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李元凯牺牲七十八年后的今天，父亲的烈士证，历经近三年各级组织的审核，终于簽发下来了。手捧这张迟到的烈士証，我不禁思绪万千，潸然泪下。

    七七亊变以后，我的父亲李元凯受党组织之托，怀着对党的庄重誓言、对人民的威严承诺，携全家老小从博山回到故乡莱芜市苗山镇南峪村。迅即在南峪村成立了农民自卫团，并自任团长兼总教官，组织我党农民武装，带领民众，抗击日寇。

    父亲回乡，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担任我党地下交通员。他以作小商贩为掩护，为我党及八路军单线联系日占区博山。他利用贩盐和茶叶、油等作掩护，游走于博山和莱芜常庄之间，为八路军购买、运送武器和部队紧缺物资，以及我部队急需的医药用品。

    一九四〇年春，父亲运送枪支到莱芜。但在尚未交给组织之际，被当时锄奸团抓获的刘二子在南峪村乱指认人时碰见，就説了一句，“这不，还有他”。随即，不容分说，李元凱被五花大绑押去了杓山。但在审查中，除二流子刘二子说和他是一伙的之外，再未找到李元凱的任何问题，于是，当晚即要放人。此后，锄奸团又听说前几天被抢毙的我兵工厂书记孙云生死前就吃住在李元凱家，而主观臆断，草菅人命，认定李元凱肯定和孙云生是一伙的，是汉奸托派，在第二天一早，将人杀害。当我党因迟迟未收到李元凱从博山运回的枪支而找他时，才知人己不幸牺牲。

    李元凱被害二个月后，就由我党甄别后，派常庄区指导员徐健民带着八路軍敌工部的人找到其妻张再兰为其平反，定为烈士。为了保护博山这条秘密交通线，平反不能公开进行。由八路軍敌工部的同志和徐健民代表组织向其妻张再兰秘密宣布，並请張再兰向组织提出要求。母亲张再兰是一位坚强女性，深明大义。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时刻，她仅向党提出请党接纳她本人和几个未成年的女儿都参加八路军，替她们父亲完成把日寇赶出中国的遗愿。

    其后，英雄母亲张再兰把女儿们叫到一起，向她们庄严地宣布了她的决定：“为了继承你们父亲的遗志，为了让你们去完成你们父亲对党立下的誓言和承诺，我要把你们都交给共产党、八路军。我要把家全处理掉，帶着你们的小妹妹，也到抗日前线去。孩子们，你们永远记住，为了你们的父亲，为了继承你们父亲的信仰，打不垮鬼子，人民没过上好日子，你们永远不要回家！从此以后南峪村再没有咱这戸人家。八路军、共产党就是你们的家！”尔后，母亲张再兰弃家抗日，以一斗谷子将老宅、薄田及全部家产出让干净，毅然把四个尚未成年的女儿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其中，除二女屏林继承父志，参加区上工作外，其它三个女儿均参加了正规的八路軍。母亲自己则带着只有三岁的小女儿---我，到了沂蒙山区，参加了八路军的粮站工作。在部队中，她曾历次被评为模范，亊迹多次登上边区小报，被誉为“八路军指導员妈妈”。一九四四年初春，母亲带民伕向前线送干粮时，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英雄母亲张再兰被定为烈士，並葬于沂蒙山的高湖烈士陵园。一九四五年冬，尽管部队还很困难，但还是按照她生前遗愿，经霍士廉亲批，八路军派员从沂南县高湖烈士陵园，村村接送，抬棺近三百里路，将其移送回故里南峪，与同为烈士的丈夫李元凱合葬在他们共同战斗过，並深深热爱着的故土南峪村。此间被派执行该任务的老红军常万富，爱上了作为家属参加此次任务的大姐李美秀，並于一九四六年春节，在霍士廉的红媒及証婚下，喜结伉俪，成为了我大姐夫。

    父母牺牲后，成为战争孤儿、年仅六岁的小女儿，我被党组织送入“八路军沂蒙山抗日烈士子弟小学”，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成长。

