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噩耗传来，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与我们永别了。受本刊全体同志和读者的委托，本刊领导前往习老家中吊唁。悲痛之余，本刊连夜加班，撤稿换文，推出《永恒的星辰》、《随习老下乡》，以表达对习老的深切哀悼。　　
 
    2002年5月24日5时34分，一个高大的形象成为历史的定格。89度不寻常的春秋，89载非同小可的年轮，记录下难以磨灭的功勋与辉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穹隆中，升起一颗恒久不变的明亮的星辰。习仲勋，这个名字从此铭刻史册。一个人，他的肉体生命是有限的，但崇高精神长存。一个生命，难以超越生死轮回的周期，但高尚的灵魂，必将影响久远。当他高大的身躯像一棵大树一样在风中倒下时，我们奋力托起他的遗体，就在那一瞬间，更加感觉到他体魄的魁梧，领悟到他精神的伟大。“习老，延安人民想念您！”一句人世间最纯朴的话语，道出了根据地人民对您的无限深情。“习老，深圳人民深切怀念您！”一句人们发自肺腑的真诚的话语，代表着依靠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人们，没有忘记最早提议建立经济特区的勇敢倡导者。人们铭记着您的历史功绩。　　

    一　　

    有一幅国画，以太行山峻峭的山崖为背景，描画了数十位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画的历史取材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画的那些人物都是党的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习仲勋同志便站立在这个优秀的群体之中。从陕北延安到河北西柏坡，短短两年多时间，中国革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大转折。这是“进京赶考”前的一次思想检阅，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由革命转向建设的一次思想发动。眼下这些人物绝大多数已经作古，成为了凝固的雕像。而习仲勋同志，却是踏遍青山人未“老”的一个奇迹。已是年近九旬的老人，思维格外敏捷，仍然关注着国家的现代化建设。2001年6月，习老在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见面时说：“我一直在关注全国各地，特别是广东和深圳的建设与发展。看到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正在学习并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广东省的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作为一个老党员，倍感欣慰。今年是21世纪和‘十五’计划开局第一年，深圳确立并开始实施‘十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提出到2005年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很振奋人心。”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习仲勋与马文瑞分别题写展名的“西北革命斗争简史陈列”序厅正中，以巨大的陕北黄土山峦为背景，有一组群雕，6位在西北革命的历史上有过卓越贡献的人物，戎装整齐，昂首挺立着。他们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阎红彦、马明方、马文瑞。其中，习仲勋身着大衣，紧挨刘志丹站在那里，手中攥着一卷军用地图，眉宇之间透着年轻有为的勃勃英气。这是6株高大挺拔的华山松。当他们为着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目标，聚集到一起的时候，西北大地上便燃烧起了革命的烽火。年仅16岁便闹过学潮，蹲过监狱，以后又领导兵变，也搞过农民运动的年轻的“老革命”习仲勋，当他遇上了刘志丹和谢子长，便有了革命的兄长和亲密的战友。在照金根据地，他是地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很善于团结带领干部做农民群众的思想发动工作。当敌人来犯、红军主力外线作战时，他又沉着地带领地方游击队同敌人巧妙周旋，誓死保卫根据地。在南梁苏区，年仅20岁的习仲勋，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与刘志丹一道挑起了苏区党政军领导工作的重担，成功地把毛泽东创造的井冈山斗争经验运用到陕甘根据地的创建中。他那令人信服的实践经验，奠定了他在西北革命中的重要领导地位。毛泽东同志对习仲勋的德才是了解和赏识的。有一次他向毛主席汇报工作，语言简洁，重点突出。毛主席听完汇报，看了看手表称赞说：“仲勋同志5分钟说明了问题。”党中央毛主席一到陕北，错误肃反问题解决之后，习仲勋就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并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政委和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副政委和政委，同贺龙、彭德怀同志一道领导指挥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保卫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事，可谓能文能武，身经百战，屡建功勋。全国解放以后，从1950年起，习仲勋继彭德怀之后主政西北。之后，又奉调中央担任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  理兼秘书长，长期协助周恩来同志工作。在长达10年之中，国政民事，事必躬亲，充分地展示了他的卓越才能。　

    二　

    1995年12月，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精神，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习仲勋文选》。这本五百多页厚的文集，收入了习老1940年至1992年半个多世纪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于不同的领导岗位上的讲话、文稿和调研报告。阅读《习仲勋文选》，不难看出，热爱人民群众、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边，是贯穿文选的思想和主题。我们发现，从1961年至1978年7月之间，他的文稿出现一段空白。长达18年的时间，习仲勋同志被剥夺了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权利。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漫长的18年中，无论是“赋闲反思”还是下放工厂“劳动改造”，甚至“秘密监禁”，他都没有动摇和淡化对人民的挚爱之情。1961年4月至6月，即他被停止工作之前，他给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报告是《关于长葛调查的两个报告》，反映河南省基层农村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问题和人民对公共食堂的厌恶态度以及抗旱春播工作，提出了落实生产队的权利，“就可以更加促进生产大队基本所有制的巩固，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十分有利”。1961年6月19日，即他临近被“罢官”时，写给中共中央的最后一份报告是《关于中央机关精简情况的报告》，历数精简冗员之好处，其做法与建议被中央转发各省区，指导全国精简工作。之后便是18年沉冤。那是多么艰难的一段漫长岁月。一位备受尊重的老革命，无缘无故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削官为民，在河南一个工厂监督劳动。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又被“揪回西安”，关押于造反派的“牛棚”之中，最后干脆被独身“监禁起来”，与世隔绝多年，连自己的小儿子见了面都互不相识。但正是在那漫长而痛苦的岁月中，他又一次深深体会到了人民群众的公正和善良，体会到了“共产党员在人民群众中最安全”的真理。在那极其困难的日子里，在他思想情绪最低落的时刻，是身边的工人群众给了他信心和勇气，也是那些普通的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在关键时刻保护了他。18年后，他着手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大声疾呼，替在“文革”中，乃至“反右”之后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广大知识分子平反昭雪。他强调首先要抓专案复查工作，替教育战线在“两退一插”中弄回农村的5300多人落实政策，其次强调“要提高广大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沉冤18年，饱尝“讲真话”之苦，18年后，一经恢复了工作的权利，仍然是痴心不改、实事求是、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的作风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