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海峡两岸坚冰初破，一批退休赋闲的原国民党军中高级将领，他们多数领教过‘三大战役’的厉害，却都没有到过西北。当他们被台湾当局批准赴大陆探亲，头一站就迫不及待来到延安，要解开一个百思不解之谜——共产党人是不是真有三头六臂。但当他们看到当年毛泽东和共产党人个个相貌堂堂、衣着朴素、同老百姓亲如一家的历史照片，又是在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的艰苦条件下，在那样简陋的土窑洞中，却指挥不足百万的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打败了他们美式装备的八百万国军！这令他们更加惊叹不已，感慨万端，甚至越发地迷惑不解。此刻，当我行走在陕甘南梁的山路上，面对当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和苏区政府、陕甘红军将领们住过的早已破败不堪的土窑洞，心中竟然也产生了几乎是同样的惊异和疑惑,……”这一段文字,是摘自笔者1994年南梁之行的日记。如今，时光老人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整整15年，当我们的新中国60华诞即将来临之时，我自己也由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了不惑而知天命之人。回顾历史，我对这一段文字，有了新的感悟和注解。

    “闹红”的故事永远传颂着

    西北革命，当地老百姓生动形象地称之为“闹红”。它在中国革命史上，作用可是非同寻常，非同小可。西北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别于“白区”的“红区”，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大块，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阎红彦、马文瑞、汪 锋、马明芳和王世泰、贾拓夫、张达志、张秀山、贺晋年、刘景范、吴岱峰、崔田民、崔田夫、贺生春、王兆相等等等等，大批的闹红领袖人物和中坚骨干带领大家伙儿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经历千辛万苦，排除千难万阻，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先后创建的。西北这一片“红区”， 横跨陕甘宁诸省，是先烈用鲜血染红。能够保存下来，那可是一个奇迹。这是连料事如神的毛泽东也未曾料想到的。谁能够想得到，在敌人大兵压境，疯狂进攻和空前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全国的红区百分之百都被破坏或被迫主动放弃，而这一片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竟然会硕果仅存。还有一支红军部队在孤军作战，并且不断壮大， 在中央红军长征最困难的日子里，竟然大举反击，一连解放六座县城，使得两片红区连成一体。当毛泽东在甘肃的一个叫哈达铺小镇邮局敌人报纸上意外地发现这个消息，他惊喜之余，立即打消了在无后方作战的情况下，请徐特立、董必武等几老化妆离开部队的意见，也改变了继续西进入新疆向苏联靠拢的最坏打算，而决定北上陕北。可见西北这片红区的存在有多么重要！它改变了红军的长征路线，也更加坚定了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的决心和信心。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也改变了整个中国革命的伟大进程。事实上，这一片红区，和这一支红军，不仅迎接了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同时还提供了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的基础地盘。而作为形成较早、作用更大、坚持最久和培养锻炼干部众多的陕甘边，其在西北根据地中的作用和地位就更显重要，更值得深入研究和大力宣传。

    可见我们这里所讲的“陕甘边”，既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党史命题。而其中心区域——南梁，就像当年的井冈山与中央苏区的关系。它作为西北红军的大本营和陕甘边以至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原本只是甘陕交界地带的一片偏远闭塞的荒山野岭——即毛泽东所讲的，属“反动统治薄弱的一省或几省的交界地带”。就地理位置而言，它主要包括甘肃庆阳的华池县和陕西延安的保安（今志丹县）的结合地带，属桥山山脉子午岭中段的天然次森林腹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这里曾经轰轰烈烈地演出过悲壮的历史活剧，以致在七十多年之后，人们还要拜谒、回顾、研究、纪念。总之，再过一百年，“闹红”的故事还会是记忆犹新，感人至深的话题不会断，可亲可敬的人物叫你难以忘怀。

    先辈的足迹引领我们走进昨天
 
    1993年夏季，笔者有幸陪同参与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并在抗战时期担任陇东地委书记兼385旅政委长达7年之久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回到陇东。第二年，即1994年的金秋时节，又受马老派遣实地考察西北革命遗址。当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行走在南梁地区被天然次生林覆盖着的黄土丘陵地带的山间小路上，心情格外激动。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一代中共党员，我是来寻根，更是来朝圣的。在马文瑞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我接触了许多从南梁地区走出的西北老革命，听他们讲多了当年闹红的故事，也曾因为撰写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阎红彦和马文瑞的历史传记和生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在陕、甘，北京和全国各地采访过更多的西北老同志，抢救掌握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真实情况。

