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临时中央政府广场，在广场一角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纪念赵博生烈士而建造的“博生堡”，梁柏台工程指导，钱壮飞设计，与红军烈士纪念塔同时动工、同时建成。整个堡由青砖砌成，呈四方形，其寓意为赵博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的。

    赵博生，生于1897年，河北省黄骅县人，1917年保定军校毕业后，曾任西北军特种兵旅长、国民革命军二十六路军参谋长等职，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2月领导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后任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因指挥作战有功，红五军团成立一周年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令嘉奖赵博生，并授给他一枚红旗勋章。1933年1月，蒋介石的主力第九十师，二十七师和十五师向金溪、南城一带苏区进犯。赵博生奉命率4个团在长员庙吸引和钳制三倍于已的敌人，激战关头，赵博生亲自带领军官组成的最后突击队，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冲锋，在距敌百米远的地方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6岁。毛泽东称赵博生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博生堡内墙上嵌着的《赵博生同志传略》。靠墙立着高大的花圈。人们没有忘记先烈！

    在临时中央政府广场的另一角，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纪念黄公略烈士而建造的“公略亭”。公略亭与红军烈士纪念塔同时动工、同时建成。亭子呈等边三角形，三脊攒尖顶，亭中立着三棱锥状石碑，正面刻“公略亭”三字，碑铭为彭德怀所书。

    黄公略，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7月21日带领三营在平江县嘉义镇举行起义，旋率部抵县城天岳书院参加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第四团党代表。9月，彭德怀率主力上井冈山，黄公略率红五军第一、二、三纵队留在乎江、浏阳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创建湘鄂赣苏区。1929年 8月底，彭德怀率部返回湘鄂赣后，他任第五军副军长。1930年1月调任第六军（后来改为第三军）军长，在赣西南地区领导发动群众，发展革命武装，将分散的游击区连成片，形成大块根据地。（毛泽东诗词《蝶恋花•从汀州到长沙》所写的“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即为此时之事。）1931年9月15日，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他率部行至吉安东固六渡场时，遭敌机袭击，身负重伤牺牲。

    返回，再穿过临时中央政府广场，回到旧址民宅群，看见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

    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简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公安保卫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成立于1931年11月，隶属于中央人民委员会，内设侦察部、执行部、政治保卫大队、秘书处（后改总务处）、红军工作部和白军工作部。……

    初期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为邓发，他还兼任侦察部部长，后由张然和、钱兆凤和汪金祥接任；执行部部长李克农，后由李一氓接任；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吴烈、政委海景洲；秘书处（后称总务处）处长欧阳毅。1932年增设了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白区工作部，部长张国俭。1933年4月，国家政治保卫局随临时中央政府机关由叶坪迁往沙洲坝，驻铜锣塘；1934年7月，迁驻云石山艾园岭下，1934年10月，随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

    绕过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走到树林中，树下有4列十几排石凳对着一个4个柱子的讲台，就是“列宁台”，小型的露天会场。这是当年红军战士宣传革命的地方，表演节目的舞台。

    在列宁台的背后，是一条静静的河流，应该是绵江河（瑞金的母亲河），河边是新增加的景点——水上码头。

    沿着河边小道走去，看见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旧址，包括史迹陈列馆。全总苏区执行局是全国总工会在苏区的派驻机关，是苏区工人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1931年2月在江西吉安富田正式成立，7月经兴国迁来瑞金。1933年4月，全总苏区执行局从叶坪搬迁到沙洲坝枣子排，与从上海迁来的全国总工会合署办公。2001年全国总工会拨款维修了全总苏区执行局旧址，并进行了复原陈列。

    红军无线电总队旧址。红军无线电总队是红军无线电通讯组织的领导机构，1931年9月随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从兴国迁驻这里。在“一苏大会”期间，红军无线电总队设立了专台为大会播发新闻。后来，在这个电台的基础上组成红色中华新闻台，行政上归中革军委无线电总队管辖，业务上归红中社领导。1933年4月，红军无线电总队随临时中央政府迁驻沙洲坝。

    背景资料：红军出色的无线电情报系统——军委二局

    1932年初，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第3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缴获了大量敌人的装备，包括多部无线电台。为此，中革军委决定将总参谋部执行侦听任务的侦察台从通信部门中分离出来，成立中革军委二局，专门执行无线电侦察任务。军委通讯处（无线电总队）于1933年5月拆分为总参谋部二局、四局。二局成立后，在局长曾希圣的领导下，侦听能力迅速提高，通过刻苦努力，多次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多种版本的密电码，为红军反“围剿”提供了可靠情报。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军委二局基本上已经具备了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类密电的能力，成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秘密武器。在长征途中，军委二局多次发挥奇兵作用。

