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青杠坡战斗（土城战斗）

    川军刘湘为了防止红军入川，一面调重兵封锁长江一线，一面派出8个旅分进合击。

    红一军团的一、二师分别在黄陂洞、复兴场受阻；红九军团在赤水箭滩受阻；红军从赤水入川的大门被川军封堵。红军军委纵队和红三、五军团陆续抵达土城的同时，从綦江、江津尾追红军而来的川军王牌郭勋祺旅、潘佐旅赶到土城镇东南枫村坝至青杠坡一线，与红军五军团后卫接火。郭勋祺部还抢占了土城北面青杠坡和石恙咀东南端，截断了红五军团与红四师十一团的联络。此时红军前有阻敌，后有追兵。

    情况十分危急，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等不顾疲劳，立即研究行动方案。为了扫除北渡赤水障碍，同时考虑到郭勋祺部追兵是孤军深入（根据情报判断敌兵力为两个旅4个团），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郭部。于是，毛泽东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提议：发起土城战役。青杠坡战斗由彭德怀、杨尚昆负责战场指挥，毛泽东、周恩来、张云逸、李富春、左权等在青杠坡附近的大埂上指挥战斗，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分别到桐梓窝、尖山子红军阵地指挥作战。

    按中革军委部署，拟以红五军团一部，将追敌诱至枫村坝（今民化）、石羔嘴一带狭窄地域，以红五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第四师突然向该敌左翼突击，并断敌归路；以红三军团五师突击敌之右翼，形成两翼突击、伏击歼敌。计划先吃川军刘湘的郭勋祺部“一口”。出乎意外的是，这“一口”却很难吃下。据郭部副官长胡秉章的回忆，郭部对红军意图有所察觉，抢先占领了青杠坡东西两面的一些制高点并构筑阵地，使红军处于仰攻的不利境地。营棚顶（银盆顶）也是一个制高点，虽然不是最高点，但是能扼住进出土城的惟一通道。

    战场总指挥彭德怀布置红三军团、红五军团抢占桐梓窝、楠木山、猴子丫、老鹰石、尖山子等高地。红军于1月28日清晨5时，向川军主阵地营棚顶发起攻击。时任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在靠土城一面的尖山子指挥红五军团发起攻击，而红三军团从凤凰山发起攻击。红军接连数次进攻营棚顶，双方展开肉搏，互有伤亡。由于敌人防守严密，再加上地形不利，我军进展较慢。经过十余次冲锋，红军终于拿下营棚顶。接着，红二师五团直扑永安寺川军前线指挥所，经过一场白刃战，终于攻占永安寺。川军全线动摇，退至5公里外的枫村坝与红军形成对峙局面。然而，红军乘胜直追之际，川军增援部队陆续赶到。中午，川军廖泽旅先头部队首先赶到，依仗兵力优势和武器精良，采取小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向红五军团阵地轮番进攻，突破了红五军团阵地，步步向土城进逼。在这紧急关头，军委急命干部团投入战斗，同时电令红一军团二师从元厚跑步回援。干部团在团长陈庚、政委宋任穷率领下奋勇拼杀，将川军压回其师部阵地附近。（干部团乃中央红军杀手锏，成员俱为富有战斗经验的年轻连排干部，小伙子们人帅行头也帅，头戴德式钢盔，一人配有一长一短两支枪，尤其是手持“花机关”即冲锋枪火力极强，还人手一柄雪亮的马刀。）从猿厚跑步到达的红一军团二师随即投入战斗，连续反击，将敌击退，红军阵地得以巩固。

    面对此情，这时才发现对敌情的判断严重失误：川军不是原先预计的4个团6000多人，而是3个旅9个团，附近还有章安平旅、达凤冈旅，而且敌军的增援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开来；同时还发现原来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实际上川军的战斗力和武器装备比黔军强得多，且作战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坚决“防共入川”。彭德怀首先意识到这是一场难以为继的危险战斗，土城不能再打下去了！他果断提出：“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中革军委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

    此时红军当面有川军郭勋祺、潘佐两旅及增援而至的廖泽旅、范子英旅对峙，后面在赤水一带有川军章安平、达凤岗旅堵截，加之赤水河阻挡，处于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

