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即照金根据地沦陷后，刘志丹等率领部队奋勇突围，转移到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子村。由于连续作战和打了败仗，部队有点儿溃不成军。刘志丹看着战士们士气低落，心里很是难过。此时，他亲密的战友，谢子长和阎红彦已经被左倾路线排挤离开部队到中央受训。面对失败的局面，他感到孤掌难鸣。部队向哪里去呢？革命事业如何继续前进？想到了习仲勋和地方党组织，他便想到了南梁。对，在南梁重建根据地，深入发动群众——让老虎归山，叫游鱼入海。唯有这样，才能避开强敌锋芒，让部队得到休养生息。但这种想法，很可能又被认为是逃跑主义和梢山路线，需要统一认识。眼看天色已晚，他建议部队停了下。在此困境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当时，即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确定了刘志丹同志数次提出的以南梁为陕甘边区革命活动中心的建党、建军、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方针。今天看来，这个叫“包家寨子”的村庄，应当视为西北地区的“遵义城”。我党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遵义会议”，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起到了力挽狂澜的转折作用，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在关键时刻挽救了革命也挽救了党和红军。而“包家寨子会议”，则是在西北革命遭受失败形势下，总结经验教训，从实际上恢复刘志丹对军队的指挥权，并决定创建南梁根据地，将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这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议，相当于是西北革命史上的“遵义会议”。就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里，讨论研究了决定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包家寨子会议之后，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立即投入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3年11月中旬，红42师在师长王泰吉、参谋长刘志丹的率领下回到南梁。在红军的帮助下，习仲勋等再度大显身手，全面展开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3年底，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迅速扩大到东至豹子川，南至东华池，西至柔远川，北至吴堡川的广大地区，并在这些地区相继建立了临时乡政权——农民联合会。于1934年２月25日恢复成立了根据地临时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此后，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的３次围剿，使根据地发展到陕甘边界十几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

    有许多历史的瞬间值得永远定格

    1934年11月4日至6日，正是南梁山中寒风吹起的季节。漫山遍野的五花树叶开始飘落。但梨园堡中心的关帝庙里却是锣鼓喧天，标语铺地，一派热闹景象。这里破天荒地召开着一个会议。当地的老百姓，人老几辈子都没经见过这么隆重的场面和这么神圣的阵势。更令大伙儿惊异的是，他们自己，无论是贫雇农还是揽工汉，并不是来看热闹的，而是来参加会议的。它们的胸前，都佩戴着红色的“代表证”。他们看见，以前庙会唱戏的台子上，坐着他们熟悉的态度和蔼的刘志丹和习仲勋。还有许多面熟但叫不出名字的人。后来才知，那些坐在刘志丹和习仲勋旁边的人，有吴岱峰、惠子俊、杨森、张秀山、张邦英、蔡子伟、张策、黄子文、张庆孚等，个个都是根据地各方了不起的领导人。这些苏区的精英人物，他们面对着台下100多名工农兵代表，脸上的表情都显得特别严肃。庄严的陕甘边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召开，国际歌声响彻在南梁堡的上空。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录音机，使这催人泪下的历史性重要会议，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传颂在口头上。会上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根据地的文件和法令。特别是在刘志丹的提议下，会议采取民主投票的方式，选出习仲勋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和牛永清为副主席。全场掌声雷动，老百姓投票选出自己的“政府”和“官员”，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政府下设土地、劳动、粮食、财政、肃反、文化、工农监察、经济建设和妇女等委员会，凡大家要办的事情，就都有一个“衙门”来管。李生华、张钦贤、呼志禄、杨玉亭、郝文明、蔡子伟、惠子俊、马锡五等分别 执掌着这些“衙门”的事情，大伙把他们亲切地称之为“委员长”。其实他们在民众的心目中，可比那位自封的高高在上的“蒋委员长”要伟大得多。妇女们的心情更是激动，他们看到了自己的领导高敏珍，她是南梁第一任妇女委员会委员长。很快的，蔡子伟成了最忙活的人，他担任政治秘书长，老百姓习惯地把他称作“蔡总管”。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边界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大会还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边金山任副主席，吴岱峰任参谋长。朱志清任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郑德明任副总指挥，梅生贵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会上还宣布建立了华池县和赤安县苏维埃政府。此后又建立了庆北县苏维埃政府。贾生秀、边金山、强家珍分别担任华池、赤安、庆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三县分别辖小河沟、东华池、林锦庙、阎家坬子、玉皇庙、马孤子、荔原堡、白马庙、花豹沟、刘坪、阳胍沟门、尚湾及紫坊畔、脚扎川、陕西白豹、吴旗与高河、温台、城壕、白岔沟门、武家河、乔河、庙巷、土坪等地。

