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再说高启云率地委、专署机关的电台部及《泰山时报》部分编辑人员，在南王庄东山与赵笃生、刘莱夫等人跑散，借着树木的掩护，顺着东山南坡跑进了下法山村。刚进村子，北山上大批的敌人冲下山来，高启云命令分散隐蔽。但敌人没有进村，而是绕过村头快速向南山奔去。高启云担心敌人返回村里突围就难了，他很快召集起所率人员向北山转移。当爬上北山的一个山头，吉山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听阵势敌人是有备合围而来。报社编辑部和地委电台部的同志都是非战斗人员，为了保护电台和编辑部人员，高部长缜密分析敌情后，当机立断，毅然决定沿着北山的摩云岭向东转移。摩云岭十几个山头，自西向东逐渐攀高，崎岖蜿蜒二十余里。当翻过第五个山头，远远望见相隔两个山头的霹雳尖上有日军的旗帜，高部长说“大家听我指挥，我们只有十几个人，敌人不容易发现，大家一定要借着树木的掩护，不要暴露目标，从敌人的缝隙里穿过去。”还未靠近霹雳尖，山头上十几个日军从南坡下山朝卧铺村走去，此时，吉山方向的枪炮声逐渐停了下来。同志们都急着下山去吉山看看，但高部长认为下山去无济于事，还是保护电台和编辑部要紧。在不停地转移中，他们沿着齐长城来到了博莱交界的风门道关，又顺山坡来到了坐落在悬崖边上的逯家岭村。天色暗了下来，高部长说：“不知道上王庄的印刷厂怎么样了，我们到那里看看情况吧。”于是，一行十几人摸黑下山来到上王庄，幸好印刷厂完好无损。印刷厂的邹明主任和经理部的燕遇明主任与上王庄群众一起为他们烧锅做饭。

    五

霹雳尖

当年石屋依旧完好

    在崖下村的西北沟，教导队一分队的同志大都壮烈牺牲。危急中指导员周钰被警卫员推倒在地，正好倒在堰根老百姓用来浇菜园的小水湾里，还没等他爬起来，身中数弹的警卫员也趴在了他的身上，幸亏头部没泡在水里……敌人开始打扫战场，几个鬼子朝着教导队成员的尸身上胡乱打枪。一个鬼子向周钰和警卫员连开三枪，第一枪打中了他的帽子，第二枪打在警卫员身上，第三枪打在他脸旁边的水湾边上，泥水溅了满脸。过了一会儿，敌人走远了，他用力掀开压在身上的警卫员，吃力地慢慢站起来，这时，两名教导队学员从河沟里的死尸堆里拱了出来。见教导员活着，两人高兴地哭起来。周钰说：“此地不可久留，敌人有可能返回来打扫战场，我们沿着北山岭向东，到淄川去找廖司令。”二人搀扶着周钰，借着地堰和树木的掩护，翻过几道山梁，申时赶到潘家崖村西南的一座小石屋。一位姓崔的大爷连忙把周钰扶进屋里。此时的周钰不仅腿部流血过多，口燥，而且一天水米未进，饥肠辘辘，难以忍受，便问崔大爷有没有吃的。崔大爷说儿子回家拿晚饭，估计快回来了。不多时，儿子从潘家崖村的家里带来了父子俩的晚餐——八个豆腐渣窝窝头和一小瓦罐小米粥。崔大爷说：“你们三人饿了一天了，将就着都吃了吧。”周钰说：“我们都吃了您爷俩吃啥呢？”崔大爷说：“你们在这里住一宿，等天黑了俺爷俩回家吃住。”第二天清晨，崔大爷又送来了十几个煎饼和小米粥。三人吃饱喝足了又踏上了东进的路。临行，崔大爷把顶门的木棍递给周钰：“孩子，拄上它借点力吧。”

