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了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1956年6月底，中共中央成立由刘少奇主持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报告的起草工作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刘少奇作为具体主持人，在报告起草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从内容到文字，对报告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1956年9月召开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是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八大作政治报告。
　　
    （2）刘少奇在报告中，正确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指明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发展生产力上来的战略决策，强调全党要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报告确定“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总方针，提出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一系列改进国家工作的目标，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并规定了相应的措施。
　　
    （3）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是八大路线的主要内容。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3、主持国民经济调整。
　　
    从1960年冬开始，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整。在整个调整时期，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第一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对此作出了杰出贡献。
　　
    调整工作首先从农村开始。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调整农村政策。为了考察农村实情，刘少奇带头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在会议结束后，带领调查组深入到湖南省长沙进行为期44天的农村调查。

    （1）关注万头猪场。
    （2）解散公共食堂。
    （3）找出困难项目。

    通过实地考察，他发现农村中存在大量问题，看清了造成农村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而不是自然灾害。在5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公开谈到，造成农业减产、工业后退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因此必须调整农村政策，要缩短工业战线、减少城市人口、加强农业和轻工业。
　　
    1961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有所进展，但成效不大。根本原因是领导干部中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已成为坚决贯彻调整方针的当务之急。为此，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召开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七千人大会提出一份书面报告，并作口头讲话。这个报告和讲话，实事求是地分析经济形势和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提出国民经济调整的原则措施。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这样到处套，全国总起来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三个指头，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刘少奇指出，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作中的错误，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观点鲜明，论证充分，通篇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起了重要作用。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去南方视察，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为了研究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刘少奇于2月下旬在中南海西楼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他在会上提出，当前国民经济正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的措施。会议同意陈云在会上所作的《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并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由陈云出任组长，统一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1962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确定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案。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讨论通过《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会上确定了几项重大举措：（1）坚决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在1961年已经下放1000万城市人口的基础上，1962年再下放1200万人。（2）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由384亿元减为67亿元，施工项目减少2/3以上。（3）缩短工业战线，关、停、并、转一大批企业。1962年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5％～20％。（4）调动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全面铺开，并且很快见效。当年底，经济形势开始复苏，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6.2％，刹住了3年连续下跌的势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消灭了连续4年的赤字。
 
　　1963年7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准备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认为：国民经济全面好转，但在农村等方面仍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还要花很大的力量解决吃穿用问题，必须用一段时间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当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确认了这一方针，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调整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推迟3年开始。

　　从196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继续调整成效显著。1965年初，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

　   从以上六个方面，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一）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刘少奇同志说：“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们的终身事业。”有了这个崇高追求和强大精神支柱，就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多次临危受命，在最艰险的地方挑最重的担子，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二）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刘少奇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统揽全局、缜密分析，采取和实施切实可行的政策。他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通过几十年的不断思考和总结，他锻炼出非凡的理论思维能力，观察问题深刻透彻，分析事物鞭辟入里，揭露矛盾尖锐泼辣。他善于总结经验，善于进行理论思考，把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并用来指导实践的发展。

    （三）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品格。刘少奇同志为人忠诚坦荡、光明磊落，敢于讲真话、讲实话，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同时他也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鼓励别人讲真话，坚决反对弄虚作假。他说，共产党员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没有任何私心，所以“他的错误缺点能够自己公开，勇敢改正，有如‘日月之食’。他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这是他一生为真理而奋斗的真实写照。

    （四）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廉洁奉公、无私奉献，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忠诚于党，对人民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几十年如一日。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把党和人民放在第一位，无条件服从党和人民安排。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精神和人民公仆本色。他每天工作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他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经常强调“不能乱用党和人民给的权力，不能搞特殊”。他教育子女经常参加体力劳动、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外出工作时，他总是同身边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不请客，不迎送，不准向地方提任何要求和接受任何礼物。这些平凡的生活细节充分反映出刘少奇同志作为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

    （五）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忠实勤务员是刘少奇同志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让人民尽快过上“富裕和有文化的生活”是刘少奇同志念念不忘的挂虑。他说：“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挂在心上。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人民公仆的丰碑！

    刘少奇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我们要永远铭记老一辈革命家为创建新中国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的伟大贡献。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刘少奇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更加蓬勃的活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前景。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阶段。我们肩负的使命神圣而重大，我们承担的任务光荣而艰巨。我们一定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

    （作者系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局长）　
 
    注释：
　　[1]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0页。
　　[2]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4页。
　　[3]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7页。
　　[4]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2、335页。
　　[5]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72页。
　　[6]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73页。
　　[7]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31页。
　　[8] 1945年12月7日刘少奇起草的中共中央致东北局并林彪、程子华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35页。
　　[9]　毛泽东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转引自《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13页。
　　[10]　毛泽东在1948年10月26日致刘少奇信。
　　[11]　转引自周恩来在《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上的批语，1948年10月30日。
　　[12]　《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7页。
　　[13]　《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0页。
　　[14]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8页。
　　[15]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4页。
　　[16]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8页。
　　[17]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9页。
　　[18]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9页。
　　[19]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10页。
　　[20]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09、214页。
　　[21]　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发表刘少奇《论党内斗争》一文所写的编者按语，1942年10月9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06页。　　
    《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