    黄昏，毛泽东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几位首长在土城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由赤水城北上渡江计划，立即突围撤出青杠坡，西渡赤水河，再相机行事；朱德、刘伯承继续指挥红军坚持战斗，周恩来负责指挥在天亮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处理笨重物资。由于遵义会议的作用，会议上没有争议地立即达成了一致。

    1月29日3时，朱德发出野战军西渡赤水的命令：“我野战军拟于今29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拂晓前，红军除以少数部队阻击敌人外，主力分左中右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段紧张有序地全部渡过了赤水河（这就是“一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为了防止敌人尾追渡河，红军炸掉了浮桥及所有渡河器材，并向老乡赔偿。当追敌赶至河边时，见到已炸的浮桥及其他渡河器材顺水流淌，只能隔岸兴叹。撤退前，战士们把一些重型武器埋起来后才渡过赤水。多日后，川军离去，红军派人返回将埋藏的部分武器取走。但是，中央红军的队伍里没有了山炮的踪影，此后丧失了对坚固筑垒的攻坚能力。

    青杠坡战斗，川军“伤亡官长百余员，士兵约3000名”，但红军也伤亡二千余人，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赵云龙牺牲，张宗逊、杨成武、王集成、姚喆、杨勇、张震、王集成等指挥员负伤，连红军的精锐干部团也牺牲了100多人，红军兵员的损失基本上抵消了在遵义一带扩红四千多新兵的人数，到达云南扎西地区时不得不进行整编。（另外不同的说法是在这场战斗中，红军毙、俘敌1000余人，自身伤亡3000多人）

    后来，毛泽东同志在扎西会议总结时说：青杠坡战斗“由于敌情不准，误将六个团当成三个团，加之低估了川军战斗力，形成了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聂荣臻同志回忆这次战斗时说：“我们与郭勋祺师激战了一整天，虽然给他以重大杀伤，但未能消灭敌人，自己却受损失不小。”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曾任川军旅长，也曾在泸州打过仗，熟悉当地环境和地理。中央采纳了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从泸州和宜宾一带渡江北上。刘伯承后来写道“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师，敌又大军奔集。我乃放弃北渡长江的意图，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度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消灭王家烈两个师。”并没有把青杠坡（土城）战斗当作一次败仗。

    中央红军第一次与川军交手，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也没有想到川军阻止红军入川的决心是那样的大，面对的川军已不是昔日刘伯承任旅长的川军，其战斗力及装备远强于黔军。土城之战后，毛泽东在以后的军事部署中始终避开川军，同时也不轻易与毕节、大定（大方）的滇军交战，而是集中力量歼灭黔军。

    毛泽东曾说，“一生打过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青杠坡（土城）战斗即其中一次，这是毛泽东取得红军指挥权后指挥的第一仗，由于对敌情判断失误，红军遇到了空前强大的川军，战斗一开始就相当惨烈，形成敌我对峙状态，导致失利，以致博古嘲讽说：“看来狭隘的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对这次失利，毛泽东后来一再做检讨。史料记载：“毛泽东站在一个斜坡上注视全场，好象有点自责的神情，对集合坐在平地上的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指战员说：‘同志们，十几天前，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没有集中兵力），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随后，毛泽东吸取土城之战兵力分散而失败的教训，决定再渡赤水，集中全力进攻鲁班场，拟建立黔北根据地。但却万万没有料到战斗异常激烈，“敌我双方，往复进退，白刃格斗，血流漂杵。由于敌兵力集中，工坚地利，并不时派预备队反击，红军虽多次突入敌方阵地终无大进展。”激战至黄昏敌援逼近，红军决定撤退。红军的伤亡会如此重大使毛泽东始料未及。战斗失利，使建立黔北根据地计划受挫，是导致红军四渡赤水的直接因素。虽吃了两次败仗，但最终毛泽东迅速修正错误，正确分析敌情，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两次入川，两占遵义，大战娄山关，兵临贵阳，威逼昆明。

    记住，红军参加过青杠坡战斗的人里面，不仅有后来的两代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还有共和国的三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刘少奇、杨尚昆）、一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五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杨得志、耿飚、张爱萍）、七大元帅（朱德、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罗荣桓、叶剑英），以及陈云、董必武、林伯渠、胡耀帮等共和国元勋，还有150多名开国将军……由此，被称为我军史上参战人员“级别”最高的战斗，这在世界军事史上亦属罕见。

