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汀（汀州）是红军长征的四个出发点之一。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在长汀进行过革命活动。毛泽东曾经在这里挥笔写下“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的壮丽诗篇。

    长汀（汀州）拥有的革命“之最”——

    红军第一个军团建制——红一军团在长汀成立（1930年6月19日，红四军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的地方武装在长汀整编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一军团）；

    中央苏区第一次创设市级苏维埃政府——汀州市苏维埃政府；

    中央苏区成立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

    中央苏区成立第一个乡级红色政权——永红乡苏维埃政府；

    中央苏区第一个红色医院——汀州福音医院；

    红军第一次在长汀统一了红军军装；

    红军第一次在长汀发放了军饷；

    中央苏区成立第一支赤卫队——长汀赤卫队。

    长汀（汀州）是中央苏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被誉为“红色小上海”。长汀的工业、手工业当时是中央苏区工业的骨干力量。中央苏区第一批国营企业——中华贸易公司、中华纸业贸易公司、红军斗笠厂、红军被服厂等在长汀成立，还有中华织布厂、红军印刷厂、汀州弹棉厂、四都兵工厂以及炼铁厂、熬盐厂、樟脑厂、造纸厂等，为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战略物资。据史料记载，在1934年9月，长汀的红军斗笠厂就生产了20万顶斗笠，保证了红军战略转移时每个指战员都有一顶斗笠。

    行驶路线：到长汀（汀州镇）很方便，走G76厦蓉高速路或G319国道都可以。长汀县城（汀州镇）就在G319国道边上，离G76厦蓉高速路长汀出口也不远。从瑞金市区走G76高速路到长汀出口的距离不到50km，从长汀出口到长汀罗汉岭的距离约10km。

    我们先到的是长汀县城罗汉岭纪念广场。

    罗汉岭纪念广场就在路边，停车就看见瞿秋白烈士纪念碑。长汀是瞿秋白英勇就义之地。

    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碑总高30.59米，碑名为陆定一所题，碑文由中共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撰写敬立。碑座下分四个层次设平台，周围草坪地，坪地上建有方形、六角形几处花池。

    草坪地里立有“瞿秋白同志就義處”石碑，石碑旁边立着“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的国务院文物碑。六角形花池中央则是瞿秋白就义处。

    旁有瞿秋白烈士纪念馆。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1934年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后，他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在转移途经长汀水口梅迳村时不幸被捕，同年6月18日他沿着长汀西外街用俄文一路歌唱“国际歌”和“红军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被押至长汀县城西门外罗汉岭从容慷慨就义。

    背景资料：那些在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之后，留在原地坚持斗争的领导人

    并不是所有的红军都参加长征的，还留下了约1.6万余人的武装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在确定哪些领导人去留的安排时，在最高领导“三人团”中，很难说时博古（秦邦宪）是出以公心的，而外国顾问李德则始终站在博古的一边，周恩来即使有自己的意见也往往不被采纳。博古曾经说过，他是中央总书记，管干部，谁走谁留由他决定。和决定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一样，决定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人也不是党的集体领导研究的。结果，博古的想法也就会变成中央文件下达实施。

    对此，当事人陈丕显多年之后曾讲过如下这段话：“项英那时被留下来打游击就有被整的意思。……项英当时要是被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喜欢’的话，也就不会被留下来打游击了。”

    最先被确定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人有：项英、陈毅、瞿秋白、何叔衡、刘伯承、毛泽覃……。毛泽东这个名字，最初也是出现在留下领导人的名单里的。

    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后来回忆说，最初博古、李德并不打算带毛泽东走，后来因为他是苏维埃主席，又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

    瞿秋白，中共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他也和毛泽东一样，属于打击对象，所以博古说不同意他走。当他得知要他留在中央苏区时，就对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说“老毛，我希望随红军一起转移，但博古同志坚持要我留下，你给中央说说好吗？”毛泽东并不知道瞿秋白和王明、博古这些靠共产国际起家的宗派主义者之间有恩怨，认为自己是中央政府的主席，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的去留应当听听他这位主席的意见。因此，他痛快地对瞿秋白说：“请放心，我这就去找博古同志谈。”然而，当博古听到毛泽东为瞿秋白请命的话后，断然答说：“瞿秋白同志留下，不可更改！”毛泽东听后愕然，自知再说也不起什么作用，遂转身拂袖大步离去。毛泽东不甘心，他想到洛甫（张闻天）和王明、博古等人在苏联留学期间相知甚深，遂提议瞿秋白请洛甫出面再去找博古谈谈，瞿秋白听后摇了摇头，怅然地叹了口气，说道：“我跟他谈过了，他也找博古同志说了，结果是一样的：我必须留下。”毛泽东无比愤慨地拍案而起！博古为什么非要把瞿秋白留在苏区呢？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曾经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严肃地批评了王明、博古等人，平息了他们搞宗派活动酿成的“中山大学风潮”，以后，也不赞同他们的小宗派。

    何叔衡，中共“一大”代表，当时在中央苏区，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5人年龄较大，被人尊称为“五老”。何叔衡曾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检查部部长、临时法庭主席，因反对极“左”的肃反政策，被诬为“右倾”并撤销了全部职务。他被以“年龄较大”为由留在苏区，帮助当地乡政府做动员工作。

    而毛泽覃被留在苏区，那就是“沾”了毛泽东的“光”。

    此外，贺昌、古柏等也属于不被博古喜欢之列，都被留了下来。

    博古、李德、周恩来举行的最高“三人团”会议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之后，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及附近苏区的红军和人民坚持斗争。中央分局开始由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五人组成，后又增加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等七人为委员，项英为书记，陈潭秋为组织部长，瞿秋白为宣传部长。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但是，项英以及其他被留下来的同志堪称是临危受命，二话不讲，勇敢地挑起了这副以生命为代价的革命重担！

    陈毅于1934年8月28日在兴国老营盘指挥作战时不幸大腿中弹负重伤，后来转到瑞金红色医院治疗。也就是在此治疗期间，他读到了张闻天为《红色中华》撰写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感到了这篇社论就是红军转移的动员令。接着，在红色医院中开始悄悄地议论起红军转移的事情。他从自己严重的伤情想到了自己十有八九会被留下坚持斗争，为此，他给中革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写信，请求在红军转移前为他做手术。周恩来阅罢陈毅的来信，当即叫来了卫生部长贺诚同志，以命令的口气说道：“虽说明天就出发转移了，你必须请最好的医生，为陈毅同志组织实施外科手术。”贺诚组织医生把已经装箱准备起运的发电机和X光机拆箱，为陈毅做了手术。

    周恩来再忙，还是骑上战马，直奔红色医院去看望陈毅。周恩来首先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待。随后，他又向陈毅传达中央的决定：“你留下参加以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分局的工作。同时，由你出任中央政府留守处主任之职。你有什么意见吗？”

    陈毅自然清楚这副担子的分量！主力即将离去，敌军大兵压境，如何坚持武装斗争，如何保存革命力量，如何让留下的数以千计的红军伤病员在即将沦入敌手的苏区中生存下来，……无数的难题！但是，他的回答只有四个字：“没有意见！”这就是陈毅！

    陈毅在《忆三年游击战争》中回忆到：“对于如何坚持苏区的斗争，更是没有准备。当时，虽然也留下了党的中央分局（项英负责），和中央政府的办事处（陈毅负责），但对整个苏区敌后斗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没有布置。一时，苏区处于紊乱状态。”在被困梅岭的最艰难岁月里，陈毅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抱定牺牲的决心，写下大义凛然的诗句：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