    六

    当军分区机关人员分散突围的时候，机要科科长兼译电员陈成彦，用石头把电台砸烂，把拆散的零件扔入水中。他沿着山根跑向吉山村后山，没走多远，只见日军打着太阳旗迎面而来。他猫着腰，借着荒草的遮护，转而东北，攀登上山半腰的“蛤蟆嘴”。“蛤蟆嘴”是石灰岩和粒砂岩的交接处，经过上万年风化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中间逐渐向里凹进去，顶面的石盖很大，而中间又形成一个平台。陈成彦用力爬上平台，发现有一个八路军战士趴在里面。这时，又爬上来一个子，认得是军分区机关的卫生员小王。小王伸手够不着平台，陈成彦伸手把他拉了上来。 “蛤蟆嘴” 岩石的颜色呈土黄色，和他们旧军装的颜色几乎一样，在对面南山的日军根本看不出有人趴在上面。不一会儿，听见大石盖上面有日军喊话，他们屏住呼吸，紧贴岩根，趴在石板上一动不动……未牌时分，敌人开始放火焚烧河滩周围的秫秸团和谷秸堆，几个藏在里面的伤员被活活烧死，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皮肉味……

陈成彦藏身的“蛤蟆嘴”

    四、风萧萧兮嬴水寒

    吉山战斗后的当天下午，廖容标司令正带着军分区主力战斗在淄博的淄河流域，听到汪洋等同志牺牲的消息，他万分悲痛，连夜率三营三连赶往茶业区，途中在淄博瓦泉和杨峪之间与日军遭遇并被敌包围，廖司令沉着冷静，指挥部队迅速占领北面的山头，坚持等到天黑，从敌人包围圈的缝隙里突围而去，天明赶到茶业根据地。当走到崖下村东时，恰遇军分区参谋长刘国柱。刘参谋长说，他在向东突围时和大家跑散了，自己一个人躲进了崖下村北山沟里的一个堰屋里，晚上赶到潘家崖村，在一户崔姓老乡家住了一宿，今早下山打算到吉山村看看。廖司令和刘参谋长一道向吉山村赶来，刚到吉山村东，远远望见河滩里熙熙攘攘的人群，正在搬运八路军尸体……

    10月18日凌晨天还未亮，敌人突然吹响集合号，带上200多具日军尸体，匆匆向东朝着博山方向开走。吉山村的干部群众纷纷走向河滩及村北的山坡，寻找是否还有活着的伤员。河滩上横七竖八躺着八路军尸体，他们大部分是和敌人拼刺刀而死，鲜血染满了全身，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吉山村党支部书记李隆平带着几位村民来到河滩，仔细查看每一具尸体。他用手抚摸尸身的胸口，看还有没有体温。河滩中央的大石旁躺着十几个，其中三个重叠在一起，李书记逐一翻过来查看，发现最下面一个不仅有体温而且还有脉搏，他立即派人送回村里抢救。（经过一天一夜的救护，此人苏醒了过来。他叫国都君，是军分区秘书处秘书。10月17日清晨，军分区机关与一营一二连在向东撤退的时候，他身上带着重要的机密文件。在吉山村东遭到敌人伏击后，为了藏文件，他随部队来到河滩一块大石头旁，想把文件埋在碎石下面。就在他刚要低头扒沙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肩，另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右腿，鲜血刷的流了出来。他忍着疼痛，趴在沙滩上拼命在大石头旁扒了一个洞，把文件塞了进去，随即埋好。刚要起身，两个中弹倒下来的战士先后压在他的身上。他想抽腿翻身，但被死死压住的右腿痛彻心腑……战斗结束后，敌人开始清场，朝着战友们身上扎刺刀，他虽然被压在下面也未幸免，大腿上重重挨了一刀。他再也支撑不住，昏死过去……）

    天已大亮，向战场赶来的人越聚越多。吉山联防队的队员们带领村民满山遍野搜寻伤员，又有三位幸运的教导队成员从北山抬了下来。刘莱夫、高启云他们赶来了。赵笃生率地、专机关赶来了。茶业区区委、区政府、妇救会也来了……赵笃生安排把伤员火速送往设在刘白杨村的战地医院……

    见到廖司令率三连赶来，人们围上来痛哭失声。刘莱夫和廖容标这对患难与共的老战友紧紧地抱在一起泣不成声……茶业区委书记邢德握住廖容标的手哭道：“如果你和主力部队在，小鬼子咋能这样猖狂，咱队伍咋能吃这样大的亏啊！”