    不同的史料——关于土城一仗，时任郭勋祺旅参谋长（副官长？）的胡秉章在1983年12月写了《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之经过回忆》（见《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一文。胡亲身经历作战全程，他保证这是“求实存真的忠实记录”。他写道，那一仗不是红军的战斗力不强，而是郭的“运气太好”。其一，郭旅在向土城追击红军时，胡“突然在道旁拾到一张四寸多宽，捏皱了的油印文件，展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红军诱敌深入聚歼郭旅的计划。郭当机立断，抢先占领红军口袋阵的制高点狮子梁，使红军居高临下的歼灭战计划变成了自下而上的攻坚战。其二，当时郭旅只有6千多人，与数倍于己的红军大战两昼夜，已濒临绝境。这时一个叫王清泉的手枪营连长被红军俘虏，朱德、毛泽东亲自进行审讯，这个连长谎称郭旅附近还有八、九个旅，“就把敌人吓退了”。实际援军两天以后才赶到。这个连长被红军释放后向郭报告了此事，郭当场给这位“泄露军机”的连长奖赏100元银圆，委以营长之职。这两件事当时在刘湘军中被传为奇闻笑谈，而至今许多出版物仍然把这位被俘连长的口供当真。

    据说，郭勋祺意外拾获红军作战计划后，紧急追回了已经向青杠坡前出的部队，经仔细研究后针对红军部署派出一支轻装部队，抄枫村坝北面人迹罕至的狮子梁山间小路包抄土城，其余各部则抢占沿线高地向红军反击，并紧急从后方调运弹药。出奇兵抄狮子梁这一招是郭勋祺的一着高棋，的确出乎红军预料。而沿枫村坝向青杠坡前进的川军又一路抢占高地，致使中革军委打郭部伏击的计划泡了汤，战斗当然也就越打越困难。打到后来，郭部那支“奇兵”先于红军20分钟抢占了狮子梁高地，还差一丁点儿就冲到军委设在漏风垭的前进指挥部，最后毛泽东不得不把陈赓的干部团调上来反冲锋，才算遏制住川军的势头。那时，毛泽东就在土城老街后面水狮坝西北一座叫“大埂上”的高地上指挥战斗，若漏风垭被占，郭部的火力就够得着这大埂上了，其后果难以想象！

    以“北渡长江”为目的战斗除了中央红军主力进行的青杠坡战斗外，还应包括红一师进行的黄陂洞战斗、红二师进行的复兴场战斗、红九军团进行的箭滩战斗等，这一系列的战斗或可构成一个战役。

    最后，说一说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的郭勋祺其人——摘自《抉择（下）•非常轨迹》及《被遗忘的战役：红四方面军血战八丈》：郭勋祺系四川双流人氏，时年17投入川军，因作战勇敢得一雅号“郭莽娃”，提升很快，至1922年27岁之时，已官拜刘湘部第四师第七旅少将旅长。陈毅1922年留法归来在重庆《蜀报》任主笔，经其大哥陈孟熙介绍与郭相识，因两人同嗜足球且爱下场切蹉，遂成莫逆，结谊终生。大革命时期，郭受刘伯承、杨闇公、陈毅等影响，倾向进步，同情革命，多次掩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大革命失败后，帮助陈毅等共产党人脱险。1926年，因与中共四川领导人杨暗公和朱德有来往，他被刘湘摘掉过旅长兵权。1935年11月，升任刘湘模范师师长的郭勋祺在天全阻击南下的红四方面军，被许世友的四军攻破。抗战爆发时，他请缨出川，作战积极，迭创敌寇，所部与新四军互为犄角，始终友好相处。为此备受了蒋系特务诋毁，怒而欲率部“投共”，被项英以“维护统一战线”为由拒绝。1937年他任144师师长在太湖与日军恶战，直至身负重伤，是川军抗战打得最好的仗之一。1939年被蒋介石借故捋去兵符，撤了他的50军军长之职，竟于8年抗战间赋闲5载。抗战胜利、内战再起，蒋公用人之际，令曾扩情督其出山，然用而存疑，左右俱安插蒋系人士。1948年春，蒋介石令其（任襄樊绥靖区副司令）与蒋系高特康泽共守襄樊，为避免与共军及故交作战，向康建议撤守，为康拒绝。7月，襄阳城破，其被俘。刘伯承急电前线将其送至中原军区，刘伯承、陈毅联袂前往相晤，甫见面，陈毅大呼“翼之兄，大炮不长眼，你啷个跑到襄阳来了嘛！”郭亦喜极，连呼“仲弘”，相拥言欢。言欢毕，郭自荐回川策反川军旧部，刘陈详研后应允，作为中共特别党员回川运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公及诸多故旧友好，促成多支国军部队起义。建国后任四川省水利厅长、省体委副主任。1959年12月28日郭勋祺病故，终年64岁。