    在中央红军长征的初期，每天的行军作战异常紧张，来不及架设电台展开侦听与破译。幸亏早在1933年秋，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他带给红四方面军一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册。这本册子在长征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就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敌人信息，整理汇总后电告中央红军，给中央红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当年红四方面军负责接待廖承志的傅钟后来说：“那本密码电报破译法万分宝贵，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我们都了如指掌。1935年春天，当一方面军为了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行‘四渡赤水’战役时，情况极度紧张，常常难以架设侦察电台，也多亏有了承志同志带来的破译法，才得以把我们的侦察电台截获的敌军情报，按中央军委指示，及时转了过去。”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对红四方面军负责情报工作的宋侃夫说：“我们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黔、川、滇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的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

    当时，敌强我弱的态势是明显的，但从战场信息掌控这一点来看，红军明显占了上风。虽然敌我双方电台也展开过反侦听、防破译的较量，但红军总是能占得上风。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敌我双方电台技术人员较量中，红军技高一筹。

    长征途中，在曾希圣局长的领导和参与下，二局破译科共破译国民党军各类口令密码860多种，其中曹祥仁破译速度最快、数量最多。二局副局长钱壮飞“是侦破敌人情报的专家”，不幸在南渡乌江时牺牲了。

    据曾经担任曾希圣秘书多年的邓伟志回忆，毛泽东曾感慨道：“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

    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红色中华通讯社是我党在根据地创建的第一个通讯机关，成立于“一苏大会”期间，是新华社的前身，成立之初设红色中华新闻台，用无线电对外播发新闻。1933年4月，红色中华通讯社随临时中央政府迁驻沙洲坝。

    中央警卫营旧址。中央警卫部队原为连的建制，于1931年9月随同中央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迁驻在此，担负安全保卫工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党、政、军机构及其工作部门相继建立和完善，警卫任务随之加重。因此，中央警卫连于1932年7月扩充为中央警卫营。1933年4月，中央警卫营随同中央机关迁驻瑞金沙洲坝。墙上的标语是“扩大百万铁的红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总金库旧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总金库于1933年1月在此建立，归财政部国库管理局管理，负责国家现金的收付和保管等项业务。总金库由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兼任主任，有会计、出纳各1人。1933年4月，总金库随同国家银行迁驻瑞金沙洲坝。

    但我跑得挺辛苦，却没有发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国家银行于1932年2月1日正式成立。成立之初，银行只有5人，毛泽民任行长，会计、记帐、出纳、杂务各一人，启动资金仅20万大洋，堪称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1933年4月，国家银行随临时中央政府迁驻沙洲坝。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旧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妇女改善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4月，在中央苏区两年多时间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写下中国妇运史上诸多第一，为根据地革命斗争及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培育形成的“坚定信念、砸碎锁链、自强不息、无私奉献”苏区妇女精神。2004年，全国妇联拨出专款修复了这个旧址，并挖掘相关史料进行陈列展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出版局旧址／中央印刷局旧址。中央出版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新闻出版发行事业的管理机构，1931年12月在此正式成立。中央出版局内设出版科、编审科、总发行部、财务室等机构。1933年4月，中央出版局机关从这里迁到沙洲坝办公。

    中央印刷厂石印部旧址。

    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生产钱币情景再现

    又回到中央印刷厂旧址（另一个门）。

    背景资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及当时的苏维埃货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麻雀虽小，却肝胆齐全，它的分支机构遍地开花，业务范围包罗万象。当年它一柱擎天，为发展苏区经济，改善、保障民生，支援革命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因陋就简建央行　土法上马造国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成立之初，苏区各地并行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单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就多达150多种，还有布钞10余种。金融市场杂乱无章，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和经济正常运行，统一货币、统一财政刻不容缓。

