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她位于浙江东部杭州湾两岸，沪杭甬(宁波)之间，东临东海，南达东阳、宁波公路一线，西跨浙赣路金萧线两侧，北达黄浦江东岸。先后建立了三北、四明、会稽、浦东4个行政区14个县政权，根据地面积1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400余万。我（原名梁冠芳）是浙东抗日根据地“韬奋书店”的一名普通战士，“韬奋书店”则是我们浙东抗日根据地的“精神家园”。1925年，我出生在浙江温岭。1939-1944年间，我在温岭参与地下党交通联络工作。 

    一、阿哥带我加入新四军

    我们老家在浙江温岭，家里孩子多，在我上面活下来的有5个，都是哥哥，我是最后一个。哥哥们待我很好，我对他们也很尊重，但毕竟年龄差距太大，大哥就比我大了23岁。五哥鲁冰（原名梁仪）只比我大4岁，只有他和我能玩到一起，我们两兄妹的关系自然最亲最密，我就称他阿哥。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小县城温岭也不例外。1937年10月31日，温岭成立了温岭县青年战时服务团（简称“青战团”），阿哥在王槐秋等共产党员的帮助教育下加入了“青战团”。我那时还小，无法理解也无法参加阿哥的活动，就总跟在阿哥后面，慢慢地也就接触了一些社会性政治性的问题。“青战团”看到我们这样的情况，专门为我们这样的少年儿童成立了一个组织——“后起队”，取“后起之秀”之意。我就经常跟着一帮小伙伴们贴标语，唱抗日救亡歌曲，在“青战团”期间，我看了很多进步书籍，并在抗日救亡的实际活动中，逐渐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这为我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后来，阿哥参加了新四军，我也小学毕业了，当时中共台州特委交通联络站就秘密地设在我们家里，母亲是联络站负责人，我在母亲的领导下，秘密地保持着与隐蔽斗争的温岭县委组织部长兼政治交通孙小玉的联系，及时将上级的指示传递给隐蔽下来的同志，帮助失去联系的同志找到组织，担负起党的通讯联络和护送同志的任务达5年之久。

    “皖南事变”后，阿哥突然回家了。我那时16岁，已经懂事了，知道国民党军队暗算了新四军，阿哥他们落难了。那些日子就是如何掩护阿哥藏身，帮阿哥与地下党取得联系，每天的心都是揪着的。还好，没有多长时间，组织上就指示阿哥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到其他地方去埋伏工作了。

    就是这段时间，阿哥跟我讲的新四军的每一件事，都是那么新鲜，那么吸引我，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就是这段时间，对我思想上向新四军靠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阿哥知道我强烈地希望和他一样到新四军部队里去，临走前与我约定，等时机成熟了，他就会给我来信，告诉我如何到新四军去。直到1944年的秋天，忽然接到阿哥的来信说，可以参加新四军了，到余姚的四明山梁弄横坎头村，是我们的根据地，那里有新四军浙东游击队。信中让我动员关系好、要求革命的同学、朋友一起前往。

    虽然在母亲的领导下，已经为地下党做了5年的工作，但真的要去参加新四军了，母亲难免还是会担心。我瞒着母亲，悄悄地做好了所有准备。邀约了好同学陈英等三人，连我一起四人，与一位经常跑单帮的老乡搭伴，出发前往根据地。

    多年的夙愿马上就要成真了，三百多里的路，并不觉得累，而且越走越有信心，越走越有劲！

    经过四五天的跋涉，我和阿哥在横坎头村相会了！好几年不见，兄妹俩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我才知道，阿哥在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战斗中，身中6弹，差一点就牺牲了！得知这些情况，我非常担心。

    兄妹间的话，怎么也说不完！但我来这里是来参加新四军的，所以马上就到浙东游击纵队的政治处报了到，政治部的同志把我分配到浙东韬奋书店工作。至此，我正式加入了新四军。加入新四军后，为了工作方便，阿哥又给我改了名字——鲁明，这个名字一直伴随我到现在。

    二、浙东韬奋书店:我们的“精神家园”

    根据毛泽东关于“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的指示，1942年7月，浙东区党委成立后，确定区党委宣传部顾德欢直接负责新闻出版和宣传工作。浙东韬奋书店，是中共浙东区党委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专门从事出版发行工作的机构，韬奋书店的主要任务是：在浙东根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抗日军民提供精神食粮。抗战期间，韬奋书店在根据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根据地的“精神家园”。
1944年9月，浙东区党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决定根据形势发展，在原《新浙东报》发行部的基础上，成立浙东书局，同年冬天，为纪念邹韬奋同志逝世，浙东书局改名为浙东韬奋书店。