    重温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正站在梨园堡陕甘边根据地纪念馆的展室里，望着习仲勋亲笔题写的“南梁革命纪念馆”陷入了沉思。1934年11月7日，即代表大会两天之后，在梨园堡河西的川台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3000多名贫苦农民群众，庆阳、合水、保安、安塞、靖边等各路游击队和18个赤卫军大队参加了大会。刘志丹、习仲勋、吴岱峰分别讲了话。肃反委员长郝文明和工农兵各界代表都发了言。大会举行了阅兵仪式，刘志丹、习仲勋等检阅了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各路游击队、18个赤卫军大队。晚上举办了文艺晚会。老百姓欢天喜地，庆祝自己当家作主的节日。

    1935年1月25日至28日，亦即半年之后，在谢子长率领的陕北红军游击队的支持下，中共陕北特委在陕北苏区赤源县白庙岔召开了陕北根据地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马明方任主席。至此，两块根据地南北呼应，相映生辉，闹红了陕甘宁边区的天空。

    苏区地方政府成立后，紧接着就是“扩红”。1934年冬至1935年春，南梁根据地和陕甘边苏区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使红42师扩充到2000余人，各县游击队扩大到3000余人，赤卫军增加到5000余人。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谢子长在白庙岔主持将陕北红军各独立团整编为红27军84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随后组建了吴堡和神府独立团。谢子长将军终于实现了在陕北建立正规红军武装的夙愿。

    陕北和陕甘边原本就是一家

    1933年底，因受左倾路线排挤被迫离开部队受训，后又到张家口参加吉鸿昌将军领导的抗日同盟军的谢子长再度受党组织派遣，以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陕北。今天来看，也是西北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谢子长一返回陕北，就在马明方、马文瑞领导的陕北特委配合下，恢复了原先转入地下的红一支队，紧接又组建了陕北红军游击队，并亲任总指挥。陕北红军游击队在他的率领下，英勇作战，不断壮大。经过近一年的浴血奋战，到1934年秋天，即南梁苏区政府成立之时，陕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也遥相呼应，迅猛发展，相继建立了陕北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三团，陕北游击队扩大到30多个支队。 为陕北苏区的建立和扩大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保证。部队在地方党组织的积极配合下，于十多个县组建了中共县委和革命委员会，遂使绥米葭吴边、绥靖延边和安定三块分割的苏区联为一片。1934年春，国民党发动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７月下旬，谢子长等率陕北游击队主力转战来到南梁，同红26军会合。两地领导人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共商破敌之策。会后陕甘边区党政军调拨100支步枪和数百块银圆支援陕北游击队，并派红26军42师主力红三团随谢子长北上陕北，与陕北游击队协同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陕北根据地的疯狂围剿。红三团北上后，刘志丹指挥红四团和各路游击队坚持在陕甘边作战，既策应了陕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也保卫和发展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谢子长在反围剿战斗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英勇负伤，但他坚决不下火线，继续长途奔袭，指挥部队作战，致使伤情加重。

    陕甘边、陕北苏区政府的成立和两地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令国民党统治者寝食不安。特别是两地联合开展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敌人极为震惊。1935年1月，蒋介石调集陕、甘、宁、豫、晋、绥6省7个师计5万多兵力，准备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企图将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为集中力量，共同抗敌，2月5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今子长县）的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和两区的革命武装。会议确定了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成立了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的前敌总指挥部。

