定桥是几个部队协同配合的结果:
过去写泸定桥战斗的文章,多写西岸红四团的战斗情况。实际上,正如聂荣臻元帅所说:“这次胜利,是几个部队自觉地互相在战术上密切配合,执行统一战役计划取得的结果。”
防守泸定桥的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第四旅,旅长袁国瑞下辖三十八和十一、十三个团。以李金山为团长的三十八团(缺一营)重点防守泸定桥。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后,敌人大为震惊。刘文辉于1935年5月27日曾亲率警卫旅到前线指挥。蒋介石也严令追击红军的中央军薛岳等部向大渡河前进。如果红军不能抢在敌人增防部队到达之前夺取泸定桥,我大渡河东西两岸的部队就可能被分割,因此必须与敌人争时间、抢速度。
十七勇士控制安顺场对岸渡口后,小船返回,孙继先营长乘第二船过河,杨得志团长乘第三船过河。5月26日上午10时,红一团全部过了河,巩固了滩头阵地。但是安顺场这里水流湍急,不能架桥,大部队不能只靠一条小船渡河。虽然后来又找到两只小船(群众帮助从几里路之外拖来一只船,红军又找了木匠修好了一只坏船。群众拥护红军,撑船的水手亦到了80多个。但大渡河水流很急,流速每秒钟4米以上之,船夫异常吃力,一只船须有十多人撑船,每人只能撑几次,马上就要换班),刘伯承算了一下,小船往返一次要一个小时,照这样的速度,全军渡河要一个多月,这是形势不允许的。这时,主持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和毛泽东及红军总司令朱德都来到安顺场。经过集体研究,由朱德向各军团首长发出电令,决定兵分两路,以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和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从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东岸北上;以红二师(师长陈光)、一军团指挥部和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为左纵队,由林彪率领,沿大渡河西岸北上,两路纵队夹河而上,协同夺取泸定桥。由于大渡河在安顺场向北拐了一个大弯,原来的河南、河北,变成了河西、河东。 红军右纵队渡河后,在河东岸向泸定桥急进。前进的道路崎岖难行,左边是河,右面是山,有的路在峭壁中间,有的又在河水里面。27日,红二团与据守瓦坝的敌一个团激战数小时,将敌人击溃。28日急行军一百余里,翻越了一座上下有六十里路的高山,到达有几十户人家的得托,传说诸葛亮南征时曾在这个小圩场驻扎。守敌有民团和在瓦坝被红军击溃的残敌百余人,战斗不到半小时,即被我军击溃。29日,红二团在地形险要的铁丝沟,与凭险扼守的敌十一团,进行了右纵队最激烈的战斗。红三团一部及时赶到投入战斗,将敌人击溃,然后乘胜追击,占领了距泸定城五十里的敌旅部所在地龙八步,继续向泸定桥前进。
与此同时,红军左纵队以二师四团为前锋,也在河西岸向泸定桥急进。从安顺场到泸定桥,全程320里,左岸与右岸一样,一面是悬崖陡壁,一面是奔腾咆哮的大渡河,河边是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团长王开湘(应为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率红四团在27日早上从安顺场出发,一面行军,一面打仗,头一天行程80余里。第二天凌晨,朱德电令左、右两纵队之先头部队,应于29日赶到泸定桥。红四团在清晨五点钟从什月坪出发,急行军赶到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的咽喉、上下各三四十里的猛虎岗。敌一个营扼守着山顶的隘口,这时正巧大雾弥漫,红军利用大雾掩护发起突然袭击,敌仓皇溃逃。红四团指战员穷追猛打,一鼓气追到敌团部和一个营驻扎的摩西,将敌人打散,继续向泸定桥前进。红四团一天一夜急行军240里,夜里大雨滂沱,路面积水,队伍中不时有人滑倒,有人还不断打瞌睡,前面的人走着走着就站住了,后面的人得推醒他,才又跟上队列。后来为了防止跌到河里,不得不解下大家的绑腿带,把每人一条一条接起来,拉着前进。就这样,于29日6时许抢占了泸定桥的西桥头。
一路奔袭,红军左、右纵队隔河相互呼应,用喊声和手势提醒对岸兄弟部队注意敌情。这样沿途夹河而上,可以消灭和驱赶两岸的敌人,防止对岸兄弟部队受到敌火力伤害。