    当时，我所走着的，正是当年一条出入苏区的主要通道。在拜谒南梁的山路上，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七十多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1994年时，这里还像当年，山间根本没有公路。川道里一条尘土飞扬的沙土路也只是通到梨园堡。记得那次，我们的车子在山间土路上足足颠簸了三个多小时，拐进一条小沟，车路就消失了，只能弃车步行。我们沿一条越来越窄的羊肠小道上攀，一直走到山顶，又顺着山梁绕行一个多小时，当地党史办带路的同志才说“南梁寨子湾到了”。我知道，寨子湾当时是南梁政府所在地和军事指挥中心，这里有刘志丹、习仲勋住过的土窑洞。当我有幸沿着前辈走过的道路寻求历史的遗迹，即感受到了那远去历史的亲切氛围，心中的震撼所料不及。你感到了信仰的力量和精神的作用有多伟大。那种身临其境的深切体验，是听和读永远无法达到的。这种徒步中的吐纳与揣摩，是你情不自禁地走进历史，感受“闹红”，由此所点燃的激情促使我写成了长篇人物传记《群山》。今天回想起来，调查研究西北革命的历史过程，身临其境，真切体验那充满了痛苦的曲折和惨烈的流血牺牲的情景，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理想。那种艰苦卓绝的体验，使我由脆弱虚浮变得坚强变得扎实了，使我由畏惧软弱变得在困难面前能够挺起腰杆，使斤斤计较的我在名利面前能够从容淡定，在纷繁芜杂的历史和现实的纷争面前，努力地运用辩证思维，做到冷静客观。而这一切，对于我们年轻一代做人以致研究和审视历史，是多么的必要和重要啊。尽管自己还做得很不够，但当你意识清醒地自觉努力去做，这才是最重要的。
七十多年前，贫穷落后的大西北，是旧中国黑暗统治的一个缩影。连年干旱灾荒、地主老财盘剥，地痞恶霸巧取豪夺，再加上军阀割据欺压，讲“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怨声载道”，一点也不夸张。“饥饿出盗贼”，“官逼民造反”，革命的能量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逐渐聚集起来的。但起初率先觉醒的年轻的革命者并没有看到这种潜在的分散的能量存在及其聚合的威力，而是一心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搞枪杆子的兵运工作上。梦想着从反动军队中拉出一支革命武装，然后夺取政权，解救万民于水火。结果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习仲勋等这些意志坚定的热血青年，冒死策划暴动、领导起义和从事秘密策反的兵运斗争。结果连续七十多次都悲壮地失败了。习仲勋、汪锋、马明芳、马文瑞等领导的陕甘边、陕北地下党组织，也是在敌人白色恐怖之下，反复遭到破坏，有人被捕坐牢，甚至流血牺牲，他们宁死不屈，实在可歌可泣。崇高革命理想和坚强的革命意志，鼓舞和鞭策着革命者不屈不挠，前赴后继，不畏艰险，不断地探索前行。终于，在经历过七八年漫长岁月，党团组织扩大了，群众基础巩固了，红军武装建立了，游击区域拓展了，根据地也出现了。党在陕甘边界通过“兵运”、“起义” 等斗争形式建立武装虽然失败了，但刘志丹改造“绿林”的行动取得了成效，赵二娃的民间武装听他的。加上晋西游击队和安定县新加入的人员，于1931年“9•18”事变后，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的“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宣告成立。翌年2月，“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的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因为有了自己的队伍，４月，即在正宁县寺村塬建立红色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６月，陕甘游击队在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杜衡的要求下，东进陕西韩城地区，遭受挫折后返回寺村塬。７月下旬，陕西省委派省委常委李良担任红军游击队政委，由于李良的错误决定，致使游击队接连失利，被迫撤离寺村塬，根据地丧失。我们可以想象，西北革命在幼年时期该是多么的艰难。这一过程，就像一个弱小的儿童在蹒跚学步，不断的跌倒，再爬起来。闹红者站立不稳，脚下的道路，更加充满了泥泞坎坷。黑暗中的星火，随时都可能被风雨扑灭。然而，那星火，却像天上的北斗，在乱云飞度中闪烁明灭，始终顽强地照耀着大地，给人们导引着方向。

