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与邓子恢等中央领导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由左至右依次为陈云、邓子恢、朱德、毛泽东、林彪、贺龙、叶剑英、徐向前。

    邓子恢与毛泽东相识在创建苏区的革命征途中，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为了共同的理想，邓子恢有幸跟随毛泽东，从相识、相知、相互照料，到意见相左、相分歧，伴随着革命和建设的艰难历程，演绎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情结。

    一、思想共鸣——毛泽东《湘江评论》引发邓子恢办《岩声报》

    1921年，春风轻拂的日子，在桐冈小学任教员，此时已初涉新思潮的邓子恢，读到了同事设法弄到的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他以浓厚的兴趣，翻到那篇署名毛泽东的《创刊宣言》，“本刊以宣传新思潮为主旨。”邓子恢循着《湘江评论》的期数，仔细阅读，他被毛泽东一篇篇震撼人心的呐喊激动着，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钦佩毛泽东对于社会深刻敏锐的洞察和高瞻远瞩的论断。邓子恢写信给一位同乡，兴奋地告诉他读到《湘江评论》的情形和感受，称“这些开以说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在龙岩传播了。”从这时起，毛泽东的名字，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那时的他不曾想到八年之后，他有幸见到了毛泽东。翌年，邓子物与共同创办奇山书社的主要人员商议筹办一个公开的刊物，取名《岩声》，寓意龙岩革命之先声。在第一期发表《岩声宣言》，庄重宣称：“本报最大之使命在；改造旧社会，宣传新文化。”邓子恢以此为阵地，发表了许多文章，无情地露旧社会的黑暗统治，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初步显露了他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所有这些，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对邓子恢的影响功不可没，邓子恢将毛泽东视为思想上的导师，由衷佩服。

    二、初次见面——邓子恢引朱毛红军三克龙岩城

    1929年3月，春花吐艳，时任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得到令人振奋的消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攻占长汀。他便日夜兼程赶往长汀，未遇，红四军已往瑞金，于是他赶写了一份详细报告，派人秘密前往赣南寻找，要求红军再次入闽。毛泽东得到邓子恢的报告，立即率红四军重返闽西。不几日，当在上杭布置完策应红军入闽工作的邓子恢风尘仆仆地赶抵龙门时，只见攻克完龙岩的大队红军，正喜气洋洋，井然有序地从城里开出，进军永定。经过几个红军战士的帮助，邓子恢才在队伍中找到闻名已久、面容清瘦、蓄着长发的毛泽东，他气喘吁吁地上前握住了毛泽东的手，连声说：“欢迎、欢迎你们……”毛泽东笑着说：“你就是邓子恢同志，相见恨晚呀！这次入闽可是按你的剧本导演的啰！……”随着后来的二克、三克龙岩，邓子恢为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才能所折服。就这样，邓子恢与毛泽东初次相遇相识在行军路上，共同走着坎坷艰难的革命历程。

    三、分田分地——毛泽东对邓子恢的创造倍加赞赏

    中国革命问题集中为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集中为土地问题。邓子恢领导发动闽西农民武装暴动后，就在永定溪南里大胆进行土改分田的试验，创造了土改分田经验——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待红四军在龙岩立稳足后，邓子恢将毛泽东安排到松涛山下的新邱厝居住，并向毛泽东介绍了分田的办法和经验。毛泽东听后高兴的说：你们的作法比并冈山时期有发展，现在闽西局面大体稳定，当前主要工作是领导人民开展土地革命，悟性极高的邓子恢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便起草了一个土地革命纲领。在龙岩试行后深受农民欢迎。低矮的新邱盾里，毛泽东冒着酷热，打着蒲扇，精心修改邓子恢送来的土地斗争纲领初稿，制定了一部比较完善的闽西土地法。以后，他们又深入调查研究，决定再加一条“抽肥补瘦”的规定完善分田办法。1929年7月在蛟洋文昌阁召开的中共闽西一大后，土地法迅速推广到闽西各县以至全国各根据地，它对我党土改总路线的形成有重大意义。这其中凝聚了毛泽东、邓子恢等多少心血。邓子恢从事农村工作的才华受到毛泽东的青睐，以至建国后不久就农村工作这一重担交付邓子恢。

    四、患难真情——邓子恢苏家坡陪同照顾毛泽东

    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公民小学里，红四军党的七大召开。由于红四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一步滋长起来并日益公开暴露，毛泽东在会上进行了激烈争论，最后在前委中互选书记时，毛泽东没能继续担任前委书记，就离开部队指导地方工作，同时养病。10月，敌人进剿，邓子恢带领特委机关陪同毛泽东渡过汀江，转移到苏家坡。在苏家坡的日日夜夜里，邓子恢一直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受益匪浅。邓子恢对毛泽东一向十分仰慕，他把毛泽东视作师长和益友，总是虚心学习。他们在工作之余或晚饭之后，经常漫步在万山红遍的枫林里和村边的小溪畔，探讨马列主义的理论问题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身患恶性疟疾；脸色苍白，体质较弱。邓子恢非常关心他的身体健康，托人专程去白区购买牛奶、白糖，给毛泽东补养身体；派人寻找医术高的中医为他诊治，使毛泽东身体逐渐康复。11月下旬，毛泽东重返红四军主持工作，一个月后，毛泽东请邓子恢到古田会面，告之为粉碎蒋介石三省“会剿”红四军将离开闽西。1930年元旦以后，邓子恢依依惜别，送走了毛泽东和红四军，结束了较长时间与毛泽东朝夕相处的日子。