5月29日,这时天已大亮,由于需要准备木板,同时,河东红军右纵队还未到达泸定桥,河西的红四团与桥东的敌人处于对峙状态。黄昏前,河东我军赶到了泸定桥。这时,红四团组成的以二连连长廖大珠为队长的22人突击队,一概手持短枪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在背后山上强大火力掩护下,在全团16名司号员同时吹响的冲锋号声中,向东桥头堡发起冲击。刚冲到对岸桥头,敌人放火把桥头的亭子点燃火焰冲天,突击队有些踌躇,但立即冒火冲过桥头,一直冲入街上,与敌巷战。敌全力反攻,突击队员们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在危急关头,团政委带着援队跟上来了,终于将敌人完全打垮,占领了泸定桥。红军仅伤亡3人。后续三连负责在桥上铺全桥板。 北京日报曾刊登的《红军是怎样强渡大渡河的》一文中:“黄昏前,河东我军赶到了泸定桥。这时,红四团……向东桥头发起攻击”,东岸我军“很快将火扑灭,守桥敌人有的仓皇逃跑,有的被我军消灭”。东岸我军是哪个部队?当年红四团七连战士吴清昌回忆说:第一拨攻进泸定城的,并非是从桥上过去的二连突击队,而是在泸定桥下游2公里左右渡河过去的七连。溯河而上的七连60多名指战员在泸定东桥头扑灭敌人放的火,并且击溃守敌。
还有,川军余松琳旅给刘文辉的一个电报,称红军是从泸定桥上游的烹坝渡口偷渡的。
不过,这些说法不够准确。这只能说明红军神速,敌军不及反应。
大渡河东岸海子山战斗有力地支援了“飞夺泸定桥”战斗:
据王永模等人的调查,红军开始夺取泸桥前,东岸的红一师已经从三面向海子山守敌发起攻击,一路是邓华率一个营绕路山上从上往下攻击,一路是肖华等率红二团主力在红三团配合下从正面进攻,另外河西岸过路的红军也进行火力支援,袁国瑞旅杨开诚团终于顶不住,退向山下的龙八步。龙八步的敌旅部被红军袭击的时候,差不多就是红军夺取泸定桥的时候,泸定守军团长李全山跟旅长袁国瑞通电话,结果电话没打完,红军已经打到龙八步,袁国瑞仓皇向化林坪撤逃,这样一来,泸定川军守桥信心也大为动揺,李全山才决定让饶杰的一个连断后并焚毁东桥楼。
东岸红军在晚上22时左右到了泸定桥,那时西岸红军已经夺下泸定桥,城内的战斗也已结束。刘伯承大概是晚上24时到了泸定桥,连夜挑着马灯在泸定桥走了一个来回。
断后的红九军团在撤离时锯断了泸定桥的4根底索链:
红军抢渡前,泸定桥“大修”过刚3个月,牢固得很!红军过河后,为了减缓敌追击速度,由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指挥,红九军团工兵连锯断了桥的4根底索链。
1935年6月2日红军主力从泸定桥过河后,担负断后任务的是红九军团。川军余松琳旅2个团在6月3日从瓦斯沟南下,这时红军也将铁索桥的桥板拆去。
1975年何长工同志亲自对甘孜州红军资料调查小组讲了当年的情况。他说,6月3日,得悉红三、五军团夺取天全受阻,军团长罗炳辉便决定率九军团主力(2个团)带上几十匹骡马的辎重,从马鞍山小道奔袭天全。何长工率红七团和一个工兵连继续扼守泸定桥。当时他曾请示是否可以将桥破坏,中央军委没有同意,意思是如果不能突破川军的天芦防线,红军有可能退回来,或回西昌坝子,或者西进康定。当日,红军断后部队和川军隔河打了一整天,看见对岸黑压压一片都是川军,红军只有一个团的部队防守,何长工感到压力也很大,便又向军委请示炸桥,军委复电仍然是不同意。他想了半天,怎么样既不违背军委指示,又要阻止敌人前进?便决定部分破坏泸定桥,他亲自指挥工兵连锯断了桥的4根底索链,这样,即使敌人占领了铁索桥,大队伍也不能迅速过桥,只能一小批一批过,等敌军过完了,红军主力也走远了,追也追不上。锯断铁索后,红九军团于6月4日撤离泸定桥,翻越二郎山去了天全。在天全他们还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表扬:你做了件好事,帮助中央下了“击破敌军天芦宝防线,翻越夹金山会合红四方面军”的决心。
泸定桥是刘文辉进行茶叶、鸦片贸易的通道,他的税收和生存都依赖这座桥。很快,刘文辉拨款3万元修桥,当年8月份开始修,次年5月才修好。不过,泸定的群众都认为是川军放火烧桥楼,才把铁索链烧断的。
蒋介石确实命令刘文辉炸桥,但刘文辉并没有认真执行。原因有很多,把桥炸掉了也就断了他的财路,再说炸桥也会激起民怨,他对川康地区的控制力也会大为减弱,加上泸定桥的险要,他对挡住红军存有侥幸心理,种种客观原因,决定了他在是否炸桥问题上始终举棋不定。总之,红军成功地飞夺泸定桥了!
我们自驾已经重走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敬请关注微信公共号《重走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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