    历史有时就是扭来扭去的。郭勋祺这样带“倾共”色彩的人，被刘湘选为“追剿”领兵人是否有留一手的意图？但，为什么郭却没有留一手，而险些将红军置于赤水河畔死地？土城之战后他对同学兼“掉帖弟兄”的胡谈心说：“我们在学校时，学习过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知道共产党也有许多建国方法是好的，不过激进一点。我从内心上，何尝愿意与他们硬拼。这次土城之役是他们布好阵地蓄意要歼灭我们，不是我们想去打他。既然已经钻进了他的口袋，……不得不努力拼搏”。

    现在已不可得知，郭勋祺当时是否意识到，他的“努力拼搏”造成毛泽东取得红军指挥权后指挥的第一仗失利，将是多么严重的后果！当然，也由此引出了毛泽东一生得意的“四渡赤水”杰作。不过，可以看出的是，共产党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还是念旧与宽容的，哪怕他曾经那样地加害过自己！

    禹明先的署名文章：（他称之为“土城战役”，包含复兴场战斗、黄陂洞战斗、青杠坡战斗等）

    土城战役作战时间上起1月24日，由中央纵队五军团三十九团在梅溪河阻击川军郭勋祺部前卫第八团的战斗而拉开序幕，止于28日晚对溃守风村坝泥垭坪的郭勋祺、廖泽两部的攻坚战，历时五天，作战地域范围东起良村的梅溪河，北到赤水县的复兴场、黄陂洞、箭滩（官渡北侧）等地。国民党将帅李以劻则认为，“土城战役”的作战地域范围还包括2月2日至3日红一军团对叙永县城的攻坚战。李以劻的这个认定是正确的。因为叙永的守城川军是刘湘设置在土城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西部防线，是“土城战役”最后作战的西部战场，也是“土城战役”结束的最后一战。因此，“土城战役”的整个作战时间应该是10天。而“土城战役”的中心战场是在土城附近，刘湘和潘文华两人都把在土城一带围歼中央红军作为这场战役的主要目的，因此称为“土城战役”（土城附近中心战场的作战范围又包括猫猫岩、青杠坡、凤凰嘴、三锅桩等四个战场）。因此“土城战役”涉及的地域范围包括川、黔两省边邻地区的赤、鳛、叙三个县，作战地点分为梅溪河、青杠坡、猫猫岩、凤凰嘴、三锅桩、复兴场、黄陂洞、箭滩和叙永城等九个战场。

    关于“土城战役”，临战前敌我双方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和作战思想准备是不同的。1日26日晨，中革军委从东皇场发出通报全军的电文是：“吸引敌人（郭勋旗部）于土城之东，准备会合三、五军团共同消灭该敌。”而当日各路围堵川军接到的命令是：“全军官兵抱必死决心，奋勇阻截”中央红军。由于毛泽东等中央红军高层领导对敌情和战争形势判断不准，特别是对后面紧跟而来的川军三个旅九个团估计不足，误认为只有四个团，因此红军高层普遍轻敌，认为敌人的战斗力可能不太高，消灭这股川军不成问题。据时任三军团五师特派员的陈复生《我的长征路》一文披露：“土城战役开始前，毛主席和彭德怀都很有信心在土城打胜仗……那个时候彭德怀同志还跟我说：‘你们准备啊，准备接待俘虏’。”由于26日向北和向东北开进的一军团和九军团均受阻不能前进，战场态势已呈现川军有从北、东、南三面合围中央红军的意图，形势不容乐观。于是毛泽东采取北守南攻的作战策略，先集中兵力消灭后面这股川军。据陈昌奉回忆，为了打好土城这一仗，“27日下午，毛主席曾用半天多时间到土城后山（大埂上）观看战场地形和选择野战司令部指挥所地址”。当日下午5时30分，中革军委正式下达28日晨消灭尾追川军四个团的作战命令。但到当晚20时从破获川军的电报中，得知26日潘文华已令后面的郭勋祺等四个旅向土城方向猛追而来的情况后，毛泽东等红军高层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并决定由朱德和刘伯承两人亲自到前线协同彭德怀指挥这场战役。据杨尚昆回忆，当晚毛泽东还亲自到青杠坡战场前线观察敌情和部署兵力。