    书店的人员，主要由浙东纵队政治部分配和安排，大多是来自上海、宁波和浙南等地的青年学生，根据地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小青年，还有一些十三四岁的小鬼。我一进入根据地，就被分配到了这里，从此开始了我为之奋斗一生的出版发行工作。

1948年鲁明与爱人钟虹于山东

    刚刚集合在一起同志们，在党的教育下，都抱着抗日必胜、共产主义一定实现的坚定信念，革命热情很高涨。我们之间不分职务高低，团结友爱；不管环境多么险恶，条件多么艰苦，都在一起摸爬滚打，坚决出色完成任务。我们的队伍，就这样在战斗中逐渐成长了起来。

    书店成立初期，主要以发行《新浙东报》为主，后来业务逐渐扩展，开始翻印其他解放区出版的图书。我记得翻印的第一本图书是《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是用钢板刻写后用油墨印成的。后来有了铅印器材，先后出版翻印的书有《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整风文献》、《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政策》、《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笔总账》、《评〈中国之命运〉》、《政治常识》、《根据地的建设》、《王贵与李香香》、《兄妹开荒》等几十种书。我们翻印图书的印数，一般是1000-3000册，而印数最多的《政治常识》，曾再版了两次，战士们几乎是人手一册。 

    三、日常的“斗争”：韬奋书店的印刷出版业务

    根据地生活在山峦起伏的山沟沟里，加上敌人的严密封锁，物资极度匮乏，工作和生活的条件十分艰苦。印刷用的白报纸和各种器材，都是同志们依靠抗日军民的帮助，冒着生命危险从上海、宁波、余姚等敌占区采购，之后又非常机智的运进来的，整个过程充满了风险。有一次我们一艘装满纸张、油墨以及铸字炉、铜模等多种物资的帆船，停靠在浦东沿海的老港口岸，当时伪军正在“清乡”，随时都有被劫走的危险。负责采购的同志通过当地党组织，巧妙地将所有物资用小船运走，卸在附近的伪军据点里。因为附近的几个伪军据点有我们的关系，都在当地党组织的控制之下。物资运到据点后，责令伪军头目妥善保管，避开敌人，再伺机运回，就这样顺利地运进了根据地。

    当时的白报纸来之不易，但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长期保存，我们还是全部采用白报纸印刷。为了便于携带不易损坏，有些厚书的装订，还采用布做书脊，如《根据地建设》（400~500页）、《整风文献》和《政治常识》。又如《政治常识》之类广受欢迎的书，为了便于干部和战士们随身携带，都是以48开本出版的。同志们对自己的工作要求极高，在校对时一丝不苟，极少有错别字。排字、印刷、装订等方面的质量，以当时根据地的条件来说，也做的非常不错。

    1945年初，书店还接受了另一项印刷任务——印刷“抗币”。印刷货币比印刷书籍报纸的设备和技术要求更高，而我们的设备水平和技术力量都不足，同志们克服了种种困难，采用石印印刷，终于在当年4月1日正式印刷发行了第一批“抗币”。印制的“抗币”，先后有“五角”、“一元”、“五元”、“十元”等四种。“抗币”的印刷发行，对浙东根据地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发展生产，稳定物价和保障人民生活，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瓦解敌军：韬奋书店的对敌宣传

    开办韬奋书店最主要的任务是发行《新浙东报》，同时也是最繁重的任务。《新浙东报》由起初的三日一期，很快就改为两日一期，印数也由1000~2000份迅速增加到4000~5000份。为了使根据地军民能及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看到革命队伍胜利的喜讯，我们对《新浙东报》的要求是随出随发，绝不耽误。印出来的报纸，要送到根据地的各个地方，需要穿过封锁线，越过敌占区。有些书报还要利用统战关系，送到敌伪顽手里。总之，发行是一件十分危险的工作，对负责发行的同志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当时书店总部有10余个通讯员，大多是13~16岁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当地人，别看他们年纪小，一个个对革命无比忠诚，而且机智勇敢。他们为送报纸不分昼夜，不畏酷暑严寒，一次次的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冒着随时遇到敌人的危险，准时把报纸送到部队驻地和根据地的各个地方、各个角落、各个单位。

    为了及时发行书报，通讯员们有时要乔装商人或者山民，挑着夹着书报的锅盖、马桶或者山货到石步村再转各地，待发完书报，再将东西挑到街上卖掉。

    因为频繁穿越敌占区，与敌人遭遇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印刷厂副厂长陈永琳同志为寻找印报纸的材料，路过一个小村子，发现村内有嘈杂的声音，他机警地进村察看，刚到村口，敌人就已持枪出现。原来这伙敌人是来强拉挑夫的。陈永琳穿着便衣，倒是没暴露，但是敌人把他和老百姓一起抓了起来。敌人看他个子不高，就让他挑着两个药箱跟着走。走了不久，这股敌人就和我们的部队遭遇，双方刚一接火，他就乘机背着药箱跑到我方阵地，把药箱上交了，后来他高兴地说，“被俘”不久，就赚了两个药箱，这买卖不错。