    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国家银行，筹划印刷、发行国家货币，但临时中央政府既不提供场地，也不配备设施，只给了他五个编制。毛泽民知难而进，经过精挑细选确定了出纳、会计、记账和勤务等职员，随后又在叶坪村谢氏宗祠附近租借了一幢简易民房，几张桌子、几把算盘一摆，国家银行开始运转。与此同时，中央造币厂也在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的基础上扩建成立，人员、机器陆续到位。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印刷货币首先需要票样图案，中共汀连县委宣传部长黄亚光被推荐为最佳设计人选。但其时他因卷入一宗冤假错案，即将处决。危急关头，毛泽民挺身而出，把他从刑场上解救下来，委以国币设计师之重任。黄亚光果然不负厚望，很快就拿出了一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浓厚政治色彩的票样图案。中央造币厂的技师们也大胆革新，巧妙地利用原江西工农银行的影制铜版，剪贴、改造成了国币印刷铜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印刷货币还需要专用的油墨和纸张，可是毛泽民派到敌占区的各路采购员，均因国民党封锁严密，无功而返。他一急之下，索性一头扎进土纸作坊，带领造纸工人采用树皮、毛竹和破棉、废麻作纸浆原料，掺入适量细羊毛，成功地生产出了具有韧性和防伪性能的钞票纸。他用同样的土办法，带人上山刮松脂，烧烟油，配上熟桐油，试制出了合格的油墨。

    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首批国币正式开印，半年内印制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和壹圆5种纸币共65.61万元。此外，他们还把各级苏维埃政府保存和散落民间的金银铜器集中起来，铸造铜币、银币和银洋等硬通货，充实国库储备，方便对外交易。国家银行所发货币币值稳定，准备金充足，宣传解释工作得力，很快就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信任，他们纷纷交出旧币，兑换新币，中央苏区的货币和财政渐趋统一。

    既拿算盘又拿枪　深山老林设金库

    国家银行的业务除了发行货币、公债和期票，办理存款、贷款、汇兑和票据贴现，还有一项代理国家金库的特殊使命。每逢部队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要派人一手拿算盘，一手拿枪，深入前线接收、押运战利品，筹集军费和战备物资。

    1932年6月和10月，国家银行分二期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共180万元，次年又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并从中拿出20万元设立储蓄基金，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用于支持工矿生产，促进对外贸易。

    正因为经营有方，管理得法，国家银行在短期内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迅速发展壮大。总行设有2个处、7个科和1个总金库，工作人员增加到50名。下辖福建、江西2个分行、分金库，1个瑞金直属支行、4个兑换处、5个金银收买处和几十个代兑处等机构，触角伸向苏区内外，业务涉及不同领域，为新生的红色政权积聚了雄厚的财力和物力。

    为了确保国家财富的安全，国家银行还在石城县横江镇张坑村烂泥坑设立了一个秘密金库，金银财宝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运来，被封存在一口巨大的地窖里。2名便衣特工以熬樟油为名，长期驻守，国家银行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定期派人巡回检查。

    肩挑背驮踏征程　一路行来一路歌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国家银行14名业务骨干被编入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15大队。国家银行逐渐中止了货币印铸和发行，各地分支机构相继关闭、停业，结束了它们的光荣历史使命。

    秘密金库的大部分财物也被分散到各部队保管。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长征胜利结束。此时，第15大队14名国家银行干部仅剩下8人，而两担黄金、银元依然原封未动，保存完整。

    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与原陕甘晋银行合并，组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国家银行自开办到停止，历时3年零9个月，印刷、发行货币800万元，但因受国民党几番“清剿”，红军数度自毁，再加上自然消损，流传于世的已不多。新中国成立后，人民银行曾以1:1的比值，收兑到771616.55元，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苏维埃国家货币虽然纸质粗糙，印制简陋，但票面设计质朴而不失典雅，富有民族特色，其中的花纹图案一直沿用至今。   （摘自《党史文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对外贸易总局旧址。中央对外贸易总局于1933年4月在瑞金成立，隶属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下设业务科、采办科、会计科、出纳科、保管科、管理科等机构，工作人员开始只有30多人，后来发展到80多人。中央对外贸易总局主要任务是管理苏区对外贸易事宜，设法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保证苏区境内的产品与境外的商品经常的交换，消灭农业生产品与工业生产品的剪刀差现象。苏区的谷米、钨砂等产品运到白区，换回苏区军民急需的食盐、西药和布匹，保障了苏区军需民用物资的供应。1934年10月，对外贸易总局跟随中央机关离开瑞金。2001年，国家经贸委拨款对旧址进行了维修。