    土城战役中心战场的决战共计作战时间为一天半。27日下午3时左右，川军郭勋祺旅三个团紧追五军团赶到青杠坡地域，潘佐旅三个团赶到风村坝和隆兴场东北面的布带坎一带，并很快抢占了青杠坡、猫猫岩、凤凰嘴和布带坎一带山顶有利地形。面对这一不利形势，紧接着下午3时半，红军组织三、五两个军团分别向猫猫岩、青杠坡、凤凰嘴三地川军展开反击，准备夺回有利地形。由于红军立足未稳是仓促应战，加上行军疲劳和地形不利，经过两个来小时的激战，三个战场的进攻都未能凑效。为了消灭掉这股先期赶到的川军四个团左右的兵力，然后再腾出手来对付后续赶来的川军四个团左右兵力，毛泽东决定战斗从28日凌晨开始总反攻，力争在两到三个小时内结束第一阶段战斗。由于猫猫岩至尖山一线山脊是保卫土城的最后一道屏障，但此山脊的东北端制高点已被郭勋祺部第七团占领，因此攻占猫猫岩，然后威协和配合三军团五师夺取青杠坡郭勋棋部第八团阵地，是红五军团三十九团的主要攻击任务和目的，为此，刘伯承总参谋长亲临三十九团前线指挥。战斗首先在猫猫岩打响，随即青杠坡、凤凰嘴、三锅桩等战场战斗也展开。

    红五军团三十九团与川军经过十余次的反复争夺后，上午8时，出乎预料，川军廖泽旅兰、王两个团赶到青杠坡，立即将一个团投入猫猫岩向三十九团阵地猛扑过来。三十九团阵地被敌人突破，川军沿山脊下冲向土城扑来，形势十分危急，毛泽东命令干部团火速上去增援。陈赓团长和宋任穷政委在刘伯承总参谋长的统一指挥下，向川军郭、廖两团发起猛烈攻击，川军节节溃退，眼见干部团即将占领猫猫岩川军阵地制高点时，廖泽部的另一个团又增援上来，把干部团压回了原地。当日潘文华转报前线战况说：“我廖旅当面亦受匪猛烈攻击，并以大部向我左翼抄袭，兰、王两团即趋歩前往增援，奋勇还击，战约数小时，始将匪击退。”聂荣臻元帅曾对此处战斗回忆说：“一开始打得还是不错的。红三、红五军团和干部团先投入战斗……干部团攻击很猛，硬是攻到了郭勋祺师部（实为郭部第七团指挥所）附近，敌人已经感到弹药匮乏了，突然（敌）三个旅（实为廖部另一个团）增援上来，由于得到子弹、手榴弹的补充，才把我干部团压了下去，反而转攻为守。”

    在青杠坡之后的凤凰嘴战场，三军团四师十团担任从后方动摇和切断青杠坡、猫猫岩两战场川敌退路的攻击任务。该团在师政委黄克诚、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和团长姚喆、团政委杨勇等人的指挥下，经过三小时的激战，把川军郭勋祺部团长袁治带领第九团的两个营从凤凰嘴后侧的生基坳击溃到了沙溪口右侧桐梓园之上的泥垭坪，郭勋祺后背防线开始动摇，他急令潘佐部的一个团前来增援（当日中午12时，彭德怀为此电告野战司令部：“当面之川敌教导师……一部本日被我击溃”）。袁治利用其红军攻击路线为85到90度的陡坡和泥垭坪西南端石寨门坚固工事等有利地形拼死抵抗，才使十团的攻击受阻，双方相持不下。

    而隆兴三锅桩战场，三军团四师十一团奉命打阻击，以保障青杠坡、猫猫岩、凤凰嘴三战场的歼敌任务。该团在团长邓国清、政委王平的指挥下，以该团二营为主攻，三营为预备队，利用有利地形阻击潘佐部的张益斋团。由于行军疲劳和轻敌，战斗打响后，敌人从右侧后偷袭而失去有利地形，最后为了争夺三锅桩核心地位的白善土小山顶制高点，双方反复争夺十分激烈。潘文华当日为此电报说：“在隆兴场激战者，为三军团彭德怀部，刻尚在土城东端猛战中。”说的就是三锅桩战场情况。