    根据《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动员令》，为集中红军主力到陕北与敌作战，1935年4月13日，习仲勋率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撤离南梁地区转移到陕北甘泉县的下寺湾开展工作。面对强敌的残酷围剿，根据地人民与游击队密切配合，把粮食、灶具埋掉，将牛羊赶入山中，神出鬼没地袭扰牵制敌人，针锋相对地与敌周旋，配合反围剿斗争。以刘志丹为首的前敌总指挥部带领红军主力，充分利用国民党杂牌军之间的派系矛盾与敌斗智斗勇。经过五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先后消灭了井岳秀的一部和高桂滋的两个团等正规军5000余人，消灭民团地主武装3000余人，缴获各类枪支8000余支，相继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在甘泉、富县等20多个县开辟了游击区或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发展红军4000多人，实现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根据地面积达６万平方公里，成为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红色区域。同年7月，红军胜利收复南梁，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取得全面胜利。 12月底，刘志丹、吴岱峰带领红二团和庆阳游击队、陕甘游击队五六支队，向陕北挺进，沿途消灭了安塞县隆安、平桥等民团。

    养伤中的谢子长仍然关注着战局变化。刘志丹在战斗间隙到安定县水晶沟、柳沟、灯盏湾等地，多次看望谢子长。战友深情感人至深。他们还就陕甘边和陕北两地区统一领导，两支红军统一指挥共同作战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刘志丹对年长自己并富有斗争经验的谢子长一贯都很尊重，谢子长也看重刘志丹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高尚人品。两人的思想境界都很高。据马文瑞同志回忆，谢子长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不光思想活跃，政治上坚定，且很有长者风度，同时又是很会会带兵打仗，也很会作群众工作。他为人性情直爽，说话幽默风趣，心胸格外坦荡，平时衣袋里总是装着炒豆子或炒瓜子。见了同志和老乡，就抓一把递到人家手中，像是见面礼，大家的感情一下子就亲近了。在他影响下谢家三代参加革命，有9人壮烈牺牲，可谓满门忠烈。在马文瑞的回忆里，刘志丹有胆有识，敢做敢为。除了超人的军事才能之外，还是一个具有很高政治觉悟和文化修养的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做事严肃认真，平时不苟言笑，组织纪律性很强，善于团结同志，像周总理一样，在西北老革命中威信很高。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崇高事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刘、谢两位战友，他们之间根本没有 旁人所猜测的“山头之争”。许多历史的细节，由于文献的缺失而出现了某些个争议。但大的历史脉络，却是异常的清晰。那就是刘志丹和谢子长，是西北人民爱戴的群众领袖，是党内公认的民族英雄。如果把毛主席比作太阳，刘、谢和习、阎、马等就是天上的北斗星，在最黑暗的年代里，曾经用星火照亮过西北人民的心灵，导引了人民前进的方向。

    开辟东地区是连通两块红区前奏

    1935年春，红四十二师骑兵团配合延安、安塞等游击队和宜川、甘泉的“抗捐军”，扫除民团据点，形成了一大片敌人统治薄弱的游击区域。为了扩大苏区，解决给养困难，刘志丹、习仲勋派马文瑞率领武装工作队，深入该地区，建立党团组织，发动群众，开辟了陕甘边东区根据地，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成立了东地区革命委员会，马文瑞当选主席。又先后成立红宜、赤川两县临时革命政权，在北起延长，南达韩城，东抵黄河，西接南梁中心根据地的方圆百余公里范围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把陕甘边根据地扩大了四千多平方公里。陕甘边东地区的开辟，有效地解决了苏区和部队给养困难，也扩大了战略回旋余地，使红军出征有了更强有力的后方依托，客观上起到了连通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的前奏。

