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习水人民办红军节有无必要呢？我不清楚申办红军节的法律程序。如果经过民政部门批准，认为符合各种程序和手续，那么这个红军节作为地区的一种宣传红色文化和弘扬红军长征精神的活动，我以为是一个很好的创意。这种节，不是属于哪个地区能办、哪个地区不能办的事，当然，如果湖北红安、江西赣南等地已办了红军节，习水去争办，这不一定好。但是，别的地区没有办，习水首创了，这没有什么不好。关键是办红军节的内容。习水红军节研讨和宣传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长征精神，这是非常切题的。

    二、四渡赤水是中国战争史上的天才杰作

    我对战争史无研究，在座的军事专家们对此有很深的造诣，可以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我只知道中国古代以来的一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无须在此“班门弄斧”了。我这个“战争盲人”，只想说点直观的、粗浅看法。即我以为：像四渡赤水这样的战例，在中国战争史上极其罕见。能够称之为天才杰作的战例，在古代恐怕只有《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借东风”和“空城计”了。大众媒体广为宣传的这两出戏和影视片是令人叫绝的。但真实的历史究竟如何，是否真有那么神奇，可能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如果媒体演绎的是真的，那可称得上“天才杰作”。只有大军事家才能有那样的大智慧、大谋略。毛泽东的四渡赤水，在我看来，是可与之相媲美的。

    党史界、军史界对四渡赤水这个战例研讨的相当深入，论著发表了不少，我没有什么新话，也不想单纯从学理上去进行概念的推演，只想讲点个人的认识过程。在北大本科是学哲学，党史属公共政治课，一个学期的课时。老师讲红军长征时虽然讲过四渡赤水，但完全是概念式的，很简单，过后完全忘了。对四渡赤水之战，留有较深印象的，还是在做研究生时，看了报刊发表的萧华同志的《长征组歌》。特别是《东方红》影片中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演唱，使当时的年轻人都很感动。许多人都能哼上几句：“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黔境。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走路哼，开会前唱，青年学子们很喜欢那段唱腔，认为旋律很好，韵味无穷。唱它，能提精气神，有热血在沸腾之感。说真的，那时对歌词写的“四渡赤水出奇兵”，“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内涵，没有具体感受。因为那时的党史、军史知识很少，还怀疑这段歌词为文学夸张，是否在制造“个人崇拜”。

    真正对“四渡赤水出奇兵”，“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从心底里感到佩服，还是在我2003年走长征路，对这段历史作了实地考察之后。因为,中央红军是从突破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开始的。我既到了红军突破一、二、三、四道封锁线的作战现场，也考察了红军在土城、元厚场、九溪口、太平渡、二郎滩、茅台等6个渡口四过赤水的情况。前者是发生在遵义会议以前，后者是在遵义会议以后。这就使我很自然地要对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的情况进行比较。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歼”计划，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后，最重要的各有上述四次。而这对我们党和红军来说，两种领导，两个指导思想，最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

    遵义会议前，李德、博古搞主观主义和机械论，不从战事变化的实际出发，顽固地坚持原定的转移路线及目标，实行单纯的军事退却和大搬家的甬道式行军，缓慢前进，被国民党军队追着打、堵着打，使红军进入第四道封锁线时非常被动。湘江一战，红军遭受了建军以来最惨重的损失，折损3万多指战员。这就是“惨烈的代价”。所以我写《长征行》，称之为“惨烈的湘江之战”。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中央决策；主要军事领导也换了，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即中央的最高军事决策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恩来这时对毛泽东已有较深的认识。他在红军到达“鸡鸣三省”村子时同博古有过一段谈话。周对博说：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深知在中国干革命，离开了农民将一事无成，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战争需要他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周恩来的这段话表明了他对毛泽东之佩服。因此，在军事领导和指挥上，周不揽权，在做最后决策时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毛泽东的意见。这在苟坝会议上表现得最明显。第一天的会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的会翻了牌，经过周恩来的努力，完全赞同了毛泽东的意见。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周仍是团长。但周恩来在作最后决定时更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这以后，中央红军的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基本上是按毛泽东的意见办的。他实际上起着领导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