    土城战役中心战场的几处战斗，由于临战前各山顶有利地形全被川军占领，战斗打响后红军全线处于仰攻状态，加上每人只配发二十发子弹，致使战斗开展十分困难，许多次战斗都是只能让敌人靠近或冲入敌阵用大刀和石块与敌人拼搏，按照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的说法，土城战役是场“恶仗”，每迈出一歩，都要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到28日中午各战场仍是相持不下状态，这时无论敌我哪一方只须增加一个法码，战争胜利的天坪就会倾向他。因此，当28日中午13时一军团二师赶回增援时，周恩来给四师政委黄克诚发出一个胜利在握和尽快结束土城战役的电文，说：“我二师已到，今14时参加五军团方面的突击。决心以第二、第四、第十三师（五军团）三个师及干部团全力消灭当前之郭旅后，即乘胜向青杠坡以东追击，并协同四师继续解决潘旅；第四师应在解决郭旅实行追击时，即向潘旅出击，并担任向东皇殿追击的任务。并告朱及彭、杨。”

    一军团是中央红军中的王牌，二师则是王牌中的王牌，因此当二师赶到后，周恩来向全军发出一个满有胜利信心的电文。据陈昌奉回忆：当日下午一点钟左右二师赶到后，“就在土城后山坡的半坡上（大埂上），主席召集指战员们开会研究，又继续打到黄昏”。于是，当日下午14时，二师以第五团担任主攻，四团为预备队，在朱德和团长张振山、政委赵云龙的指挥下，五团从猫猫岩和青杠坡两战场的接合部位水平出击，直捣青杠坡郭勋祺第八团指挥所。二师五团和干部团等先从尖山和猫猫岩西南侧山脊高地用猛烈炮火向青杠坡川军阵地轰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将川军青杠坡阵地第八团消灭掉大半，郭勋祺和廖泽两部向风村坝落荒而逃。郭勋祺在当日下午溃败前向潘文华告急电文中说：“我部第八团阵地地势低下，受匪瞰射，该团官兵伤亡过半，士兵伤亡更重，阵地几不能守，本指挥亲率九团丁营及特务营、机炮营前往增援，奋勇攻击，往复冲复数十次，匪我伤亡甚大……”郭勋棋部被红五团等合力击溃后，朱德指挥五团乘胜猛追，一口气追到了十多华里外的风村坝西侧沙沟头。此处为葫芦形峡谷，三面为壁立高山，其南侧是泥垭坪，如果红五团冲破这个隘口，风村坝和泥垭坪就无险可据，郭、廖、潘三敌要么被全歼，要么继续落荒而逃。可惜地形不帮五团的忙。郭勋祺和廖泽两人从青杠坡败退下来后，一面组织残兵利用沙沟头的有利地形封堵朱德指挥的红五团，一面急令留在风村坝作机动的廖泽部最后一个团火速赶来增援，红五团因是孤军深入，被敌人从东、南、北三面高地俯射封堵包围，朱德指挥五团发起多次冲锋，都未成功。聂荣臻元帅曾回忆这次战斗说：“我二师的部队（五团）曾经陷在一个葫芦谷形的隘口中，来回冲杀，部队无法展开，伤亡较大，五团政委赵云龙牺牲，部队处境十分危险。”当年五团通信员李辛后来也回忆说：“我们团在土城打得很勇敢，朱总司令到我们团作前线指挥，后来被敌人包围了，很晚才从山上退下来。”另据郭勋祺警卫营长郭文炯后来讲：“郭勋祺败退到风村坝时，已阵线动摇，正面已不能支持……恰值廖泽旅一个团赶到，亦令全团加入正面作战，同时命令机炮兵尽量轰击，一直到弹药打完，激战至黄昏，始将正面阵地保持下来。”郭文炯说是廖泽部的这个团救了郭勋褀的命。2月4日黔军副总指挥何知重在风村坝发给王家烈的电文报告此处战斗说：“匪被川军廖海涛师击溃于土城之九里十三沟（塆）……”