    眼下，七十多年过去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经历了反复的荣枯更替，生死轮回。一切的变化都令人感到吃惊，但日月星辰的光辉没有改变。当我在照金、南梁、南泥湾、临镇一带采访，发现至今老乡中还流传着当年“闹红”的歌谣。人民歌唱着刘、谢、习和马文瑞，歌唱当年率领民众闹红的人们，歌唱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歌颂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生活，歌颂自由平的精神欢乐——“半夜里来叫门，问你是那部分，只要说是老刘的人，赶快迎进门。请吃猪羊肉，请吃热蒸馍，老刘爱吃剁荞面，赶快压饸饹……”那种热情洋溢的情形令人万分感动。

    在那历史的回声之中，你首先想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客观来讲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几十年营造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因此很难讲哪个地方的功劳最大，那个具体人的功劳最大。这也是唯物史观决定的，群众创造历史，并非是英雄创造历史。因为革命运动是真正意义上的综合系统工程，是接力赛，要团队精神，是不断的需要有人探索牺牲，不断的经受挫折和考验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从而被推向前进。是在没完没了，此起彼伏，前赴后继，风起云涌，声东击西，南呼北应的反复搏斗的过程中，这才形成了如火如荼、轰轰烈烈、排山倒海、势不可当的燎原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错误路线的代表，也有了不起的贡献，至少提供了某种教训，至少告诉人们，此路不通。就某一地区而言，同样也是这样。如果当初没有红军主力南下作战的失败，也就没有南梁根据地的建立。辉煌的历史功绩是大家共同创造。各地区各个时期数不清的革命先烈起到的作用更是无可估量。比如陕北革命先驱李子洲等，他们虽然牺牲得很早，但作为革命先行者在西北地区的影响力却是相当之大、相当深远。他们就是西北地区的李大钊，像一面旗帜，又像一把火炬，在大革命初期，在迷茫与黑暗中，导引着人们前进。还有陕北早期党的领导人白明善等，他们同样是功不可磨。

    当我行走在南梁的黄土山道上，面对那寂静的山野和当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住过的早已是破败不堪，甚至已经很难辨认的窑洞，即感到了一种深深地愧疚和强烈的历史责任。作为享受着革命成果的人，我们有责任把那已经沉寂下来的辉煌历史还原复活，写真再现，作为精神遗产继承下来，教育自己，激励后人。要千方百计让那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艰苦卓绝的斗争故事，众多的历史人物获得永生。

    井冈山道路是拨开迷雾的灯塔

    西北地区，是中华大地偏远闭塞的一隅。它的当初的落后与闭塞，当你走进南梁，面对那蜿蜒山路和寂静梢林的一霎那即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真正是与世隔绝的地方。你想象着，当初这里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台，没有报纸，更没有网络。外边的消息，主要依靠信使。同上级组织几个月甚至整年失去联系，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有时候，上级的一条指示和情报，等到派人送来早已经过时。何况常常还会出现上级在完全脱离实际的情况下制定的路线方针，往往反倒成为斗争中最令人头疼的阻力和障碍。

    然而，幸亏有黄埔军校出身，又善于在实践中学习和思考的刘志丹；有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求真务实的谢子长。有那么多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养成了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领导者，才使得西北革命，在总体上没有偏离正确的航向，那就是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绝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是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正确领导之下 ，更是在兵运工作和党的地下工作的反复失败的情况下，包括流血牺牲的教训中，才最终把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有机结合起来的，实行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实践与创新

    南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西北革命斗争中一个历史性转折，它使革命委员会这一临时政权转变为苏维埃政府，使陕甘革命斗争由流动的游击区域变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标志着西北红军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革命斗争实践上的成熟，为党中央将西北作为中国革命大本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南梁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都是开拓创新。例如颁布了“十大政策”，即土地、财政粮食、军事、统一战线、民政劳资、文化教育、知识分子、肃反、优待俘虏和各种社会政策。在边区苏维埃政府统一领导下，各县、乡立即发动人民群众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没收地主土地、牛羊、粮食、庄宅和其他财产，没收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贫、雇农和缺少土地、牲畜的中农，按照主要生活资料来源和剥削与被剥削的程度划分阶级成分，实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豪绅地主的土地革命路线。为了改变根据地群众的生活状况，边区政府大力鼓励农民发展畜牧业，并从政府办的牧场中，提供牛、羊、马匹给贫苦农民，帮助他们度过因缺少牲畜而造成的生产、生活困境。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南梁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