    至今我深深遗憾的是，我们姊妹五人，没有一张父母生前的照片，我不知他们长的什么样，我曾多次问姐姐们，他们只记得父亲的高大英俊，母亲的姣小瘦弱，四十一岁和四十岁就分别牺牲了的父母的脸庞是那样的模糊，无人能清晰瞄绘出来，有形无影的父母形像在我腦海中无数次的盘旋、迴盪，我多想在他们的英雄碑上贴上他们的照片，多想在我腦海中留有他们的影像，现代科学的进步能用我们五姊妹的照片还原出一张父母的照片吗？我苦苦寻觅、期盼！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为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颁发了“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战争的幸存者李元凱和张再兰的大女儿李美秀和三女儿李美林均获此殊荣。而他们的二女儿李屏林在父亲定为烈士后，当即参加革命，並在一个月后即入党，同时与徐健民结婚，徐健民成了我的二姐夫。二姐在一九四一年日本鬼子制造的“南峪元旦惨案”中，为抢救区委的文件，被日本鬼子俘虏，为挽救同时被俘的七个妇女，挺身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干部，作为政治犯，受尽折磨，并由博山转押入青島监獄。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接受了青岛，又以她是“政治犯”为由，继续关在狱中。直至一九四七年我党把青岛解放，才被营救出獄。此时的二姐，历经七年的炼獄，已从一个生龙活虎的十五岁的小姑娘，被摧残地失去了原形，失去了工作、生活和劳动能力，于一九七六年病逝。十五岁的四女儿李美兰和十七岁的三女儿李美林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作为部队骨干，隨罗荣桓进军东北，分别参加了鞍鋼日陆军总院和辽阳陆军医院的接收工作。后分別编入东野四十军和四十一军。美兰于一九四八年牡丹江战役中牺牲，时年尚不足十九岁，至今安息在吉林的图们烈士陵园。美林则隨四野四纵英勇南下战斗，经塔山，北平直逼进广东。参加革命以后，四个女儿都严遵母训，几个姐姐均在十五、六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並自参军以后，除大姐李美秀于一九四五年冬经组织安排送毋回南峪与父合葬外，再无人回过南峪。直至一九九〇年，大姐李美秀才在参加八路军五十年后，首次返回故里。在看到家乡还很困难时，她带领妹妹及子嗣们倾情捐钱、捐物，助家乡修路、打井、兴建小学。更加不忘初心，倾尽全力兴建了“莱东抗日战争纪念馆”，不幸于二〇〇七年病倒，成植物人达十年之久，于二〇一七年辞世。其小女常青在母病以后，又接过母亲李美秀的班，在莱芜市政府的帮助下，倾尽全力，终于在二〇一五年使纪念馆落成、开馆。

    二〇一五年，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组织了隆重的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纪念活动期间，我也荣幸地代表我家应邀参加了莱芜市举办的纪念活动，并出席了“莱东抗日战争纪念馆”和“鲁中抗日战争纪念厅”的开馆仪式。在此过程中，我意外发现，南峪村49个烈士中，只有我的四姐李美兰，而没有包括我的父亲李元凱和母亲张再兰。在市民政局负责同志提出把我父母的遗骨迁往烈士陵园时，又发现因在“肃托”烈士名单中没有我父亲的名字而无法办理。这一情况，令我十分震惊。历史的事实表明，为抗战牺牲的李元凱和张再兰在他们牺牲的当年，党、政府、军队和人民就给予了他们充分肯定和极大的荣誉。在李元凱牺牲以后，共产党、八路军接收了他的遗孀张再兰和只有十一岁、十三岁、十五岁和十七岁的四个女儿参加了八路軍。张再兰在职时，解放区日报上曾三次登載其模范事迹；张再兰殉职以后，党和政府又在极端困难的战争年代为他们哺育了遗孤，将他们最小的女儿送到抗日烈士子弟小学，一直抚养到大学毕业。