    郭勋祺从青杠坡败退下来后，把指挥所设到风村坝西南侧的泥垭坪，作困兽之斗，眼看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泥垭坪地形东、南、西三面为悬崖陡壁，只有北面靠风村坝一侧为缓坡，是一处只有死路而无生还的绝地，郭勋祺败退下来困守这里，证明他已经是再也没有退路了，若是再往后方溃逃，刘湘决不会绕过他，因此只能抱定“必死之决心”孤注一掷了！而凤凰嘴的四师十团，听到郭勋祺从青杠坡败退下来困守泥垭坪的消息后，全团官兵很受鼓舞，按照周恩来的指令：“第四师应在解决郭旅实行追击时，即向潘旅出击”的作战命令，姚喆和杨勇把全团投入战斗，对泥垭坪西南侧山顶关口发起猛烈攻击，以期协同红五团围歼退守泥垭坪的郭、廖两敌。但进攻的目标地形太陡太高，川军在高处拼死拒守，十团仰攻多次伤亡很大，团长姚喆、政委杨勇、副团长文年生、团参谋张震等均负伤，但十团官兵仍揪住敌人猛攻不放，战斗中使敌人伤亡也很大，并在石寨门左侧击毙川军一个姓王的排长。关于此次战斗，郭文炯曾回忆说：“右翼支队方面，亦被红军猛攻数次，由于地形太高太险，且左方高地已为（从猫猫岩前线败退下来的七团）凌谏衔营占领，才使得这三部川军逃脱了全军覆灭的危险！”

    而奉命在三锅桩打阻击的四师十一团，听到郭勋祺从前线败退下来的消息，也很受鼓舞，投入二、三两个营的兵力，向潘佐部张益斋团猛烈攻击，以期获胜后向东皇殿追击。为此，敌我双方为争夺白善土山头，展开了一场近战和猛战，双方伤亡都很大，川军有五个军官在此战中被击毙，已知其中一个为营长。潘文华当日电文批露此处战斗说：“匪以大部向该旅猛扑，官兵死力抗战，匪终不得逞，激战至晚，匪受创颇巨。”由于土城战役双方决战已经打了一整天，前线指战员们已很疲劳，毛泽东看出刘湘有意要让郭、潘两部（实际还有廖泽部）拖住中央红军，再行调军围歼的目的，因此当日傍晚毛泽东下令红军全线主动停止进攻，于次日凌晨西渡赤水河。

    回顾土城一战，中央红军一开始就对川军兵力判断失误，仅从27日下午从猫猫岩、青杠坡、凤凰嘴、三锅桩（布带坎）四处战场与川军接触相持的情况，误认为川军在每个接触点上有一个团的兵力，因此认为当日赶到青杠坡、风村坝地域的川军约为四个团左右兵力，不知川军是两个旅六个团。值到29日凌晨的渡河电文中，都还以为廖泽部只是赶到了东皇殿，未投入土城前线作战，因此误认为如果29日再战，廖泽部增援上来会增加红军的进攻阻力和伤亡，不知道廖泽部三个团28日上午8时已赶到投入了战斗，川军前线已无援兵可增加了，只要29日上午再战两个小时左右，川军就会被歼灭，因此失去了一次消灭郭勋祺部的绝好时机。另外，28日下午6点来钟，当二师五团在沙沟头三面被川军围困的最后关键时刻，郭勋祺部的子弹已经全部打完了，此时郭勋祺已十分恐慌，因为此处距离风村坝只差一步之遥，二师五团只须一个猛冲，郭勋祺和廖泽两部就会被消灭掉！可惜就在此时，夜暮降临，五团只得停止攻击，夜深后奉命撤回元厚，让郭勋祺逃脱了一次被歼灭的危险。聂荣臻曾回忆说：“土城一战，我军指挥上存在缺点。”彭绍辉《长征日记》也说：土城一战，在二师五团进攻的关键时刻，“因协同不一致，战斗未解决（没有消灭掉川军）”。这明显是针对彭德怀这个前线总指挥而言的，因为当时彭德怀误认为郭勋祺已是溃不成军，有二师五团这个王牌中的王牌追歼收拾残局已足够了，没有想到二师五团是孤军深入，因此没派其他部队增援上去，致使五团被困，朱德遇险。如果二师五团乘胜猛追时，干部团或五军团抽出一个营的兵力沿五团左上方山梁增援穿插过去，将川军的三面包围圈打乱，五团就必定会冲破隘口而获全胜！以上两种失误，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等中央红军高层领导留给红军和后人的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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