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从那张放大的黑白照片中微笑地看着我们，和蔼慈祥，像她生前一样，但她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年了。

    2014年11月3日那个阴冷的黎明，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一种不祥的感觉骤然涌上心头。几个孩子急匆匆赶到医院的ICU病房，紧张地望着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的母亲，监视器上心脏跳动的脉冲最后跳了几下，变成了一条直线。母亲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离开了我们。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新四军老战士离去了，没有留下辉煌的生平，没有带走“优秀、杰出”的赞扬，正像她生前从未为自己索取过什么。

妈妈陈也男

    1921年12月，我们的母亲陈也男诞生在浙江宁海的一个小镇，从小丧父、母亲改嫁，靠她的叔叔抚养长大。她的爷爷是一个当地有些名气的老中医, 给她改名叫“陈也男”，或许是希望她像个男孩子一样，长大自强自立。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也侵入了浙东的大地，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恐慌与茫然。1939年，母亲17岁那年，在惶惶不可终日中无法上学了。她被叔叔送到浙东三北地区的庄黄医院做护士，那个医院的院长算是母亲的亲戚。医院经常遭到鬼子的骚扰。有一日，日本鬼子突然向医院扑来。母亲逃到一个老乡家躲避，才幸运地躲过一劫。对传闻中新四军，母亲只有些模模糊糊的印象。当时活跃在浙东地区的三北游击队司令部三五支队（新四军浙东纵队前身，尚未公开）是一支我党领导的打日本鬼子的抗日武装，部队经常在医院附近流动。由于部队没有后方医院，伤病员也经常住到这个医院，母亲开始有机会接触了新四军。有一次，三五支队派了一名叫李环琴的女护士到医院来管理支队的伤员。她和母亲同住一个房间，时常给母亲讲些新四军的故事，还动员母亲去参加新四军。离开医院去打鬼子，这个想法开始在年轻的母亲心中萌动。过了一些时候，由于鬼子经常到医院附近扫荡，医院也不能正常运转了。母亲在医院呆不下去，回到老家。1942年的一天，她接到李环琴的来信，让母亲出来做“生意”（暗语），实际是到浙东三北地区某个地方去找她。母亲接信后，匆匆收拾了行装。一个20岁的女孩独自坐船到了三北。没想到，原在医院附近的新四军的三北办事处已搬走了。母亲闻听此消息.非常沮丧。回去是不可能了，她决定走到附近的镇上去碰碰运气。走到镇上，她坐在一家店铺门口的石阶上，从早上一直等到黄昏，没见到一个三五支队的人。又累又饿的她望着快要落山的夕阳，渐渐陷入绝望。或许是心诚所致，她突然看见曾在医院养伤的一名三五支队的司务长从街头路过，真是喜出望外，忙上前叫住他。司务长也认出了母亲，有些吃惊，弄清情况后，让母亲跟着他走，带她到了支队司令部。在那里，母亲找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心中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因为曾在医院工作过，她被分配到连柏生领导的五支队做医务工作，整天背着一个药箱，里面装着内外科的药，跟着部队行动。在那里，她认识了何克希、刘亨云等纵队首长，也结识同样在浙东纵队工作的几位女同志：从事医务工作的盛林、俞叔平、黄杰华阿姨，从事民运工作的陆奋（姚幕征）阿姨和从事财务工作的鲁明阿姨。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她始终和这些老首长、老战友保持着联系。

    1943年春，母亲调到三支队支队部。跟着三支队，她曾经参加了解放四明山梁弄的战斗。打仗的时候，她背着急救包，穿着草鞋和其他战士一样，爬山越岭，穿梭在枪林弹雨中，一听到有人喊卫生员，她就冲上去，给流淌着鲜血的伤员包扎。