    “星火燎原”关键是把握火候

    历史没有忘记，西北“闹红”早期，由于种种原因引起“自我折腾”，付出的代价沉重。那深刻的教训，至今仿佛还镌刻在照金“红军寨”险峻无比的红色岩石上。当初，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按照谢刘的本意，是想先在距敌较远的梢山地区活动，发动群众，扩大武装，等待时机，开展军事斗争形成武装割据。但严重脱离实际的中共地下陕西省委，主要是好大喜功的省委书记杜衡这个人，却坚决指示部队南下渭北。其实他是在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部队在力量弱小，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正面主动出击，同强敌硬打硬拼，结果可想而知。先后打了大小50余仗，虽歼敌1400余人，终因是在反动势力很强的平原地区作战，无天险可借，无后方依托，无给养保障，无兵员补充，加之很快引来敌人重兵围击，战斗十分惨烈，部队损失严重，未能站得住脚。红军主力违心受命，战斗失利。这是西北闹红史上的第一次大折腾 ，但灾难仅仅开始，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仍在继续。
陕甘游击队被迫撤离渭北后，为了隐蔽休整，部队采纳谢子长的提议，分三路活动于靠近山区的合水、耀县、三原一带。也就在这一时期，刘谢领导的部队从实际需要出发，主动与地方党组织合作，肩负起了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的重任。那时，手中掌握大权，又热衷于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杜衡，对地方群众工作既无耐心也不感兴趣，他的注意力主要盯在军队和攻打城市上。这就给刘志丹、谢子长和习仲勋留下了一个机会，这也是陕甘边照金根据地能够在大环境很不利的情况之下艰难诞生的一个意外的历史机遇。

    历史铭记着这精彩而重要的一幕：1932年冬季，渭北山区特别的寒冷，阴历十月，就下了一场大雪，山路被封了，山区的群众反倒觉得安宁了许多。山路上，一个年约三十出头，高鼻梁大眼睛，头戴八角帽腰挎盒子枪的英俊的军人，同一位年龄不到二十岁，脸上稚气犹存的身穿便服腿打裹缠的精干热情的高个子青年一道踏雪来到照金。老辈人们都还记的，这就是刘总指挥和以后的习主席。他们白天带人穿行在密林深处的山路上，夜晚就在村子里的穷人家里围坐在炕头上开会动员、精心谋划，成功地创建了我国西北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

    1992年秋，是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笔者有幸随马文瑞和许多老革命赴陕西耀县照金参加了纪念活动。也亲见了那里环境的偏僻隐蔽和地势的险要。马老在照金同刘志丹夫人，年近90的同桂荣见了面，两人回忆起当年第一次在南梁见面的情形，亲切之状，历历在目：“刘嫂子，啥时候再给咱做剁荞面呀？”“刴荞面太硬，怕你肠胃受不了呀！”老人家还是那样的好开玩笑。

    照金根据地座落在纵贯陕北的桥山山脉南端突出地带。这里山深林密，道路崎岖，奇石嶙峋，堡寨呼应，从军事上看，具有凭险而据，好守难攻的优势。特别是薛家寨，一座巨大的红石山峰拔地而起，高耸入云。无论是险峻威势，还是地理位置，在方圆百里的山峰与堡寨之中，如同鹤立鸡群，堪称险峻之冠。薛家寨的天然红石峰即成为根据地军事指挥中心，故称之“红军寨”。红色石峰之上，有四座天然岩洞，洞口地形极其险要，当时分别作为红军医院、红军被服厂、军械厂和指挥部等。上山一条险路，有哨卡、吊桥、石砌寨门等多重防御工事。真正是一夫把关，万夫难开。薛家寨遂成为根据地的中心和后方基地。在鼎盛时期，红色武装割据区域扩展到陕甘两省14个县，面积数万平方公里。

    照金“红区”的创建，是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极其猖獗的形势下，红军和地方党组织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敌人背后插入的一把钢钉，使之痛而无奈。同时也在两省交界的偏远地区点燃了革命之火，为后来南梁根据地培养锻炼了干部，积累了珍贵经验，特别是宣传革命，鼓舞士气的作用尤为突出。至今当地群众中仍流传着“南有瑞金，北有照金”之说，可见其影响之大之深远。在西北“闹红”史上应该写下一笔。在此期间，年轻有为的习仲勋在组织领导两当兵变失败之后，配合刘志丹、谢子长，完成了这一重大历史使命，也得到了一次充分锻炼和展示各自才能的机会。他当选陕甘边（照金）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当时按左倾路线规定，只能由不识字的农民同志担任。实际工作，主要还由他承担。这一时期，马明方、马文瑞等为代表的中共陕北特委，在陕北各县自觉抵制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积极开展秘密斗争，坚持发动群众，引导饥民斗争，武装工农，组织游击战争，筹集经费、枪械，支援红军主力，深入敌军策反，把起义人员输送到红军部队等等。对陕甘边的斗争起到了强有力的牵制和支援作用。