    廖司令高声喊道：“乡亲们，同志们，眼泪救不了战友，更吓不倒敌人，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大家听我指挥。”他面向邢德：“请邢书记安排十几个熟悉地形的人，配合三连一排布置岗哨，各个路口和四周布防要严密，外围岗哨要在十几里以外，防止敌人反扑。”等警戒人员分散出发以后，他对赵笃生、邢德等人说：“现在我们分头行动，机关部队人员和当地干部群众搭配分成若干组，分散寻找烈士遗体，决不能漏掉一个。”

    地专机关的人在南山坡地堰跟的大石旁，找到了汪洋政委的遗体。廖司令及干部群众都围拢过来。明白人一眼看出，汪政委是用自己的手枪自尽的。子弹是从头的右边打进，左边打出，见者无不泪如雨下，悲痛欲绝。廖司令抱着汪洋尸体嚎啕大哭。

    当天下午，从不同方向抬回来的烈士遗体排满了河滩：教导营营长石新、一营营长赵钧、军事队长田广林、军区保卫科长孙玉山、供给处长刘述坤、一营副教导员刘汝高、地委宣传科长李凯军……廖司令和赵专员安排把遗体按部队、教导队、地专机关、地方武装分类，一是方便统计，二是便于确认烈士身份。根据确认，部队指战员169人，教导队61人，地专机关7人、地方武装民兵26人，共计263人。地方民兵大部分是在救援的外围与敌人战斗而壮烈牺牲，在我军遭受日伪军围困的严峻情况下，他们义无反顾地冲向敌人。其中上宅科村民兵队长李常才的牺牲尤为壮烈（《泰山时报》记者方正的夫人王庆芬从泰北找来，由于地形不熟，误打误撞来到了上宅科村。第二天天刚亮，李队长刚打算送王庆芬去刘白杨村见方正，两名民兵急匆匆跑来报告：“队长，咱村的北山和东山发现好多鬼子，满山遍野都是。”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李队长大吃一惊，他对两名民兵说：“你俩领着这位姑娘到南坡的堰屋里躲一躲，我去组织疏散群众。”

    李队长发现鬼子根本没有进村的意思，每一队都快速向西跑去。还没等群众疏散完，就听见村西枪炮声大作。听动静好像不止一处，大约从村西的桑科村到十里处的吉山村，到处都有激烈的枪炮声。尤其是机关枪的“哒哒”声传得很远。

    李队长紧急集合民兵打探情况，他率领十几个人到达南坡峪，找到王庆芬她们，王庆芬本是泰北区的妇救会会长，此时正在和民兵疏散隐蔽群众。一民兵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泰山军分区机关及教导队被敌人包围在了吉山峪，到处都是日军。区联防队派人来通知各村，要保护好群众，防备敌人烧杀各村。”李队长安排部分民兵将群众转移到南山峡谷的树林中，自己带领十几个人去支援部队。王庆芬也拔枪跟随。李队长说：“你还是跟随群众转移吧，事后我再带你去找方正老师。”王庆芬边走边说：“放心吧李队长，我大小也参加过几次战斗，不会拖你们的后腿。”

    他们刚到桑科村西，发现大批日军继续向西压缩，战场逐渐缩小……他们顾不了许多，慌忙从敌人背后开枪。敌人好像知道背后开枪的是小股民兵武装。只分出十几个日军调头应对，其余大部队继续西赶。于是十几个民兵与十几个日军在桑科村西的河滩上展开激战。不一会儿，民兵的子弹打光了，李队长只好命令撤向东南峪，日军穷追而来。爬上一个小山坡，李队长命令副队长带领大部分民兵撤退，自己和另外两名民兵留下来阻击敌人。王庆芬坚决要求留下来，李队长大声对副队长他们说：“你们几个把她抬走，她是方正的爱人，你们一定要完整地把她交给方老师。”王庆芬把枪顶在胸口说：“我也是抗日战士，你们这样做不公平。我意已决，不然我就死给你们看。”李队长无奈，只好同意。这时敌人已经爬上山来，密集的子弹射了过来，李队长猛地把王庆芬推到在地，自己也随之倒了下来。另两名民兵把仅有的两颗手榴弹投向敌人，“轰轰”两声炸倒了五六个，剩下的几个日军一看害怕了，掉头向山下跑去。王庆芬看见李队长倒在地上没有起来，赶忙上前去扶，却发现鲜血从李队长的后背涌出。她急忙用手按住枪眼。李队长用尽最后的力气说：“没用了，也没帮你见到方老师，要…要靠你自己了，教导队和军分区遭敌包围，凶多吉少……战后去上王庄的印刷厂打听，或许能找到……”说着他头一歪，在王庆芬的怀里闭上了眼睛。王庆芬痛哭失声……吉山战斗后的一天，方正和王庆芬去了一趟上宅科村，来到村东北的山上。朝阳的山坡上一座新起的坟茔是那么醒目，墓碑上清晰地写着：抗日烈士李常才之墓。王庆芬趴在坟上放声痛哭……以后的几年里，他们每逢清明都来为李常才扫墓。）