    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是从无到有。为了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陕甘边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分别创办和发行了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和《红色西北》。这些如今已经成为文物的纸质粗糙的手工刻制的油印宣传品，第一次把文化的信息和气息传播到了封闭的空间。我们可以想象，人老几辈儿没念过书的梢山农民，手中捧着这样一份刊物，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那是远比我们今天面对计算机和软件还要惊异和高兴。开天辟地的事情，给人们心灵带来的震撼是局外人很难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者，又都是开拓者、改革者和建设者。南梁在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即创办了陕甘边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霍建德任校长，张景文任教员，共有学生60多名。教学设备虽然非常简陋，但校长和教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很强。校长亲自为学生编写课本。学校从实际需要出发，开设了文化、政治和军事等课程，看的出，一开始就突破了旧学，实行完全的新式教育。1934年10月，在梨园堡还开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吴岱峰兼任副校长并主持工作、习仲勋兼任政委。 南梁政府成立后即改为军政干部学校，校址迁到豹子川的张岔，开设了政治、军事和文化课，同时兼搞生产和军训。此时，马文瑞来到南梁，应邀担任政治教员。 

    制度的形成，和经济建设也是完全的创新。陕甘边特委、政府和军委的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从吃饭、穿衣和日常生活用品到办公所需的笔、墨、纸张，都由财政委员会按规定统一配发，即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为了减轻群众负担，政府还规定“党政军的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并向敌人夺取”，号召党政军机关经营红军公田、兴办小牧场、种粮种菜、养猪养羊，补充红军和机关所需。南梁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对边区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为此，边区政府在梨园堡设立了集市，确定农历每旬一日为集日。为活跃集市贸易，对白区商人采取了争取和保护其利益的政策，把根据地的羊只和山货廉价卖给他们，鼓励他们把苏区缺少的布匹和其他货物想方设法运进来。针对南梁地区流通货币极不统一，各种纸币贬废迭起，人民深受其害的现实，边区政府于寨子湾设立了陕甘边苏维埃银行，在油坊沟设立了造币厂，发行了用布制作的“苏币”。面额有一角、二角、五角、一元四种。在此期间，边区政府还发行了“陕甘边苏维埃银行券”，明令禁止国民党钞票和地主豪绅的“帖子”等在苏区流通。随着集市贸易的发展和金融流通的革命，南梁山区的经济很快繁荣起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根据地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人口很快翻了一番多。

    “三大法宝”创造历史辉煌

    毛泽东主席是最善于归纳和概括历史的政治家。中国革命千头万绪，斗争形式瞬息万变，面对强敌，我们手中应该掌握怎样的“法器”？延安时期，毛泽东精确地概括出“三大法宝”，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实践已经反复证明，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回顾历史，也正是这“三大法宝”的神奇威力，使得西北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工农武装割据”，其基本内容就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的紧密结合。如何更有效地实行，经过反复的实践，刘、谢、习等终于摸索出一条具有陕甘边特色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即根据当地实际，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首先以农民为土地革命的主体，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活动；其次以农民为革命武装的源泉，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再次与农民群众结为建设和捍卫革命根据地的铜墙铁壁。统一战线是我党独创的应对复杂局面团结民众、孤立强敌，克敌制胜的特种武器。陕甘边时期不仅与国民党军队和民团以及“绿林”武装、哥老会发展统战关系，同时也在国民党地方官员、士绅之间讲统战；不仅在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中做统战工作，而且在进行根据地建设中也特别注重发挥统战工作的特殊作用。加强党的建设更是陕甘边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历程中，形成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主的领导集体，他们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陕甘边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同“左”倾错误路线做斗争，在远离中共中央及至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立足实际，排除干扰，独立解决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制定和实施适合陕甘边区实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保证了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