    看了这么多旧址遗迹，就走出围墙了，对面竖立的牌子上是“苏区印象”，应该是“仿真”区吧。果然，这些像民居的建筑上布满了“仿真”的红军标语和漫画。

    叶坪革命遗址中的村头路口、水上码头、河畔古樟和红军桥等4处景点是近年来新增加的。

    背景资料：陈诚下令摧毁“红色故都”“赤色建筑”，却不觉中对复建瑞金革命遗址作出了“贡献”——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打响之后，陈诚担任“围剿”北路第三路总指挥，他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击。”在飞机大炮的引领下，他指挥部队一直把碉堡修筑到了“赤色首都”的边缘。国民党东路军首先抢占瑞金后，他又奉蒋介石的命令，从东路军手上接管了“赤都”瑞金，负责对整个“赤区”实施清洗。

    当陈诚骑马来到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首都——瑞金叶坪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宽阔的红军广场，高高耸立的烈士塔，建筑讲究的检阅台、烈士亭、博生堡、公略亭，把个丛林覆盖着的叶坪村装点得颇为壮观。据知情者说，当时陈诚骑着马在这群建筑物之间转悠了三圈，接着他让摄影师将这些建筑一个一个拍摄下来，尔后才下令将这些“赤色建筑”全部拆毁炸掉。特别是对那座红军烈士纪念塔，他要摄影师从各个角度拍摄下来，而且还将塔身10块碑刻一块一块地拍照。陈诚所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这一举措后来竟为“共党”所用——当时，贫穷的共产党和红军还不具备为“赤色建筑”建档立案的能力，而陈诚所积累的图片（文字）资料并建立起陈诚资料文库（也称石叟资料文库），在解放后，为在瑞金叶坪乡复建“红都瑞金五大建筑”，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和难得的依据。

    在叶坪乡洋溪村还有瑞金红军壁画群。2001年，叶坪乡洋溪村未修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旧址内，发现罕见红军壁画群。在长4.2米、宽2.5米，用石灰粉刷的墙壁上，画了10多幅内容丰富、图案各异的漫画。漫画构图精美、故事内容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墙壁四面还写有“无产阶级解放万岁”等20多条标语。据万叶介绍，如此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图案清晰的红军壁画实属罕见，是目前发现的苏区时期最大规模的红军壁画。2008年10月，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文物普查队在叶坪乡松坪村中国工农红军通讯学校遗址内发现苏区红军壁画。壁画绘于校址内的墙上，大小分别为：长1.5米，宽1米；长2米，宽1.5米；长0.5米，宽0.8米。壁画人物栩栩如生，分别标记有“红军”、“国民党军”字样，并配有“红军是工农的军队”、“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打倒国民党政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

    回到瑞金市区——瑞金市，红都，市内的广场命名为“红都广场”，贯穿于市区的大道称为“长征路”；建有革命烈士纪念馆广场，广场上有毛泽覃烈士塑像。瑞金境内有180多处革命遗址，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纪念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收藏着1万多件革命文物资料）。在瑞金这块红色的土地上，革命遗址主要分布在叶坪村、沙洲坝、云石山等地。还留下了其他革命旧址，有大柏地的“弹洞壁”、乌石垄的中央军委旧址、洋溪祠堂的中央党校、大阜乡的红军大学等。瑞金是全国重点革命历史文物最多的县市。

    如今，在瑞金市区路边竖立着飘扬的红旗塑像，上面骄傲地标着“將軍縣”三个大字，而广场上，衬托着蓝天，远远地就看见“共和国从这里走来”的大幅标语，下方则是“红色故都　七彩瑞金”。这些无不透着瑞金人的自豪！

    瑞金先后有49000多人参加了红军，其中31000多人走上了长征路；仅在红军战略转移前，瑞金县一个月里就“扩红”参军5400多人，完成中央组织部、中革军委下达任务的130%，成为扩红突击模范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倒在长征路上，解放后，能找到烈士名字的只有17393人。

    我们在瑞金的一家小餐馆里吃饭时，周围的食客们对我们重走长征路颇感兴趣，大家一起聊了起来。我突发一个开玩笑的念头，对其中一桌围坐的一家人问道：“你们家有红军吗？”这家人有些疑惑，有人摇摇头。我立刻说到：“你们家一定是地主！”这家人中有位中年人急忙回到：“你怎么知道？！”我带点狡诘地笑道：“家里没有红军的，只能是地主家！”整个餐馆里的人都笑了，包括这家人。