    1944年10月的一天，“三北”发行分部正将大捆书报分别包完，交由两个发行员准备送出时，突然出现了敌情，须立即撤离，上山隐蔽。发行分部负责人张黎（女）同志，马上将待发的《新浙东报》装到两个竹篓里，叫竺振放同志挑上先上山，她与另一名女同志陈捷（曾芙秋）迅速将桌上的文件、名单及文具用品收拾好，打好埋伏，刚走出门口没几步，遇上两个伪军便衣特务，手拿盒子枪喝令她们站住。两个人被搜身，什么也没有搜到，但仍被敌人逮捕。她们被关押在宁波市，在敌人面前，改名换姓，没有透露一点秘密。后来经我地下党设法营救，才交保释放。

    新四军的文化素质是比较高的，利用这一优势，当时敌工部门为了瓦解敌军，出版了一份日文版的《解放周报》，采用多种渠道发送到日军手中：有城工同志传递，有我们直接寄送，有联络站同志化装进城去分发，也有我们发行部直接派人送过去。我们的一个发行员黄流思同志（当时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小鬼），经常带着日文报混进余姚县城，到了黄昏就走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墙角处，将报纸投进院内，自己迅速转身避开岗哨视线，走小道脱身，这样做很有成效。但有一次出事了，他刚转弯，就被一只大手揪住了，挣脱不得，咬也没用，很快就被拉到离宪兵司令部100多米的一座房子里，一进去门就关上了。日军边摇手边捂住他的嘴，让他不要声张、不要咬人，又连说带比划：“这个（指报纸）不要丢那边，那边（伸出拇指）要死啦死啦的（意思是那边住着当官的，看到你要杀头的），这边要（伸出小拇指，意思是这里都是小兵），愿意看，今后要把报纸送到这边来。”由于语言不通，日本兵吃力的比划着，总算是弄明白了彼此的意思。日本兵之后开门让他离开。就这样，小黄为今后送报开辟了新的安全的路子。这件事也说明，我们当时对敌宣传，从内部瓦解敌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五、服务乡亲文化生活：韬奋书店的“副业”

    我们还向宁波、余姚等敌伪机关通过邮寄的方式发送书报，开始时由一名同志写信封，由于笔迹相同，容易被识破，影响效果。之后我们改用不同笔迹发出，迷惑敌伪顽，效果就好多了。

    游击区的书店，都是借老乡的房子，更不用说仓库了。为了把书报保存好，书店的同志想方设法，有时在“南山”，有时在“三北”游击区，依靠当地老乡的山岙或树林，将书报伪装成草舍或者棺材，盖上稻草，打好埋伏。即便如此，敌情也会随时出现。有一次，韬奋书店经理诸克，总发行部副主任赵诚，在“三北”叶家湾附近，刚刚把存放在老百姓家里的图书，搬到后山坡竹林里伪装埋伏好，就见到一队日伪军从他们藏书的那家老百姓家门口走过。幸好转移及时，没被发现，躲过了一劫。

    根据地的经济条件非常困难，为了节约经费，避免浪费，除报纸免费赠送外，图书的发行采用销售的方式，但是售价很低，仅收回一部分成本费。各发行分部凡设有门市部的，都有自己翻印的图书销售，同时兼卖一部分文具。如梁弄等门市部，除了销售图书，还从上海、宁波等地进了一部分文具，如钢笔、铅笔、笔记本等，非常受欢迎。当时浙东根据地的新四军战士，不少人身上都有一支上海出产的新民牌自来水笔，如果有人能买到大号金星笔，更是一件光彩的事，这些笔大部分都是在韬奋书店买的。

    章家埠解放后，我们很快就在那里设立了门市部，场地虽小，但摆设新颖，陈列的图书品种，不仅有我们自己翻印的“本版”书，还有从上海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进的“外版”书。这些书全部都敞架供应，供大家自由选购，并设立读者意见簿，诚恳地征求广大读者的意见。这个门市部吸引了众多的读者，轰动一时，区党委领导和部队首长都经常光顾。

    六、永远的怀念

    浙东韬奋书店初建时，发行部、印刷厂和纸厂，全部人员仅100人左右，至1945年9月北撤前夕，已经发展到超过200人的规模。1945年9月底，浙东纵队奉命北撤，印刷厂的同志们印完了最后一期刊有《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一文的《新浙东报》，准备跟随纵队北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