    1944年4月份，纵队司令部派张席珍从浙东到浦东支队任参谋长。他带着30余人和电台到了浦东，母亲和俞叔平阿姨也跟随张参谋长从浙东调到浦东地区打游击。浦东是平原，有许多日寇的重要据点，加上汉奸特务活动猖獗，部队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坚持对敌斗争，所以流动性很大。每天晚上部队都要转移，在漆黑的夜里行军打仗，有时困乏的实在走不动了，就倒在地上睡着了。当时，部队已发展到二、三百人，医务人员只有母亲和俞叔平两人。部队没有固定医院，只有一付药担子就是她们的全部家当，药品也是设法从敌占区买来的。晚上行军，到了新的宿营地，如果没有敌情，战士们就休息了。她们两个则要摆一张桌子，打开药箱，给战士包扎伤口和看病。有时还要给当地老乡看病，偶尔也给伤病员做些小手术。

    1945年初，抗战进入最后阶段。太平洋战线的美军，开始出动轰炸机轰炸上海一带的日军。 1月20日，在碧蓝的天空上，排成一字形的美军轰炸机从东南方向飞临上海上空，市区鬼子的各个目标瞬时升起滚滚浓烟。突然，一架美军轰炸机拖着长长的烟柱掉了下来。随着一声巨响，飞机坠落在上海浦东三林乡大绞圈村附近。美军飞行员被迫跳伞，降落在村西一块麦地里。我浦东支队马上派出人去抢救这位美军飞行员，日本鬼子也到处寻找，但美军飞行员最后还是被我支队救出了。中共淞沪地委宣传部长金子明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从与美军飞行员的交谈中得知，飞行员名叫托勒斯，是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机队、第一一八战略侦察队中尉飞行员，1944年11月自愿报名来华作战，在中国已参战13次。这次，他驾驶一架野马式飞机，从江西赣州机场起飞，到上海执行空袭任务。由于俯冲射击时因离地面太近，被日军高射炮击中起火被迫跳伞。金子明部长告诉托勒斯，我们是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他感到很惊讶。母亲奉命为美国飞行员治疗，仔细地对美国飞行员的面部、左手和右脚伤口作了消毒和包扎。由于托勒斯面部已被烧伤，自己不能吃饭，母亲就想方设法找来面粉，做了饺子，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托勒斯非常感动，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连声说：“谢谢！”。慢慢地，托勒斯和战士们熟了，经常去部队的门诊部玩，还兴趣勃勃地教她们跳舞，学英语……。在我军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和照顾下，托勒斯的伤口渐渐愈合。金子明部长奉命带领十七、八个指战员护送托勒斯，乘船安全渡海抵达浙东抗日根据地。临别前，托勒斯很激动，依依不舍地和和支队同志拥抱告别，交换纪念品。

    1945年春天，根据上级指示，淞沪支队由朱亚民、陈伟达、曾平等同志率领，经浦东开赴青浦地区，张席珍（后牺牲）和俞叔平留在浦东，坚持原地斗争。母亲和另一女同志俞梅平随部队来到青浦。行军作战时，她总是跟支队首长一起走。4月初的一天，部队出发前，大家很高兴，因为很快要与浦西部队会合了。但没想到，当部队到达柿子园一带时，与国民党特务武装殷丹天部发生遭遇战。母亲跟着部队冲进一个村庄，恰好碰到曾平同志的警卫员，得知曾平同志已经牺牲了。一起战斗的熟悉的首长牺牲了，母亲心里很是难受，泪水打湿了她的脸庞。战斗还在继续，她擦干眼泪，接着去抢救伤员。天很黑，母亲突然听到陈伟达政委叫她给康则焘同志包扎。漆黑的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她只能摸黑进行了简单包扎，随后让担架送去后方。几天后，传来不幸的消息，康则焘同志因伤重不治牺牲。淞沪支队在青浦地区战斗频繁，不断有伤员由母亲和俞梅平两人抢救护理。后来由于形势紧张，重伤员分散留在老百姓家养伤治疗，平时由母亲和俞梅平去换药打针。她们穿着便衣，乘着老百姓的小船，手提藏着药品和医疗器具的小篮，装扮成老百姓，到各个村庄去巡诊。

    1949年底, 部队编为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三旅，母亲调到七团团部卫生队工作。在解放战争中，她随七团参加了著名的鲁南战役、“七战大捷”、莱芜战役、“外线出击”、孟良崗战役、淮海战役等大小的战斗二十余次。多年以后，当我们和她聊天时，她很少提及这些参加过的著名战斗。或许经常枪林弹雨中出没，这些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也就成了一段平常的经历。