    五、心存遗憾——邓子恢照料毛泽东骨肉未如愿

    1930年4月，红军大部队出发，毛泽东把即将分娩的贺子珍转给闽西特委安置。邓子恢亲笔写信联系了驻龙岩爱华医院的红军医官江怀瑾。嘱咐他：务必做好思想及工作准备，不许有任何差错。几天后，贺子珍住进了爱华医院，江医生亲手接生，贺子珍顺产一女婴。由于战争动荡险恶的环境，孩子不能随部队行动，贺子珍便托邓子恢找一家可靠的人家抚养，邓子恢思考再三，决定找补鞋匠翁清河，将毛泽东长女毛金花寄养他家，贺子珍离开龙岩后。龙岩政局始终不稳，红白拉锯战。1932年4月，红军东路军再度克复龙岩，毛泽东和贺子珍十分想念长女毛金花，便瞩托胞弟毛泽民往为寻找。毛泽民找到翁清河家，翁清河愧疚地说：“女婴养到4个月后，感冒死了，葬在后北门。”事后，毛泽东得知情况，十分伤感，喃喃言语，无比惋惜。解放初年，邓子恢却对此事半信半疑，心里不安，感到有责任弄个水落石出，便派人继续调查毛泽东长女的下落。可一直到毛泽东、邓子恢离开人世，毛泽东长女下落仍众说纷纭，成为至今还未彻底解开的谜。

    六、委以重任——毛泽东召邓子恢主持农村工作部工作

    1952年10月，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的邓子恢，在武汉参加完国庆活动后，接到中央通知，决定调他到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翌年元月，邓子恢住进中南海，与毛泽东住处很近。毛泽东找邓子恢谈话，交代了筹建农村工作部以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在主席身边工作，邓子恢无比高兴。他深知：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作为泱泱农业大国，面临的困难重重，党中央、毛主席安排他担任农村工作部部长，是党和毛主席对他的信赖和期望。邓子恢没有忘记1929年毛泽东在闽西苏家坡关于走群众路线的教诲。他刚到农村工作部不久，就在部务工作会议上向干部们指出，做好农村工作的前提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刚成立的那些日子，全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正在各地蓬勃兴起。邓子恢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工作，健全充实农村工作的领导机构，收集调查各地运动进展情况，及时向中央汇报，提出处理意见，党中央、毛泽东对邓子恢反映的情况、意见十分重视，找邓子恢等人谈话，肯定这一时期农村工作的成绩，采取措施，纠正运动中的错误倾向。

    七、意见分岐——邓子恢不怕批评坚持责任制

    1954年4月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邓子恢根据调查研究出巩固集体经济的经验，第一次提出建立生产责任制的主张。邓子恢提出的这种以“包耕包产”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指导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走上正确轨道的一种创举。可是毛泽东却不这样看。1955年春夏，毛泽东在全党发起一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批评邓子恢等“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在那里走路。”这批评虽不公正，但邓子恢在会上还是违心地接受批评，并在当年10月召开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检查了自己在工作中的某些失误。这是由于邓子恢对毛泽东一贯来的崇敬。但随着邓子恢反复调查研究，更加认识到自己观点的正确。1957年9月，邓子恢冒着再次被批“小脚女人”的风险，又提出更加完善的生产责任制。1962年夏，他向中央写报告，推广安徽“责任田”的经验，7月，他再次受到批判，他却横下一条心，郑重声明：“对责任田，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看！”可惜毛泽东逐渐产生和滋长“左”倾错误倾向愈演愈烈，随着邓子恢等进一步受到严厉批判，农业生产责任制这一成功的经验被压抑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20年前就提出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像种子，才重新播撒在中国农村广阔的土地上。

    八、务实求真——毛泽东盛赞邓子恢调查研究精神

    邓子恢不断倡导农业生产责任制，是他长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我国的农村实际情况出发，虽遭错误的批评，但他还是用务实精神进行调查研究，让事实说话，让历史评判。1960年9月至10月，邓子恢到山西、江苏等地农村考察，为合理解决和处理农村工作中的问题，邓子恢向中央写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四十条》为翌年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宝贵的经验。邓子恢在广州出席这次会议，毛泽东针对有些人不搞调查研究，闭着眼睛说瞎话的坏风气说：“我们一些同志不懂得搞调查研究，我为此吃了几次安眠药也没有睡好觉。”毛泽东赞扬了邓子恢调查研究精神，对大家说：“你们不要看不起邓老，邓老是有调查研究精神的。他现在的主张是对的。这次搞六十条，邓老办了一件好事。”同年 11 月，中央批转了邓子恢在闽西发出的试点调查报告，提供全国各省、地、县、公社党委参考。中央的批示要求各省第一书记，也带上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去做 10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

    随着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开展，邓子恢再次受到了冲击，遭受残酷的打击和迫害。毛泽东把注意力从邓子恢身上转开，全心而去操纵驾驭这场由他发起的“史无前例”的运动。两位中央苏区时的老战友的心隔阻着千山万水，近在咫尺不相亲。往事不再，病魔缠身的邓子恢只能将他在苏区时与毛泽东的情感化作温馨的回忆。

    1972年12月8日，邓子恢逝世，首都隆重举行了追悼邓子恢的大会，毛泽东为战友送了花圈。时任国家代主席的董必武写悼词：“崛起闽西有俊声，肯挑重担任批评；忠于革命忠于党，应是毛公好学生。”为邓子恢与毛泽东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情结划下了一个完整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