    左倾路线干扰损失最大的还是部队。1932年12月，陕西省委指令，陕甘游击队在陕西宜君县的转角镇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全军仅有200多人，显然有些虚张声势），他们无知地认为刘谢阎执行省委指示不力，不懂军事的杜衡自己赤臂上阵，担任军政委兼团政委。同时，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人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免去军事职务，但仍留在部队。红26军暨红2团组建后，根据陕西省委也就是杜衡个人的指示，再度南下，在陕西耀县、三原、淳化、宜君等6县相交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这一次，刘谢阎在困难情况下，利用各自在部队的威望和影响力，仍发挥着重要作用。部队从实际出发，注意了尽量靠近山区活动和发动群众，避开强敌，主要针对民团作战。到1933年三四月间，红二团在战斗中连连取胜，群众斗争蓬勃发展，并依托照金根据地， 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

    “渭北那边红一片，分田分地闹共产”。正当革命形势好转时，杜衡头脑更是发热膨胀，继续执行“左”倾路线，强令红二团南下渭华地区建立新根据地， 搞得很张扬，很快就引起当局注意。结果使500多人的部队被敌打得只剩下100多人。遭到数十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几乎全军覆没，杜衡本人也被捕叛变。红军主力南下后，杨虎城、井岳秀以4个正规团和6个县民团约8000余人的兵力，分4路对照金根据地进行围攻，根据地处境危急，习仲勋领导赤卫队和全体军民反围剿，苦战半年，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军民坚持到10月中旬，被迫撤出，根据地随之陷落。

    历史的教训警示我们，无论哪一项事业，在前进中，头脑发热，盲目冒进，火候把握不好，即使暂时形成星火燎原之势，也有可能被很快扑灭。西北革命的幸运，是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同志合力抵制，才把错误路线的影响和损失限制在了最低限度。

    唯物史观是破解历史谜团的金钥匙
 
    西北“闹红”史上，有一些有争议的焦点，长期争论不休，以至于影响到团结。早在延安时期，中央就委托任弼时同志主持召开西北历史座谈会，对一些问题充分讨论，形成了决议。但事实证明矛盾并没有彻底解决，以至导致“《刘志丹》小说问题”出现，株连了许多的好同志。到了新时期，中央又召开一次座谈会，这次由李维汉同志主持，原则性地形成了新的《决议》。看来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同是当事人，却可能形成不同的记忆和认识。后人如何揭开这些谜团？唯物史观是一把金钥匙。西北闹红，许多历史事件没有文字记载，早期的历史文献更是少得可怜，主要靠当事人回忆。回忆中的差异，就形成了争议。历史事实和历史功绩不是谁争出来的，而是客观存在。例如高岗这个人物，至今外界总以为他是同刘、谢同等级的西北革命的领袖人物，甚至认为他是“功大于过”。真正了解了西北革命，你就会觉得，他其实远远达不到这个档次。其实刘、谢和高岗孰高孰低的争论，本身就是历史形成的一个误会。因为当时，在刘、谢先后牺牲的情况下，高岗以“西北红军总政委”的头衔出现，自然就成了头面人物。当你运用唯物史观全面客观地考察了西北革命历史，就会发现高岗在西北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是无法同刘、谢相提并论的，而习仲勋、阎红彦及许多同志比他的贡献都大。他只是在杜衡叛变之后，代之担任了“红军总政委”这个职务，其实仍然还是换烫不换药的角色。而刘、谢、阎却因为左倾路线的干扰而屈居高岗之下。如果仅仅以职务高低来衡量贡献大小，那叛变之前杜衡的贡献应该说是最大了。不能简单看谁担任什么，而要看干了什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为此，对高岗知根知底的阎红彦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郑重向中央反映过高的问题，认为高岗在战场上当过逃兵，还强奸过妇女，他不能取代刘、谢代表西北。刘少奇为此当时还批评过阎红彦，要他立了字据。以后高岗问题出来后，中央才肯定了阎红彦的意见，毛主席在四川金牛坝会议期间看见阎红彦，很抱歉地说“红彦同志，我们瞎了眼，冤枉了你十几年。”再比方如何看待照金根据地的历史作用。先有照金后有南梁，没有照金的失败，也就很难有南梁成功，这是历史事实。革命事业的发展反映出一个阶梯式递进的规律。有许多非直接的，甚至是潜在的因素，往往在历史的进程中被人们忽略，但实际上却是历史前进的必要条件之一。例如，没有长期兵运工作在失败中培养锻炼的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强有力的干部和积累的经验教训，而在有了军队时，就没有那么多会带兵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涧起义、渭华暴动和两当兵变等等大大小小的兵运工作，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同样，没有陕北地下党领导的轰轰烈烈农民运动和地下工作的配合，敌人的统治力量在更大范围之内得不到干扰和分散，重点区域的形成也是很难发展。另外，革命运动的成败，也有许多偶然的因素。正是无数的偶然，才最终导致了必然结果。这就如同1931年时没有阎红彦、吴岱峰等率领的30人的晋西游击队遭受重兵围剿打过黄河来，没有马文瑞坚决抵制立三路线在安定县保持了革命实力，能够及时动员一百多青年农民党团员参加部队，没有刘志丹、谢子长的军事才能和影响力及其联络的民间武装参与，就不会那么快地形成西北红军的基本力量。当然，有刘志丹、谢子长的威望和努力，西北迟早肯定会有红军武装的，但在当时白色恐怖异常猖獗的情况下，红军队伍早诞生一天，意义都是及其重大的。 甚至就连杜衡这个人物， 他的冒险主义的错误以致叛变，给革命造成的损失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但作为反面教员，他又有积极的意义。当时是否从反面已经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我行走在南梁崎岖的山路上，满脑子翻江倒海地思考着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离不开辩证思考。通过辩证思维，辨别历史真伪，这也正是我们党史研究所要尊循的一个规律，是今后解答一切历史疑团的金钥匙。