    1953年母亲转业到了地方，任浙江省卫生厅妇女工作队队长，跑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

    后来，组织上安排一批解放前参加革命的从事医务工作的同志去军医大学习。母亲因为孩子们都还小，需要照顾就没有去。许多在军医大学习过的同志后来都担任了各级医务部门的负责人，她却一直在基层工作。1956年，父亲转业到北京工作，我们全家搬到了北京，母亲被分配到海淀区卫生局一个门诊部当主任，是门诊部创建之初的元老。文革时，她这个小小的门诊部主任也受到冲击靠边站，干起了老本行卫生防疫工作，整天跨着个药箱，风里雨里走在海淀区当年城乡结合部的陋街小巷（现在的西客站地区）。我们印象很深，有一次北京下大雨，我们去公交车站接她，看见她背着书包，穿着塑料凉鞋，趟着水走来。父亲被当走资派打倒，关进了牛棚。母亲一个人除了上班，还要照顾我们。1969年，社会上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居委会的人经常半夜三更来敲门“动员”。我们三个孩子全部下乡，分别到陕西插队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母亲为我们整理好行装，把我们一个个送走。临别时，我们看得出她的心情有些沉重，她总是叮嘱一句“自己当心”。下班回来，空旷的家里只剩她一个人，晚上只好在卧室准备一根木棒防身。文革结束后，母亲因为身体不好，没有重新去当那个主任，依然干着那份卫生防疫工作，走街串巷，闲了就帮助其他科室搓棉签，到药房整理药品，那些胡同里的街坊还是亲切地叫她“陈主任”。

    1982年，母亲批准享受局级待遇离休，离开了从事40年的医务工作。干惯了工作的她不愿闲待在家，于是和那些居民老太太一样，戴个红袖箍，拿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义务当个“治安志愿者”，不过那时候，不会像现在，给“志愿者”统一发一件蓝色的体恤衫或红色的冲锋衣。街坊邻居也爱找母亲聊天叙家常。晚年，母亲不愿找保姆，能自己干的事就不麻烦子女。中午孩子们都外出了，她就自己用微波炉热些剩饭。脚不好，行动不便，出不了门了，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默默看着院里孩子的嬉戏，一呆就一下午。从母亲那慈善的目光里，透出对往事的回忆，对当下的赞美，和对未来的期许。每当住在外面的孩子回来，母亲就特别高兴，总张罗着给他们做些个人爱吃的菜。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她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走几步路去厕所都很困难。但是，她总是拒绝别人搀扶，先是用拐杖，后来扶着小车，很困难地一步一挪。望着她那颤巍巍的身影，很难想象当年那个背着急救包在枪林弹雨中奔跑的女战士形象。至今回想起来都有些懊悔，由于工作的关系，没有能多陪陪母亲。渐渐地我们发现，由于心肺功能衰竭造成的憋闷，每天晚上她都痛苦地呻吟甚至喊叫，但是白天她总是忍住，尽量不表示出来。终于有一天，我们说服了病重的母亲，同意去住院。我们扶着她一步一步地走向大门，她总是小声地反复念叨着“我不想住院，我不想住院…”。临出门时，她仿佛预感到什么，有些不舍地又回过头望了一眼，那住过五十多年已经多少有些破旧的房间，最后还是无奈地离开了。自然法则是无情的，每个人都会有这一天。这一次，我们的母亲再也没能回来。

    一晃五年过去了，马上就要迎来共和国建国70周年的大庆。这是个举国欢庆的日子，街上的人们忙着往灯柱上悬挂大红灯笼，公园里到处摆放着鲜艳的花篮，到处是欢歌笑语。但那些逝者呢，或许还能被儿女、孙辈时而想起。再往后呢，他们终会被人们渐渐遗忘。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正是这无数的普通人，像一块块木材，点燃了一片光明，像一块块砖瓦，砌成了共和国的辉煌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