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语】：自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关于毛主席的谣言一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近些年以《炎黄春秋》、南方报系为主阵地，对新中国的伟大领袖各种造谣、污蔑、抹黑达到了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之地步。但是，这些谣言正在一个接一个被攻破。比如说，关于北京古城墙被拆一事，就有不少谣言：“一些书里说，毛主席希望从天安门上望下去，下面是一片烟囱”“如果听梁思成的话，北京的古城墙不拆，北京绝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城，但毛泽东大笔一挥……拆了……”然而，谣言毕竟是谣言，不可能长久存活。

    近日，上世纪50年代主持参与了分期分批拆除城墙的孔庆普出了一本书《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披露了当时的内情，也就为毛主席辟掉了一个谣。这事儿还真不是毛主席做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自己看了就知道了。

    孔庆普，1928年生于河北省高邑县，清华大学毕业。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任技术员，曾负责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门楼等古代建筑的管理和维护修缮工作。1952年主持参与了分期分批拆除城墙、城楼、箭楼、牌楼、门楼。　　

    【1】北京城墙是如何被拆掉的？

    新京报：一开始，你是在做北京市城楼的保护，然后开始维修。没过多久，就变成了要拆迁?

    孔庆普：1950年，我在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工作，负责桥梁养护与管理工作，以及城墙和城上建筑物等古建修缮管理工作。1951年春节过后，我指挥9名工人，组成了三个“城楼调查小组”，1951年4月，周恩来总理让政务院给北京拨了维修款，修缮城楼。1951年修缮完了七项工程以后我们报上了第二批的修缮计划，但一直都没信。到1952年5月份，得到的任务是——拆。就这么突然。是谁让拆的？后边才知道，是刘少奇。

    新京报：这个决策是怎样出来的?

    孔庆普：彭真为这个事儿，找了毛泽东，说不能把北京城一扫光了。后来毛主席说，党内的事儿我负责，那些事儿归少奇同志管。从那时候起，这个事儿就落到我身上了。就是拆。

    新京报：之前我是看一些书里说，毛主席希望从天安门上望下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孔庆普：下令拆的是刘少奇。1950年定规划的时候，梁思成提了一个意见，把政府部门集中在西郊新市区。那么，老区怎么办呢？老区跟外边得有联系，联系就得修路，修路还得拆，那城墙顶就得拆豁子。后来拆了豁子，城墙都乱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提出，出豁子以后城墙都分了段了，可以每段都盖一个公园。那道路怎么办呢?华南圭、单士元这些老同志们就说，这个老城里39万多人，生活必需品得要供应，生活垃圾都得往外排。

    【2】给城墙开豁口是老百姓生活所需

    新京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孔庆普：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城墙要保留下来。有人问那城里头40万人上哪儿去怎么办？他说解放前都行，现在怎么都不行啊？他不理解，解放前老百姓没人管，你没吃就没吃的，你倒垃圾爱怎么倒怎么倒。解放后就不行了，吃菜、吃肉，你排出来的垃圾，都得运进来和运出去啊。自来水也是这样，从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个推车，一边一个水箱，卖水。只有一个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供应政府机关。老百姓根本是吃不上自来水。那时候和煤球还得要黄土。黄土上哪儿弄去?上北城根儿。城墙根里头挖坑。马三立相声里头说过这些事儿，一车黄土卖几个钱。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不需要供应，也不需要帮他消纳。

    新京报：梁思成1950年2月就和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

    孔庆普：主要是解放后情况不一样。一是老百姓的生活逐渐改善。还有，战争一结束，人口增加也很快。而且中央人民政府住到城内之后，增加的人口也非常多。包括官员，服务人员，还有驻军、警察都增加了。这些人的生活垃圾、出行问题怎么办？然后，梁思成没词儿了。陈占祥先是跟着梁思成一块儿搞了一个梁陈方案，然后他变卦了。陈占祥主张，北京城他同意开城墙豁口，不开城墙豁口，变成一个死城不行。中央说了，要把北京变成一个生产城市，发展轻工业。这样的话，那城墙豁口就得拆，不拆不行。陈占祥一变，不同意开豁口的，就剩梁思成一人了。所以这样，这豁口，就基本上开定了。1950年10月11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战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内城东西北拆六个城墙豁口。这个在会上一说，谁也没有反对。梁思成在那儿，他也没反对。👉是谁封杀了《毛选》第五卷？看完你就明白了

    新京报：原来城墙开豁口还有这样的历史背景。

    孔庆普：从这儿一开始，一扒豁子，这老百姓说，行了。原来设计的时候，东边两个，北边两个，西边两个。后来扒豁口的时候，东边的豁口外边修木桥，东边两个是我做监工员。六个战备城墙一修完以后，到第二年，各个豁口的交通流量迅速增加，就把豁口修成正规路了。这一弄，老百姓建议开更多的城墙豁口，以连通城内外的道路。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对城区道路交通不畅的问题，综合了四条意见，市政府将汇报材料转给了建设局，要求建设局按道路规划提前分批逐步安排开辟更多城墙豁口工程。

    新京报：你们当时是否有计划要拆多少个豁口?

    孔庆普：那时候我们建设局拆多少豁口，拆多少条路，也搞了规划。第一批工程计划安排五条道路和五座城墙豁口。但是，方案交到都市计划委员会后，都委会几次开会都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主要是梁思成不同意。

    1951年1月下旬，吴晗副市长召开了开辟城墙豁口专题座谈会。1951年，开辟了东直门北小街、陶然亭、架松(劲松)三个豁口。1952年，又开了武定侯、左安门东、宣武门三个豁口。1953年开了永定门、陶然亭(扩建)、雍和宫、范家胡同、东总布、东直门、广安门豁口，以及二号豁口的扩建。1954年又开了白纸坊、费城门两座豁口。1955年开了朝阳门、安定门、广渠门北城墙豁口。1956年又开了龙潭湖城墙豁口。

    【3】梁思成同意拆除西便门城门

    新京报：开这么多豁口，梁思成一直不同意吧?

    孔庆普：1953年以前，要开城墙豁口，都需要经过都市计划委员讨论通过后，报市政府批准。每一次开会，梁思成就讲，“中央机关就不应该设在老城里”。后来，彭真市长生气了。在1953年6月，成立了一个首都规划小组，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小组设在动物园西边的畅观楼，所以，这个小组也叫“畅观楼小组”。以后，建设局有关开辟城墙豁口就不再报到都委会，直接报畅观楼小组审议后，由规划小组上报市政府。等于绕开了梁思成。梁思成生气了，他找副市长吴晗诉委屈。吴晗不但没支持他，还给他讲一些道理，说服他。这时候起，梁思成就没有说话机会了。北京的城楼，是1952年9月开始拆的。大面积、大规模拆外城城墙，是1956年开始的，到1958年就拆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