    10月19日，在地方党政人员及群众的帮助下，237具烈士遗体（26名民兵回村安葬）分别安葬，教导队成员葬在吉山村东北的山沟里，军分区机关及一营一二连干部战士葬在吉山村南尤家峪沟口的洼地里。群众早已挖好了坟墓，他们把家里炕上铺的席子拿来，卷起烈士的遗体放进墓穴。几个木工师傅连夜赶制出两口桐木棺材，把汪洋、石新的遗体放进去……原本荒草丛生的洼地变成了一片崭新的墓地，一块块写着烈士英名的木牌庄严肃穆，拍人心裂。廖司令抚摸着烈士们的碑牌，想起战友们跟他出生入死的情景心如刀割，痛哭失声。

    吉山战斗，我方500余人经历被动的战斗过程，除263人（包括民兵）牺牲以外，其余200多人成功分散突围或受伤后被救治。所有人员无一人变节投敌，表现出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武装的纯洁性和坚定性。壮怀激烈，虽败犹荣。

    吉山战斗，是山东抗日根据地鲁中地区抗战中最惨烈的一次战斗，伤亡重大，损失惨重。其中，教导队军事队的60余名部队指挥员，全是泰山军分区八路军主力部队的精英。日军在这次扫荡中，目的是彻底消灭我泰山区抗日机关和武装，所以他们参战的部队5000余人全是日军，他们唯恐伪军部队中有我方的地下人员，怕走漏了消息，并在战前做了充分的准备，说明敌人志在必得。这次战斗，我军主要是指挥员犯了麻痹错误、大意轻敌，没有及早做好充分的准备，虽然毙敌200余人，但在整体上来说，我方损失更大。正因如此，在建国后的我军战史上，几乎看不到对这次战斗的详细记述，在幸存者的回忆录中，大都是个人经历的一些片段。我们要直面历史，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教训更值得总结。我党的战争史上，“弃新野”，“走麦城”的例子还少吗？我们不正是在不断地失败中总结经验，才成熟壮大起来的吗？

    1945年4月初，泰山区地、专、军会议决定，以淄川县为主导，茶业区为主体，在吉山村西的钓鱼台修建“抗日烈士纪念碑”，动用人工上万人次，历时五个月，至8月底竣工，命名“汪洋台”，将263位烈士英名镌刻其上。廖容标、欧阳平、高启云、武中奇、薛玉、李元荣、李念林、刘中和等党政领导题字纪念。与此同时，将分散在几处的烈士遗骸移葬至汪洋台北的洼地里，此处依山傍水，风景秀丽，距汪洋台不足30米。1977年，茶业人民公社重修汪洋台。1987年在距汪洋台60米处的南山建“钟效培烈士纪念碑”，碑文由高启云亲笔题写。1999年，茶业口镇政府投资50万元再次重修汪洋台，在汪洋台东南50米处建64平米“抗日烈士纪念馆”。在墓地北山顶塑汪洋汉白玉雕像，从墓地至雕像修建石阶恰巧323级，代表着吉山战斗中壮烈牺牲的323名将士。

    自1945年至今，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汪洋台”共接待前来瞻仰、扫墓、受教育者达60余万人次，听取当年吉山战斗的亲历者——“红色卫士”李隆春，“吉山战斗”报告1000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