    血的教训使革命走向成熟

    拜谒过照金“红军寨”，仰望那壁立千仞、高入云表的红色岩峰，就仿佛看到了一座用鲜血和生命铸就，引人沉思的悲壮无比的纪念碑。当你在红军寨下沉思，耳边即响起反围剿的枪炮声和先烈冲锋陷阵的号角。仿佛看到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率领红军主力南下平原作战，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面前，沉着指挥，背水一战的悲壮和惨烈。仿佛看见年轻的苏维埃主席习仲勋在红军主力外线作战的情况下，按照刘志丹的吩咐，带领赤卫军大队，指挥军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取得一次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唯有在此种境况下，你才会真切体会当年的轰轰烈烈和艰难险阻，才能想象出革命道路的曲折坎坷，才能够体会到毛主席“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英明论断的内涵和分量。从而对那个时代格外仰慕，对那一代老革命更加肃然起敬。

    革命，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只能在探索中前进，往往在黑暗中摸索。革命者的可敬，不仅仅在于不怕坚苦卓绝、流血牺牲，更在于能够从容应对和娴熟驾驭复杂局面的领导才能。当时是，党中央制订了大的斗争策略和方针，但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作为地方性革命领袖，需要因时因地制宜，不断调整策略和方针，才能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求得生存、不断取得胜利。刘志丹、谢子长等西北革命领袖的伟大，正在于此。作为西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习仲勋、阎红彦、马明方、马文瑞等的杰出也主要体现于此。

    这里就是南梁？承前启后的西北根据地大本营——一片渺无人烟的寂寥天地。当你被着一路风尘，经历辛苦，终于来得其间，你起初也许会有点失望。因为你去过延安，也去过井冈山，去过浙东、闽西，也到了东北抗联活动过的地方，但都不像这里眼下如此的寂寞荒凉。当时（1994年时）甚至连一块像样的碑记也没有。在秋风渐凉的冷清氛围中，你按照向导的指引，在那几乎无法辨认方向的黄土山道上穿行，头顶上只有巴掌大的一片天空，你感到了狭小的沉闷和曲折的迷茫。然而，当你爬上山顶，登上一块高地，就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大世界——丛林覆盖着的起伏连绵的山峦，一望无际的蓝天白云，你突然感到心胸豁然开朗，精神为之一振。心中百思不解的许多问题，突然之间会变得迷雾消散，泾渭分明。在这样的特定氛围中，最适合于对历史展开想象和深入的思考。革命的曲折，除了强大反动势力抵制破坏，往往还有来自营垒内部的无知和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