    瑞金人有资格自豪骄傲！

    背景资料：中央红军在瑞金集结后出发——

    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命令第5号：由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率领的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纵队（又称第一野战纵队）；由纵队司令员李维汉、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发、参谋长张宗逊率领的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及全总、团中央等机关和卫生、后勤部队等编为中央纵队（又称第二纵队），从瑞金县梅坑等地出发，于12日到达于都县城北贡江镇古田地域。

    在中革军委驻扎地窑塘村朱屋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研究与部署了红军突围转移的工作，规定军委直属纵队及各军团之代号：军委为红星，第一纵队为红安，第二纵队为红章；一军团为南昌，一师为广昌，二师为建昌，十五师为都昌；三军团为福州，四师为赣州，五师为苏州，六师为汀州；五军团为长安，十三师为永安，三十四师为吉安；八军团为济南，二十一师为定南，二十三师为龙南；九军团为汉口，三师为洛口，二十师为巴口。同时发出电令将各补充团正式拨给各军团。

    10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从瑞金田心圩出发，12日到达其第一集中地域于都县城北大岭下。

    附记：红军长征第一桥（武阳桥）

    “红军长征第一桥”位于瑞金市武阳镇武阳村，距市区15千米，是1934年10月8日红九军团长征出发时路过的第一座桥。去武阳桥路线如下：出瑞金往南，G206国道1899-1901km处，路右有一白色标牌，标牌上的红字是“武阳苏富比博爱长征小学”（后四个字稍大），从此处向左进村（村中路很窄），约20米为“Y”路口，向右；数十米，路左有旧房舍，房舍墙上有文革年代的标语，继续向前百十米到一村口，向左拐进入巷道，一直往前不远（数百米吧），即可到武阳桥。此桥已经不是当年红九军团通过时的木桥了，现为水泥桥。桥前有一块石碑，石碑上是《新建红军长征第一桥碑记》，从文字看，此碑是1988年5月19日立。桥的另一面靠右侧桥头水泥柱（墩）上刻有“红军长征第一桥”七个字。参观后最好原路返回（出村到国道，路口有标志，却已是国兴村）。

    武阳桥是连接武阳村绵江河两岸的交通要道，原为木板桥，由13个桥墩、20余块木板构架成。红九军团于1934年10月初从长汀出发，7日晚到达瑞金，8日拂晓到达武阳桥过河。过河火把的亮光与战士的咳嗽声引来了早起的群众。顿时，沿河两岸群众纷纷云集在武阳桥旁，把鸡蛋、米果、大豆、花生、草鞋、斗笠送到红军战士手上，有的用松枝点火为红军照明。部队过桥时，由于桥身单薄，桥体摇晃厉害，又没有护栏，战士们不得不分批分段过桥，过桥速度很慢，群众中的精壮们就跳下河中，用身体顶住晃动的桥墩，让红军顺利过桥。

    1988年，瑞金人民把木桥改建为混凝土双曲拱桥。桥身距原址约100米，长111.6米，宽6米，两侧镶着造型美观的护栏，尤如一条巨龙横跨在绵江河上。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炮副司令员将军钟辉（瑞金籍）题写了桥名。1996年，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亲往武阳桥视察，挥毫题写了“长征第一桥”。

    在桥头附近，是1933年春天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春耕生产动员大会的会址。当年毛泽东带领一批红军战士来到武阳桥，在武阳村绵江两岸调查指导当地的春耕生产，亲自帮助两岸群众犁田插秧。由于武阳工农群众在春耕生产中的模范作用，亲自授予武阳区和石水乡“春耕模范”奖旗。

    故事：瑞金美食——“红军焖鸭”

    1933年，红军女战士肖月华受组织委派，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结婚，照顾这位洋顾问生活。李德喜欢吃鸭子，肖月华就在驻地池塘中养了一群麻鸭，经常煮鸭子给李德吃。一次煮鸭子时铁锅破了，肖月华情急之下临时用炖药的泥锅来焖鸭子，不料鸭子熟后不仅香嫩爽口，而且伴着微微的中药气味沁人肺腑，李德吃后大加赞赏。肖月华此后便一直用泥锅焖鸭子，并在鸭肚内塞进一些甘草、枸杞、党参等滋补中药。从此这种焖鸭的方法便在瑞金逐渐推广，人们称为“红军焖鸭”。这道菜经后人不断改进烹调方法和配方，已经成为瑞金有名的菜肴之一。且不要当作笑话，当年，就是有人从肖月华养在池塘中的鸭子越来越少、直至没了，推测出红军要有大行动。临出发前，李德还不忘带着做熟的鸭子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